清朝初年，在全国设立了14个驻防将军，除了比较常见的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在四川也设有成都将军。成都将军设于乾隆年间，起初权力极大，清政府明确规定成都将军为金川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同时成都将军除统帅蜀地八旗、节制川省绿营外，还被赋予统治地方的行政权力，到了晚清，部分权力归于四川总督，影响力逐渐落化。

玉昆是在成都执政的最后一任将军。玉昆将军没有八旗武将的叱咤威仪，他仪态雍容，举止沉稳，一身书卷之气。将军思想开放，目光敏锐，顺天应时，力挽狂澜，成就了一番千秋伟业。

玉昆字石轩，满洲镶红旗人。其出身低微，原为庆亲王奕劻家的包衣奴才。包衣是满语，指服务于皇室和宗室王公的世代奴仆。

玉昆虽是包衣奴才，却紧靠权力中心。他家的主人奕劻，在清末一直是权势熏天的人物。1903年，奕劻为首席军机大臣；之前一年，玉昆出任凉州副都统，品秩为正二品。所谓炙手可热正是此意，把手伸出去，就能感受到权势者的热力辐射和带来的温暖。

1909年，玉昆成为最后一任成都将军。此时，距保路运动事起、满清政权覆灭也就两年多时间。不过，与他那以卖官鬻爵著称的主人奕劻恰恰相反，玉昆倒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凭借有限的权力，为在成都的满人甚至全成都人做了几件大好事，赢得了身后名。

当时清政府取消了各地旗兵享有的旗米供应特权，并且大量裁汰旗兵，成都满城内不少旗人没有一技之长，生计困难。同时同盟会、哥老会都在图谋反清，满汉矛盾日益加深。

为缓解日益加深的满汉两族矛盾，替部分生计困难的满族、蒙古族旗民谋出路，亦为改善城市面貌而想到修建公园之举。

经一番筹划，玉昆把将军衙门（今金河宾馆）外边南面原为备荒用的稻田、菜畦及原正蓝旗所用的马棚与附近一些旗民的住宅，包括正蓝旗驻地的永平胡同（约人民公园原游泳池一带），把衙门东边荷花池的一角（在今祠堂街南面）、东抵今半边桥、南邻今小南街统划作公园范围，再引金河水蜿蜒曲折而贯穿全园。

公园头年开工修建，次年即竣工。当时就叫公园，并无名字；后来人们因其地处少城，又是满族将军创建，遂称之为少城公园。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才改为人民公园。

园内建有陈列馆，陈列有汉砖、明清铜铁大炮、古石碑等，设有永聚、同春两茶馆。荷花池上建有船形餐厅，名曰聚丰园。 园内还建有浴池，名叫龙园；又有一个戏园，叫万春茶园。玉昆让一些旗籍人员承办园内的茶馆、戏园、浴池和餐厅，以解决部分旗民的生计问题。

公园成人每张门票二十文，儿童每张门票十文，所得收入也全部用于没有生活保障的旗民。

公园进入不限民族，任何人都可随意入园游玩，长期隔绝的满、汉两族在园里接触增多，彼此往来，互相了解，民族矛盾得到缓和。

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省境内保路运动事起，直接引发辛亥革命，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背景下，成都满城作为一个独立王国也不可能保留了。

清政府不顾民意，硬行将已交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却又并不退还民间投资，保路运动因此而起。其实质，在于保卫私有财产不被随意掠夺，但发展到后来，尤其是武昌起义之后，实质上也带追求民族独立的性质，并成为对自秦以来近两千年的大一统专制的总清算。

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组成保路同志会，推举立法机构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分别担任正、副会长。

见场面越来越难以收拾，四川总督赵尔丰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除掉风潮的领头者。9月初，在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被诱捕之后，成都将军玉昆赶去拜访四川总督赵尔丰，力主不可杀人。他认为蒲、罗等是正绅，争路事非叛逆，主张加以释放；并表示，在此事上不会跟赵尔丰会衔上奏。此时的成都将军，权力已远不能跟四川总督相比，但在政治地位上仍然高于后者。地方上的最高官员总督与巡抚给清廷的重要奏章上报时都得有将军的副署，否则就不得上奏。因此没有成都将军的支持，赵尔丰就无法上奏。蒲殿俊、罗纶等人得以免于一死，为后来留下了和平的种子。

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等人后，数万成都人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保路领袖，却被射杀三十余人。和平示威最终演变为武装大起义，四川人民已决意要推翻满清的统治了。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27日，大汉军政府成立，标志着满清在四川的统治正式结束。如何保证成都里两万多旗人的安全，成为摆在玉昆面前的难题。

此时的满城内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旗人的惶恐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在很多有八旗驻防的城市，如西安、太原、镇江、南京等，都发生了针对满人的民族仇杀。

西安的起义带有明显的排满性质，以新军和哥老会为主力的革命军自称“秦陇复汉军”。10月24日，革命军攻破西安满城，并将其付之一炬，西安将军文瑞赴井自尽。当时的西安满城内的两万旗人，城破后死亡近半，井中塞满了自尽旗人的尸体和奄奄一息者。

武昌虽然没有八旗驻防，但生活有数量不少的满人，湖北新军中约有十分之一是旗人。这里是反清的最前线，湖北军政府发布《宣布满清罪状檄》，列举了其驻防、屠杀、焚书、苛刑、蓄发等八条大罪。在10月13日的禁止进一步报复满人的公告出来之前，数百名满人被杀，扎、包、铁、布四姓大的满人家族几近灭门。

为了躲避灾祸，满人妇女纷纷改装换面，她们脱下旗袍，穿上汉人女性的服装；剪去长发，像汉女一样盘起发髻。然而，有两样是改不了的，一是天足，二是口音。在大街上的盘查中，人们被要求念“六”这个字，如果将舌边音念成了鼻音，便会被当作满人杀死。

当年八旗兵入关，对反抗者进行了血腥屠杀，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如今报应在其子孙。

如此局面之下，成都满人的恐惧可想而知。满城内，有人将家里喂养的鸡鸭宰了，准备饱餐一顿后跟汉人拼个鱼死网破。而八旗军中，当时还有三个营的士兵持有枪械。所幸的是，当时满汉双方的高层却表现出了开明的心态，拿出了智慧的处理办法。

旗人士绅赵荣安，跟军政府副都督兼招抚局长罗纶是同期举人，也曾在咨议局共事。罗纶在赵的引见下，见到成都将军玉昆，表达了和平愿望，玉昆当即赞同。

在局势混乱之时，让家人远离战乱是人之常情，罗纶却做出了一个与之相悖的举动。他将自己的家眷送进了火药桶一般的满城，住在赵荣安的亲戚家中。不得不赞叹，罗纶是心中有大仁大爱之人，将亲人作为人质送入险地，图的却是拯救异族人的性命。

一波三折。前四川总督赵尔丰在交权于大汉军政府之后，依然暗中捣鬼而被斩首，让旗人的惊骇又进了一步——赵尔丰是汉军正蓝旗人，从族属而言是汉人，户籍却是旗籍，无论如何他是清朝廷在四川的政权代表。

此时，玉昆再一次出场。在赵尔丰被杀之后，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他在满城内西较场集合士兵，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而罗纶送家眷入满城的举动，无疑是最终起作用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有目击者声称，确在满城内东门街见到罗纶家属，旗兵们于是安下心来，将手中的枪支在地上架好，交给军政府。

赵尔丰

当然，在旗兵缴枪之前，双方其实已经谈好了条件。除了保障其生命安全之外，主要条款还有：

其一，军政府给满城内的旗人房产发放住房管业证，表明不会剥夺旗人的房产。有了这种房屋产权证明，旗人的房产可以自由买卖。事实上，这之后即陆续有汉人购买房产搬进满城，满人卖出房产搬进汉城。

其二，给旗兵一次性发放三个月的饷银，共发放半年，解决其短期生计。实际，军政府的财政极其困难，要拿出这一笔钱也并不容易，毕竟，导致赵尔丰被砍头的“成都兵变”，起因之一即因为对汉军士兵的军饷拖欠。

其三，拨20万银圆建立生产机织线袜、毛巾的同仁教养工厂，招收旗人进厂学艺。工厂取名同仁，立意一视同仁，也算是对慈禧那道允许满汉通婚的“一视同仁”懿旨有了进一步的发扬。工厂所在地，位于满城西城墙内侧，即今日窄巷子西口隔下同仁路对面一带。

发放半年饷银，是授人以鱼，而开办同仁工厂，则是典型的授人以渔了。靠劳动谋生虽然劬劳，但选择的自由却让生命有了多种可能。旗人在满清政府覆灭之后，反而获得了自由择业的权利，不免让人感慨。

作为清朝廷在西南地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末代成都将军玉昆，他的出身并不高贵，拥有的真实权力并不太大，却在有限的任职内，干成了修筑少城公园、和平解决民族冲突两件大事，避免了民族仇杀，可谓功德在兹。

在办完最后一件大事的四个月后，玉昆将头发剪去一半，愀然北归。对于这位曾经的对手，四川都督府（由大汉军政府改组）给予了极大的尊重。正副都督联名致函中华民国大总统及相关各省，言明玉昆深明大义，为旗汉人民所感佩，请沿途予以保护。

玉昆将头发剪半的举动，也颇有意味。一方面，改朝换代，蓄辫子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性命之虞；另一方面，对于给予了他高官厚禄的清朝廷，他也是感激涕零，念兹在兹。

1644年清军入关，强推蓄发令；1911年11月27日，大汉军政府成立，明令剪发。267年，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