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民国奉军的军事将领，比比皆是，老一辈的如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人，青壮派也有郭松龄、姜登选、张宗昌等人，少壮派更是璀璨，也有张学良、于学忠、马占山等人，可谓是将星如云。而民生大家也有以王永江为首，王树翰、袁金凯等人，可见东北的强大不只是张作霖一人的功劳。但是要说文武双全，可谋划全局的人，只有两人，一是杨宇霆，二就是常荫槐。
常荫槐，字瀚襄，光绪十四年（1888年）生于昌图府奉化（梨树）县。常氏在黑龙江讷河县拥有良田千顷，相传“日初骑马出发，前往巡地探查地号，直到日暮天黑，还没有到达边界”。可想而知，常家的家产有多么庞大。常氏不仅家资饶富，家族背景也非同凡响。据说，其先人在北魏时期就曾入朝为官，唐朝时官至宰相。常荫槐的高祖常凤鸣和曾祖常汝现“科第联绵，声名洋溢”，且精通武功，常荫槐的祖父常大成身怀绝技，侠肝义胆。
常荫槐的父亲常殿元，一生养育了常荫廷、常荫敷、常荫恩、常荫槐四子，在常家，第一个崭露头角的并不是常荫槐，而是他的大哥常荫廷。由于天资聪颖，常荫廷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沈阳中了举人。1910年(宣统二年)，常荫廷被授黑龙江省青岗县知县，不久又调到绥化任知事。在任期间，常荫廷清除匪患、发展经济、秉公断案、明察秋毫，人称“常青天”。常荫槐的二哥常荫敷在故乡经营家业，三哥常荫恩在哈尔滨开设钱庄、商号，常荫槐的父兄非富即贵，这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雄厚根基。
1910年，常荫槐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投奔其兄常荫廷，进入黑龙江都军署课任额外科员。常荫廷任绥兰道道尹时，与黑龙江督军兼省长的吴俊升结拜，而吴俊升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磕头弟兄，这些人脉资源为常荫槐的来日发迹提供了绝佳的起飞平台。
虽然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不得不说，人家常荫槐还十分刻苦，踏实肯干。很快，他就得到了许兰州的赏识，被委任参谋长一职位。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大败，一时间士气低迷。退回山海关后，偶然一次机会，常荫槐代表许兰州前往奉军总部，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一位贵人，那就是杨宇霆。杨宇霆觉得以常荫槐之才在部队里任文职实在屈才，就将其带回奉天，担任军法处处长。当时正值第一次直奉大战刚刚结束，奉天城内的乱兵到处作乱，而其军事长官又一味护短，令百姓苦不堪言。常荫槐二话没说，向张作霖请了一营兵，不管作乱的是谁的手下，作乱就收拾，事小的关禁闭，事大的就枪毙，一时，风气肃然。
杨宇霆
1925年，常荫槐任奉天铁路局的局长，当时铁路是关内和关外最重要的交通线路，所以有很多奉军的官兵，就仗着自己是军人有枪，就坐火车不买票，列车的乘务人员根本不敢管，给奉天的交通系统造成很大的阴影。
常荫槐就下令严惩这样坐霸王车的情况，得到了张作霖的大力支持，常荫槐就杀鸡儆猴，在车站的站台上，公开枪毙了一个坐霸王车的奉军团长。这下子都知道常荫槐是个狠人，坐霸王车的情况好了很多。
还有一次张作霖府上的一个厨师，坐火车不买票，还占据了头等包厢。被铁路执法队抓到，厨师还借用张作霖的身份吓人，给常荫槐知道了，就把他痛打了一顿，说要不是看在张作霖的份上，就把他给枪毙了。厨师回到张作霖那里告状，张作霖还大笑，说自己就是需要常荫槐这样铁面无私的人。从此，常荫槐屡获升迁。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胜利以后，张作霖在北京成了北洋最后一任统治者。常荫槐也当上北京政府的交通部次长代理总长职务。
为了国家利益，常荫槐还敢跟日本人硬扛。修筑大通（大虎山—通辽）铁路时，日本多次抗议，反对修筑这条与南满铁路平行的线路，常荫槐置若罔闻，仍按计划施工，直至建成。常荫槐这种“爱谁谁，老子谁也不怵”的胆识与气度，令张作霖十分欣赏，同样重实干的杨宇霆更视其为心腹。
除此外，常荫槐还很重视铁路人才的培养。在任交通部次长、代总长期间，常荫槐同时兼任交通部唐山大学（即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校长，他以历年来京奉铁路局拖欠唐山大学之办学经费20余万元，筹建了交通部唐山大学锦县分校，校址选在了现在锦州铁路高中的位置，占地面积为352亩，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是这所全新大学的规划与建筑设计者。
1927年12月，学校更名为“交通部锦州交通大学”。1929年3月，大学更名为“东北交通大学”，张学良兼任学校校长。东北交通大学是辽宁西部地区的第一所大学，是一所专门为东北培养铁路人才而开办的大学，在这所大学的创建过程中，常荫槐功不可没。
1927年，日本人想在东北修建战备铁路，威逼张作霖达成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张作霖口头上答应了，但是一直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
1928年，日本人要求张作霖签订正式的合同，张作霖就把这件事推在常荫槐身上，说他是交通总长，让他去和日本人签字。这下把常荫槐气坏了，说张作霖太不仁道了，要自己当罪人，去和日本人签出卖东北主权的协议。常荫槐就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不和日本人妥协。从这些看出来，常荫槐还是一条汉子。
1928年6月3日，常荫槐与张作霖等同车返回东北。4日，在皇姑屯京奉、南满铁路交汇处遇炸，张作霖与吴俊陞被炸死，常荫槐也受了轻伤。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日本人要求东北当局承认和履行张作霖生前与日本人签署的密约，但常荫槐答复说：“保安会并未承认新合同。”常荫槐的强硬态度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敌视，为此日本人有意散布谣言，挑拨常荫槐等人与张学良的关系，制造混乱，成为“杨常事件”发生的重要诱因之一。
张作霖死后，杨、常二人自恃功高，对张学良倚老卖老、礼数有缺，这种骨子里的不尊重，不经意间就能从其言谈中流露出来，甚至连“小六子”“鳖犊子”之类不敬、辱骂之语都能脱口而出，这令同样心高气傲的张学良十分不爽。杨宇霆、常荫槐经常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无视权威擅自作主。他们反对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大肆揽权争名争利……有一次，常荫槐准备在黑龙江建立山林警备队，扩编武装约两万人，杨宇霆直接从自己的军工厂给常荫槐调拨两万支捷克步枪，这么大的事，杨常二人居然未向张学良报备，竟自作主张了。据说，常荫槐还支持杨宇霆取代张学良成为“新东北王”，这就严重地触犯了张学良忍耐的底线。
1929年1月10日，双方积怨良久的内部矛盾终于爆发，当天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学良认为两人欺人太甚，常荫槐已经是奉天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长，现在还要当东北铁路督办，这明显是想夺权，这时候张学良已经有了杀心。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
张学良
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高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两人被杀时，杨宇霆44岁，常荫槐41岁。
张学良怒杀杨宇霆、常荫槐，虽逞一时之快，表面上震慑住了老派势力，掌控了东北的军政大权，但其后遗症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东北大事件中，张学良身边再无杨宇霆这样的智谋之士，再无常荫槐这等干将能人，特别在紧急时期，东北军缺乏核心与灵魂，20万东北军，顷刻间分崩离析，悲怆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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