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倒回40年前，相信不管是政治家、资本家又或者是专家学者们，就算是薅光头发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为了鼓励生育而费尽心思。

大家好，我是一心博士，今天和大家聊聊滑稽的“人口观”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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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爆炸威胁

时间拉回90年代，彼时世界人口已经来到53亿人，而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们，不只一次利用人口统计和人口预测数字，向全世界宣扬“人口爆炸危机”。

赫茨勒的《世界人口危机》、埃利希的《人口爆炸》、泰勒的《世界末日》、梅多斯的《增长的极限》......

随便哪个拎出来，在当时都能被当作史诗级的作品，向世人描述着人口爆炸的可怕。

比如说“人口危机”必将导致“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现代世界人口增长已超过了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力。

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爆炸》这本书中还说到了“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就是环境污染、死亡率增高、人类平均寿命减少的元凶”。

这些专家学者们一次次发出警告，如果人口不迅速得到控制,人类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他们甚至很贴心的做出了类比——人口爆炸带来的毁灭性威力无异于原子弹、氢弹爆炸。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人口爆炸论”的由来。

和当下对出生率每况愈下感到焦虑的态度不同的是，当时的精英与富豪们对膨胀的人口表达了厌恶与不满。

当时在他们眼里，不受控制增长的穷人群体只会不断挑战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负载力，挤压他们绿色的生存空间。

1975年，美国总统福特秘密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备忘录，名为“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和海外利益影响”。

这份“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报告”，在90年代被解密。

美国政客与精英阶层“不负众望”又一次深化了精致利己主义的嘴脸——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是一个隐患。

因为“美国经济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矿物”，而资源是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会消耗这些美国所需要的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所以必须要抑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这种情况。

科学家们也称如果每个地球人都能享受发达国家普通人的饮食的话，地球的最大承受力只有20亿人。

根据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的说法，地球的最大承受力大约为90亿到100亿人口。

也就是基于这些背景，“人类清除计划”的阴谋论更是经久不衰。

如今进入新世纪才短短20几年，世界人口甚至已经达到80亿大关，但不论是ZF还是富豪精英、学者们，再也没有一方提起“人口爆炸危机”。

2

转变猝不及防

当各国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危机、人口红利丧失、劳动力不足等经济问题时，神奇又魔幻的一幕出现了，“人口爆炸危机”突然解除了。

劳动力不足、消费低迷、韭菜变少的焦虑打破了资本家们对绿色生存空间的向往，而人口结构失衡、严峻的养老问题也开始让ZF手忙脚乱。

决策者们为了提高出生率开始费尽心思、殚精竭虑，90后在书本上见过的“计划生育”似乎成了老黄历，鼓励生育的政策在各国蔓延开来。

有时，生孩子是一种投资行为，在普遍贫困的农业社会中，养儿防老和补充劳动力都是刚需，所以才会“越穷越想生”。

当经济增长后，生育孩子的成本攀升，养孩子反而成了一件“不划算”事情。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各国开始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比如日韩兴建保育所统一提供学龄前教育及保育服务让大量儿童能进入保育所保证家庭育儿和工作的平衡。

当然还有更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直接发钱。

像隔壁新加坡给予前两胎8000 新元的津贴，第三胎及以上的津贴达到10000 新元。

而加拿大为了保证低收入家庭的生育率，还出台了“牛奶金”政策，每个小孩从出生一直到18岁每个月都能领一笔补助，近几年这笔补助也是一直上涨。

每个6岁以下的儿童每年最高能获得6639加元，6岁以上差不多是5602加元。

这是什么水平呢？大概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有3个6岁以下的孩子，爸妈基本靠补助金就可以躺平了。

除了补助，还有关键的产假问题。

日本法律规定女职员可以获得产前六周、产后八周的假期，假期结束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工龄计算可以累积。

而且无论男女职工，均可于孩子未满1岁前休育儿假：孩子在入学前若生病，职工可在一年内申请看护休假等。

很多北欧国家还落实了男性产假。

瑞典是首个立法规定父亲可休产假的国家，而且休假越多奖金越高，最高可领取135000克朗。

瑞典政府认为，生宝宝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父亲也必须承担责任。

为了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的社会保障部门还设立了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母每多休30天产假，就可多领取3000克朗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可领取135000克朗的最高奖金。

而且根据瑞典法律规定，准妈妈可以在预产期前7周开始休预产假，在孩子8岁或读完小学一年级之前，父母可以将自己的工作时间缩短最多1/4。

是谁慕了我不说。

不过就算ZF给予政策补贴，很多国家的出生率仍然不尽人意，比如韩国。

按他们现在拉胯的出生率，科学家们预测韩国很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

所以一些带有惩罚性质的政策就出来了——单身税。

比如韩国政府规定年薪2000万-3000万韩元的未婚劳动者，需要每年多缴税20万韩元（约1160元人民币）。

还有隔壁俄罗斯也对没有生育子女的征收无子女税，税率高达每月收入的6%。

北欧也一样，ZF想尽办法从单身族、丁克族身上薅羊毛，那钱自然用来发生育津贴了。

你不生小孩，那就要求你交税替别人养小孩，这谁看了不得说一声冤种啊。

但有时候对于一些不想结婚的摆烂型民众来说，你奖任你奖，你罚也任你罚，油盐不进就是我。

因为人不是生育的机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婚姻与家庭除了考虑经济效益，还涉及到个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最初都是沿着“婚姻-性-生育”这个顺序下来的。

但是很多年轻人开始崇尚不婚主义，认为婚姻不是人生中的必需品，生育流程的第一关就被卡住了。

于是另一个政策应运而生——允许非婚生子。

即便父母不结婚，生下来的子女也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社会权利。

不是不想结婚吗？没关系，那就直接跨过婚姻，把生育流程简单化。

而且美国最近还开始实施反堕胎政策，怀了想打掉都不行。

人口基金在《2022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指出，全球近一半的怀孕都是意外怀孕，其中60%以上可能以堕胎告终。

即便民意调查中有三分之二美国人不希望看到堕胎的宪法权利被废除，离谱的是，反堕胎政策仍然在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实现了。

3

以人为本？

那么问题来了，各国如此费尽心思鼓励生育，出生率好起来了吗？年轻人改变了吗？似乎并没有。

正如我前边所说，人不是生育机器，尤其是已经接受了教育的大部分民众，在社会分配上更加敏感。

那些催促民众生孩子，以经济发展为目标来鼓励生育的做法，这和把民众视为经济动物有什么区别？

这里饮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的一段采访，“不管是结婚还是生育，首先要尊重个人和家庭的选择权。”

“如果觉得生育率低，就砸钱让大家生孩子，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简单砸钱会对不愿意生育，或者不愿意多生的群体造成不公平的负担和压力，制造新的矛盾。”

生育本身应该是生命与幸福的传递，但对于东亚国家来讲，当下高速发展的经济下，却是年轻人的飙升的经济痛苦指数。

而到底该如何解决人口结构问题，我想各国政府不妨想一想，解决方案到底是该以人口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参考文献：

1.新加坡生育政策的变迁、成效及启示，刘玮玮

2.日韩生育变动特征及对我国的启示，牛姗

3.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刘玉

4.打破“生育率悖论”，蔡昉

5.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反J型”关系解读与启示，钟水映

6.21世纪以来欧洲生育率反弹成因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