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持续风靡的电视剧《狂飙》，在没有流量加持的情况下，收视和口碑都一路狂飙，不仅是近年来反黑题材电视剧的翘楚，即便是放眼近年来的整个国产电视剧，也足以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该剧讲述了以一线刑警安欣为代表的正义力量，与黑恶势力展开的长达二十年的生死搏斗故事，通过群像叙事，展现扫黑行动中的黑白较量和复杂人性。
《狂飙》的口碑和收视何以狂飙？在笔者看来，该剧得以狂飙，在于三个“飙点”——生动呈现了三种冲突下的“狂飙”：法治与人情冲突下的“狂飙”；复杂人性冲突下的“狂飙”；时代环境冲突下的“狂飙”。
这三种冲突又不仅仅是各自冲突，而是相互叠加，相互交织，这就使得该剧的戏剧冲突更加凸显，张力感满满，让观众欲罢不能。
飙点一：法治与人情冲突中的“狂飙”
很显然，《狂飙》中最冲突对立的一组人物是正面人物安欣和反面人物高启强。
作为人民警察，安欣把守护好百姓安危、一方安宁当作毕生使命。因为孤儿出身的自卑和善良，他在偶然间帮助了被市场恶霸欺辱的高启强，却成为了对方狐假虎威、逐渐沦陷权利深渊的工具。
安欣也凭着内心对正义的追求，在黑与白的游走中坚守初心，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好警察。
高启强原本是一个菜市场卖鱼的小商贩，因为一次打人事件得到安欣的帮助，借助和安欣的关系，狐假虎威满足自己的欲望。
高启强在一系列意外事件后被卷进了与黑恶沾边的是非之中，在对“钱”与“权”的追逐中迷失自己、越陷越深，从一个卑微渺小的底层鱼贩变成了当地涉黑组织的头目。
纵观全剧，安欣和高启强最冲突的点在于什么？他们俩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机会主义者。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安欣，代表的是对秩序、明规则的追求，也就是对法治的追求；而作为投机主义者的高启强，代表的是对人情社会中潜规则的追逐、利用。当这样的两种人相遇，就必定要产生激烈冲突。
该剧导演徐纪周也认为，“安欣是法治社会的代表，高启强是传统的利用人情社会的代表，他们两个的冲撞也是法治社会和人情社会的冲撞”。
为了加剧法治与人情的冲突，该剧将这两种特性典型化后赋予到对立的两个人物人身上：警察本来就是秩序、法治的代表，而剧中又选择了一个最轴、最认死理的警察作为主要正面人物，加剧了这种冲突性。
剧中一个小小的细节，足以体现安欣对规则的遵守和追求：安欣开车送女朋友孟钰去机场，孟钰和安欣吵闹心情不好要求靠边停车。安欣因违章停车被交警拦截后，按规定要暂扣车辆。
因为着急送女朋友去机场，安欣也一度想交警法外开恩：“我是刑侦的，您是交警，咱们是一个市局的，好不好帮帮忙？”交警反问他：“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如果今后我有什么事，落在你手里了，能不能也帮帮忙，放我一马？”
听了这话，安欣很惭愧，马上把车钥匙交给交警，表示甘愿受罚。因为他知道，如果将来这位交警犯案，他一样会依法办案。后来，交警见他们确实是着急去机场，也答应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只罚款不扣车。
可安欣却说，“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也不是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章办事，谢谢”。就连女朋友求他、骂他，他依然不为所动。正如他所说：“如果全京海的执法者，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乱套了）。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做人的原则。”
这样一个小细节，凸显出安欣骨子里对规则的敬畏、遵守和执行，对搞变通的“零容忍”。而这样的“零容忍”，正是对法治的遵从和维护。
反观之，高启强却是将人情和变通用到极致的人。只不过，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会用人情和变通来获利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愿意用人情和变通来获利的。
安欣在偶然间帮助了被市场恶霸欺辱的高启强，周围的人误以为高启强和安欣很熟、很铁。从此，不但没人敢欺负他，还对他另眼相看。这让高启强慢慢地感受到了攀附权力、狐假虎威、借力打力的好处。
于是，高启强开始故意表现出和安欣很亲近的样子，对周围人的各种猜测也并不否认，借“有警察作靠山”来帮人平事，笼络人心，扶植自己的势力。
之后，高启强熟读《孙子兵法》，深谙人情社会、中国基层生态的所有法门和人性的所有弱点，利用警察的抓捕限制了和自己作对的徐江，后来干脆干掉了徐江，又娶了人脉很广的陈书婷为妻，认黑帮大哥泰叔为干爹，将身边的资源人脉利用到最大化。可以说，高启强深谙人情社会的一切规则，也善于钻明规则的漏洞和空隙之处。
但最后，代表规则的安欣还是胜出，而“人情练达”的高启强被判死刑。这一结局其实是一个宏大主题的喻示：法治不断进步，规则逐渐完善，投机取巧钻规则的空隙或许可以获得一时的富贵显耀，但最终也难逃秩序体系和法治的规范和约束。
飙点二：复杂人性冲突下的“狂飙”
毫无疑问，在《狂飙》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张颂文扮演的高启强。因为在电视剧《狂飙》中演得太好，以至于有网友调侃道“建议查查张颂文，不像演的”。
反派形象被观众如此深刻地记住，演员的演绎至关重要，但全剧对反派人物的设定也至关重要。
与一般的主旋律电视剧以正面人物为第一视角的常规叙述模式不同，《狂飙》突破性地以反派视角切入，正反两条人物线并行，甚至反面人物的视角更突出一些。这便给了观众极强的代入感——观众看着高启强如何从被欺辱、被忽略的弱者，一步步借力上位，迅速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报复得罪过自己的人。
某种程度上讲，被代入的观众是带着一种“报仇”的心态来看高启强如何做大做强的，眼见着那些曾经欺负高启强的人被高启强收拾得服服帖帖，有的甚至成为他的追随者的时候，观众是充满了报复成功后的爽感的。
除了叙述模式以外，该剧对反派人物的设定较一般的主旋律电视剧也具有很强的突破性——摒弃了“非黑即白，非正即邪”、“好人什么都好、坏人什么都坏”的简单逻辑，深入挖掘演绎反派人物的复杂人性。
而这种对复杂人性冲突的挖掘和表现，更符合现实中黑社会人物的实际，既让观众觉得更可信，也让全剧的戏剧冲突更足，张力更大，后劲儿也更大，让该剧“飙”得更猛。
以高启强为例，他并非天生坏人。
高启强曾是一个被人欺负的小人物，也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高启强童年不幸，父亲是酒鬼，醉酒后会毒打孩子，后来高启强父母车祸身亡，高启强就带着弟弟高启盛、妹妹高启兰一起生活。
刚出场的高启强老实善良，为弟弟妹妹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三十多岁没处过对象，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生活。为了和弟弟凑钱开小灵通店，高启强被迫卷入了当地两位黑帮分子的纷争，参与并目睹了一起意外死亡事件。
高启强因此被黑帮头目视为凶手，他百口莫辩。他也曾想过自首，让家人的生活回到正轨，但弟弟高启盛拦住了他。后来，眼看回不到正轨，他干脆借势上位，干掉了对自己有威胁的徐江，又娶了人脉很广的陈书婷为妻，认黑帮大哥泰叔为干爹，逐步成为权势滔天的黑社会头目。
此时的高启强有胡作非为、心狠手辣的一面，但对家人、乡亲依然很心疼很维护，也帮助过一些人解决实际问题，绝不是一坏全坏的形象。
正如该剧导演所说，“到最后，安欣还是安欣，高启强还是高启强，根源还是他们的性格使然。安欣相比较高启强，他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有其他不同选择，但他为何还是坚守初心？我觉得还是他骨血基因里的善良、正义感，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
但高启强人性基因里也一直有善良的一面，只不过面对权势的诱惑，善良在他的人性斗争中成为了阶下囚。这样的复杂人性冲突，也成为该剧狂飙的一个“飙点”。
飙点三：时代环境冲突下的“狂飙”
很明显，《狂飙》以时间为轴，拍了三个阶段的戏。但这三个阶段的戏不是流水型的，而是每个阶段的戏都有很强的独立性。为什么要这么拍？该剧导演徐纪周称，他更想表达的是：在时代洪流中，个体命运的不可知和偶然性。
该剧的三个时间段分别是：2000年、2006年、2021年作为时间节点。这三个时段的时代环境是怎样的？
2000年，从大的环境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从具体看，2000年前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申奥成功。从总的社会环境看，这一时期我国治安环境较为复杂。
2006年，一系列土地调控政策出台，中国进入拆迁时代。这一时期频发案件的特点之一是钻土地调控政策的空子，从中寻找缝隙、攫取巨大利益。那时的极端犯罪大多与拆迁有关。
2021年，扫黑除恶常态化、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开始。
为什么这部叫《狂飙》？该剧导演坦言，就是描摹这20年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狂飙突进的时代。
表面看，这部戏有安欣、高启强这两大主角，背后涵盖了从官员到基层百姓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鲜活社会，这是一条线。
但京海这座二线城市20年的巨大变化，才是隐藏在这部戏背后的最大主角。而京海过去20年的变化，又是整个中国20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该剧至少展现了这些元素：社会生态、权力架构、基层政治生态等。
在笔者看来，这样三个时间点的拍摄手法有两方面作用：从宏观上看，反映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秩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对粗放到逐步规范，法治水平不断提升，投机分子可钻的空子越来越小。
从微观上看， 让人物在不同时代环境下的不同处事方式和行事风格产生强烈对比冲撞，在时代环境的冲突中彰显出人物的社会土壤、时代环境，使全剧更有时代感，也更有“飙点”，这也是该剧为什么能够击老中青三代观众内心、口碑和收视都狂飙的重要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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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肖玲燕设计丨刘岩
文丨邱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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