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蔡松坡电文稿》抄本抄录了蔡锷1912至1913年间的电文稿184篇。经多方查考，其中有部分电文已被对方收译，电文内容与史实相符，且部分电文中还有特殊暗记。这些不仅可证明其真实性，而且绝大部分还是新发现的蔡锷佚文，对于丰富蔡锷文集的内容，扩大蔡锷研究的视野，提升蔡锷研究的水平具有较大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重 要 价 值

既然《电稿》中所抄录的蔡锷电文已被证明是真实的，那么除8件为已出版的蔡锷文集所收录之外，其余176件均为新发现的蔡锷佚文，从而使其具有以下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第一，有利于丰富蔡锷文集的内容。蔡锷逝世之后，虽然有多部文集问世，但由于各种原因，遗漏较多。《电稿》所抄蔡锷佚文176篇，其中，1912年度12篇，1913年度164篇，相当于曾业英所编《蔡锷集》篇目总数量的14%。为蔡锷文集增添了一大批新的内容，为完善蔡锷文集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些新发现的蔡锷佚文，已分别编入笔者编纂的五卷本《蔡锷全集》书稿第二卷（1912年）和第三卷（1913年）之中，将随同笔者新发现的其他大批蔡锷佚文，适时与广大读者见面。

第二，有利于扩大蔡锷研究的视野。《电稿》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反映蔡锷督滇时期内政外交的举措和与各方的联系，从而有效地扩大了蔡锷研究的视野。

例如，人们从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中所知蔡锷在督滇期间指导和布置云南各地具体工作的电报很少，而《电稿》第一册抄录了蔡锷1912年12月到1913年4月间发往迤东、迤西、迤南各属的电报60余件，内容涉及云南的内政外交，在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人们对于蔡锷督滇期间的事功和民国初年云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和工作的了解与认识。

又如，《电稿》第二册抄录了蔡锷督滇期间致外省的电报20余件，记载了蔡锷督滇期间与外省往来联系的情况，反映蔡锷对于当时国际国内相关事件的看法和态度，拓展了人们对于蔡锷在民国初年相关思想及实践的认识。

再如，《电稿》第三册中抄录的蔡锷于1919年3月初就滇省派代表出席清隆裕皇太后哀悼大会的一组电报，首次披露了蔡锷对隆裕皇太后的评价以及对隆裕皇太后哀悼大会的重视。

此外，《电稿》中还抄录了大量蔡锷致黄兴、段祺瑞、冯国璋、阎锡山、胡景伊、唐继尧、龙济光、陆荣廷、尹昌衡等人的电稿，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对于蔡锷与相关人物交往的认识。例如，《电稿》第二册中蔡锷在致阎锡山的《复太原电（二年六月二日）》中，对于阎锡山面对“蒙匪南犯”，“督师北征”之举，表示“翘企旌节，伫盼捷音”，反映了蔡锷希望征蒙、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思想。他又在《复太原电（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对阎锡山说：“京中各方面叠电敦劝均经婉辞并举贤自代。时局稍静，□□□□，拟入京一游，借观政局，时或迂道入晋与公作落日谈也。”这说明当时蔡锷被中央看好，有进京高就之机遇，也为3个多月之后的离滇入京之行作了铺垫。

所有这些，必将拓展学界对于蔡锷以及民初云南政情的研究视野，并为相关研究的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第三，有利于提升蔡锷研究的水平。《电稿》为蔡锷及相关研究提供了大量此前鲜为人知的新资料。这些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利于推进蔡锷及相关研究的深入，进一步提升蔡锷及相关研究的学术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更正现有蔡锷文集中的讹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现已出版的蔡锷文集中存在诸多讹误，从而影响了蔡锷研究的质量和水平。而《电稿》中所抄原稿可用来与已出版的来自不同渠道的蔡锷著作参校，以修正后者在电报收译过程中产生的错漏，为蔡锷文集提供正确的版本，避免在蔡锷研究中因史料的错误而导致失误，进而提升蔡锷研究的精准性。

例如：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中有录自北京《亚细亚日报》的《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3年4月14日) 》，但经与《电稿》第三册中所抄《复北京电(二年四月十四日)》原稿比校，前者文前漏掉了“国务院真电敬悉”一语。此外，前者文中亦多错漏，如“乃奸人乐架造蜚语”之句令人费解，经查，《电稿》原文为“乃奸人乐祸，架造蜚语”。这样就通顺了。

又如，《蔡锷集》中有录自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所藏北洋政府档案的《致袁世凯暨参谋部陆军部电(1913年8月26日)》一电，其中有“查泸州分防永川、隆昌，左安队叛变属干禁”和“已由成都派□毛铸蒙中顺庆□规定进”之语，均多不通和难以理解之处。经与《电稿》第四册中所抄《复北京电(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原稿比对，这两句分别为“查泸州分防永川、隆昌之左纵队叛变属实”和“已由成都派一支队集中顺庆，进规定远”。这就改正了前者中诸多误。

再如，《蔡锷集》录自北洋政府档案的《致袁世凯暨参谋部陆军部电(1913年9月1日)》中有“泸军在隆昌左栩畴附和乱党一事”和“熊逆暨左栩畴叛军共五营”之语，其中两句中的“左栩畴”令人费解。经与《电稿》第四册中所抄《致北京电(二年九月初一日)》原稿比对，“左栩畴”均为“左纵队”之误。又查周骏8月30日电中有“熊逆军暨本军左纵队叛军约五营,于二十八号由胡市通滩集中下驶,夜袭泸城” 之语。由此可证，《电稿》中所抄原稿是对的。

二是补充既有蔡锷研究史料。《电稿》中所抄电稿，可为既有的蔡锷研究补充新的史料，使相关研究深入进行，从而得出更加准确和完善的结论。

例如，关于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学界以前虽已有研究，但由于既有的蔡锷文集中蔡锷在此期间的文电仅10余件，很不全面，对于当时的情况尚多有不知，因而这些研究并不全面和完善。而《电稿》第四册中所抄录的蔡锷在“二次革命”期间的电文就有80余件之多。这些正确、完整的史料，必将使这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成果更加全面和完善，结论更加符合史实。

又如，关于蔡锷与黄兴的研究，学界以前也有研究，《电稿》第三册所抄录的《致天津电(二年四月十一日)》中，蔡锷在对宋教仁遇刺“同深悲愤”的同时，对于黄兴“频于入险，幸获安全”，感到“天相吉人，差为一慰”，并表示“我公身系天下，安危尚希戒切垂堂，为国珍重”，表达了对黄兴的深厚关切之情，为深入研究蔡锷与黄兴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史料。

三是开拓新的蔡锷研究领域。在既往蔡锷研究中，由于史料不丰，研究领域尚不够宽广。《电稿》的发现，为蔡锷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历史资料，为开拓蔡锷研究的新领域，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例如，对于民国初年蔡锷反对外蒙古独立的思想和实践，学界鲜有研究。而《电稿》第一册中所抄录的一组蔡锷复楚雄、鲁甸、东川等地的电文则忠实地记载了远在云南的蔡锷对于外蒙古封建领主叛国和俄国入侵外蒙古的形势高度关注，坚决主张征蒙，并得到了云南各地军政长官的积极响应，纷纷致电蔡锷，或志愿北上征蒙，或请求减月俸助饷，蔡锷则一一复电，或嘉赏他们减月俸助饷的爱国热情，或命令他们策励士心、静候消息等情况，为研究蔡锷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又如，清末民初，云南是毒品危害的重灾区。《电稿》第一册中所抄录的一组电文，记载了蔡锷督滇期间一面派兵分头查铲，一面严饬各地严格执行相关规章，禁种、禁运、禁吸，同时并进，期于除毒务尽的禁烟措施和决心，为研究蔡锷督滇期间的禁烟思想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再如，清末民初，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是对外交往的重要门户，而《电稿》第一册中所抄录的一组蔡锷关于云南境内涉外事件的电报，如《致丽江电(二年四月初十日)》，令大理和永北厅驻军迅速解救被华兰县教民围困的法国主教金梦旦并护送至省，以避免外交纠纷；《致麻栗坡电(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令当地军政长官密切关注法兵勘界动向等等，为研究蔡锷督滇期间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第四，为历史文献学研究提供了成功的案例。本案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比较法，经多方考证，成功地确定了《电稿》的真实性。其研究方法和实践，丰富了历史文献学研究理论和实践，对于相关研究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总之，《电稿》的发现和考辨以及确认其为蔡锷遗著，既是蔡锷研究中的新成果，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进展，对于进一步完善蔡锷文集、扩大蔡锷研究领域、提升蔡锷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乃至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均具有较大的历史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完）

（本文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因版面原因删节部分文字和案例。本公众号所发系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