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第二团团长王世泰，
团政委杜衡（兼、叛变），
汪锋代理政委，
团参谋长郑毅（牺牲），
刘志丹参谋长，
团参谋处长杨重远（牺牲），
团经理处长刘约三，
团管理处长杨琪（牺牲）
团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史克寿、牺牲），
团下属骑兵连连长曹胜荣（牺牲）杨琪连长，指导员张秀山，
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炳荣、
少年先锋队：
队长王有福（牺牲）指导员魏武、副队长蒲永胜、
1933年扩建步兵第二连：
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
团随营学校校长李杰夫、汪锋兼政委，
随营学校赵启民、杨文谟、曹士荣（牺牲）、马宜超，
步兵排长贺彦龙（为掩护刘志丹壮烈牺牲），
骑兵连指导员惠泽仁（牺牲），
照金革命根据地党政负责人和红军临时指挥部领导王泰吉、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黄子祥、杨森、
......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任命王泰吉为红四十二师师长、
高岗为政委、
刘志丹为副师长兼参谋长、
杨森（牺牲）为师党委书记，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大会在合水县莲花寺隆重举行。正式宣告师部设司令部、政治处、供给处、直属警卫连、辖第三团、骑兵团，
红四十二师
政治处主任黄子文，
供给处主任刘约三，
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
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
王世泰所在的第三团，辖两个连，一连连长赵国卿、指导员王伯栋（牺牲）
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不久，又增编了少年先锋连，
连长王有福、指导员黄罗斌。
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兼校长，习仲勋兼政委，吴岱峰任常务副校长。
节选自《王世泰传》
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利后突围......
刘志丹与汪锋、王世泰率红二十六军因政委杜衡代表省委假指示，指示部队南下越过渭河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决定失败后决定突围重返照金根据地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陕西省当局调集重兵,分四路“围剿”照金根据地。红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杜衡代表省委假指示，不顾刘志丹等人反对,强令部队南下渭华，放弃照金根据地。
6月23 日,红二团从照金北梁出发,准备经三原、高陵、临潼等地、进入蓝(田)、商(县)、洛(南),华(县)四县边境。
政委杜衡被沿途不断遭受敌袭击吓倒,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离队,7月28日在西安被捕叛变。
汪锋代理红二十六军政委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部准备经蓝田流峪进入商洛,因国军重兵把守,未能如愿。
7月16日晨,天色灰暗，浓雾密布,红二团正在蓝田张家坪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时，突遭国民党唐嗣桐旅、渭南韩世本警备师和当地民团包围。
汪锋、刘志丹、王世泰决定凭借大雾分兵突围,由红二团团长王世泰率步兵二连和其他连队百余人,抢占北面山头,掩护部队撤退;
汪锋和刘志丹各带近百人向西、向南突围,进入商县牧护关和蓝田葛牌地区。
汪锋、刘志丹率部辗转于蓝田厚子镇青岗坪灞龙庙,华县箭峪、东西涧峪,洛南县两岔河乡之黑章农林、蒋沟翱坪、华岔等秦岭一带。
唐、韩集中兵力猛攻北面山头。激烈的战斗打到次日凌晨,王世泰与二连长吴岱峰、指导员高锦纯等近百人,乘天色朦胧、令人疲惫之机,猛冲猛打突破包围，先撤至大台子山、瓦房沟、经编发庙南翻龙凤山,入洛南两岔河稍事休息,又经华岔、木岔、张家院、张元岔、瓦边台、杨岔、黑章村、甫个村、解河,再穿进商县北乡铁炉子，进入年县岭南华台子、茉胡梨沟、中沟、和尚沟和时属洛南的后房沟一带。
汪锋率领实围后,屡次与地方敌人民团遭遇,部队伤亡很大,汪锋受重伤。他利用自己是本地人的关系,由群众帮助红军战士化装成农民,分散出山,这些战士历尽艰险,陆续返回照金根据地。
刘志丹率部突围进了南山,到蓝田县蓝桥一带,后辗转于洛南、华县、蓝田、商县4县秦岭深山密林中,在深山里,刘志丹几乎每天都派人外出,寻找失散的同志。20多天后,他召集大家说：“看来山深地广一时难以找到失散的同志。我们现在没有吃的，再继续下去，恐怕都得困死在这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们要想办法分散出山，回照金重整旗鼓。"
听了刘志丹的这番话,大家都不愿离开,表示要死我们死在一起,要活我们活在一起。后经反复动员，才埋枪分散出山。留下的十几个人,继续寻找失散的同志,仍无结果,又被刘志丹说服,由姜兆莹带走七八个。姜兆莹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高材生，曾参加过渭华起义，1928年以陕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进入刘志丹的游击队，刘志丹、姜兆莹曾一起进入苏雨生部进行兵运工作，1933年姜兆莹跟随红26军第2团南下作战一同率领部队实施突围，姜兆莹一听刘志丹要亲自掩护他率七八人突围，拒绝道：“不行，要掩护也是有我来，你是主心骨。”刘志丹坚定地说道：“我是敌人的重点打击领赏对象，由我来掩护，敌人才会上当！就这样决定了！你马上带着人向二郎山实施突围，必须要快！”此后，
刘志丹亲自带着突击，佯装进攻，敌人果然上当，向刘志丹发起进攻，刘志丹并不应战，马上带着突击急行军，很快就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与此同时，姜兆莹带着八人经由二郎山爬上塔山，然后来到了望同岭，算是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姜兆莹安排其他战士返回照金根据地，而自己则前往渭南县的家中，躲避敌人的追捕。
刘志丹带着骑兵连指导员惠泽仁、一连二排长贺彦龙，于占彪等七八个人，到石头峪后，准备出山,找当地地下党。
当晚住任家滩一个草庵内,半夜遭敌人民团偷袭，敌人偷袭事发突然，于占彪率先凭二支连发快慢机德国造驳壳枪与手榴弹迎着敌人偷袭冲了出去，随着枪声和手榴弹炸开的烟雾与夜色贺彦龙排长等四五人为掩护刘志丹同志也拼死冲出吸引敌人围追，贺彦龙排长壮烈牺牲，刘志丹与惠泽仁一起突出偷袭但又分头走散,刘志丹同志单身进深山偶与少年先锋队蒲永胜相遇二人周旋敌人于秦岭山中。
于占彪一战成就勇猛拼命，猛战的阎红彦都在回忆中记录于占彪名字：“刘志丹策划同官煤矿暴动起义于占彪等100多人参加红军队伍”。
从1930年于占彪由煤矿童工到参加刘志丹领导红军，在刘志丹身边刘志丹严传身教，从警卫员到排长、连长，到刘志丹外出作战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安全与受高岗、习仲勋指示迎接护送中央派陕甘代表张庆孚的红二十六军警卫营长到任工农红军团长显示于占彪的军事行动能力和勇敢博命的精神深受刘志丹的喜爱。
于占彪是牢记刘志丹抗日到底革命到底的革命者，也是服从革命追随刘志丹为革命不计职务高低与不忘初心的革命者，于占彪生前鲜少被宣传与自己书写革命经历的革命者，
于占彪参加了陕甘宁根据地一次、二次、三次反围剿、红军东征、红军西征战役；抗战奔赴绥蒙和大青山与白如冰、乌兰夫、李井泉、贾力更、白成铭、姚喆、张达志等战友共战抗日战场；
于占彪促成了举世闻名的蒙古族三女王抗日的功勋并写入中共党史;
于占彪促就了击毙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侵华日军中将的战绩写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绩史;
于占彪创立绥蒙与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是写入中共内蒙古历史的革命者；
于占彪陕甘红军唯少的直接与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前线指挥员；
于占彪1941年任命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绥察军区副司令能打硬仗的军职干部;
于占彪不计职务高低和个人利益从绥蒙赶回亲率关中保安纵队为保卫延安党中央参加举世关注爷台山战斗中弹距心脏近二公分生与死回来的陕西旬邑人；
于占彪解放军大荔军分区副司令员，渭南军分区司令员，智取华山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渭南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领导参与指挥了著名智取华山战役。
于占彪新中国开国组织拟定行政九级 个人主动退让为行政十级 军级 少将军衔（未授予）服从组织命令的无冕将军，1952年国家定行政十级军级后一直到辞世未曾调整过。
于占彪组织由军队调任西北煤田地质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管理陕西、宁夏、甘肃省自治区煤田地质开发利用的领导者；
于占彪刘志丹小说执笔刘志丹胞弟刘景范妻子李建彤提出创作宋任穷召集5人会议参加人之一......刘志丹小说事件平反后于占彪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名任全国政协委员（副部级）。二等乙级（因战）革命残废军人。
于占彪辞世许多年之后，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共陕西省煤田地质局党组（前身西北煤田地质局）授予于占彪“建局5 5周年突出贡献者”荣誉称号，这荣誉称号永存于世是历史给予于占彪的嘉奖是对今人继续的期许。
共产党成立百年于占彪、于振江烈士、于振海烈士胞亲三兄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百年党史•百位陕甘英雄展》中的唯一红军三兄弟。
于占彪响应参与旬邑农民暴动起义失败后，于占彪迫于生活，到北潼关(今陕西省铜川市)同官煤矿(今陕西省煤业化工集团铜川矿业公司)当煤矿工人。
同官矿区是一个私人矿区，共有三个煤矿，工作条件十分简陋， 经常发生矿难。煤矿的矿井很狭窄，工人只能趴着挖煤。工人在矿井里挖 3 个月的煤，才允许上地面一次。到地上后，工人们眼睛怕见光睁不开，看太阳都是黄颜色的。逐渐适应了光线，刚睁开眼睛，又该下矿了。工人们吃的饭由地面上的人送，一天三次，每人一个包谷窝窝，一碗包谷糊汤和一碗开水。大小便也都在矿井里。工人的工资， 多的每天两毛钱，少的只有五分钱。当时一顶草帽的价格是两毛，干一天活，还买不起一顶草帽。工人住的是一个大窑洞，有三丈六尺深， 里面住着七八十人。窑洞没有门窗，只有一只狗洞那样大小的窟窿， 弯了腰才能钻进去。窑洞里根本没有床，只是地铺，所谓地铺就是一堆烂草，连块草席都没有。工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1930 年初，刘志丹一行来到同官煤矿做兵运工作，他们一方面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一方面宣传游击队的政策，强调红军游击队是穷人的队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工人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进行罢工。 在刘志丹和煤矿地下党的领导下，同官煤矿工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饱受矿主欺压的于占彪参加了此次轰轰烈烈的罢工。
在组织工人罢工的同时，刘志丹积极做宣传工作，他对工人们说， 咱们工人做牛做马，流汗流血，挖的煤，挣的钱，都让矿主刮去享用 了。矿主欺负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有白军，有国民党政府保护他们。 咱们穷人要翻身，就得建立自己的队伍，自己的政府，打倒国民党反 动派。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是要为穷人打天下，消灭反动 派。听了刘志丹宣传鼓动，受尽矿主欺压的于占彪再也坐不住了，跑到刘志丹面前，要求参加游击队。刘志丹仔细端详着，觉得于占彪年龄太小，个子还没有枪高。心想，眼前环境艰苦，天天行军作战，敌人跑100 里，游击队得跑 200 里，大人身体瘦弱的都受不了，何况孩子呢? 刘志丹没有同意于占彪的要求。于是，于占彪再三央求，并说自己能吃苦耐劳，保证到部队当一个好兵......就这样，于占彪就跟着 刘志丹参加了革命。
同官煤矿工人罢工后，于占彪于 1930年1月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队伍。是年，于占彪刚满 15 岁。然而，那时于占彪还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兵乱， 刘志丹便为于占彪起了大名于占彪。随后，于占彪担任刘志丹的警卫员。于占彪机智聪慧，好学勤快，工作认真踏实，得到了部队同志的好评。
1931年1月，于占彪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天，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创建了陕甘第一党支部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转战到南梁地区，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1932 年初，这两支游击队合并， 改称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同年 2 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 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12月24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刘志丹的筹划领导下， 陕甘游击队转战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创建了西北第一支主力红军。红26军当时只有一个团，就是红2团。王世泰任团长，军政委杜衡兼任团政委。红26军经过艰苦战斗， 创建了幅员5000 平方公里、拥有40000人口的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
王世泰带部队突围到两岔河北山后，把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保留二连番号，补充了战士，仍由吴岱峰当连长，高锦纯当指导员，余下的人—直属团部领导，由杨文谟负责。在这里活动大约一个多月，部队经常没有吃的，没有宿营地，生活非常困难。两岔河驻扎着民团，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困境，企图趁机收编我们。开始，他们派两个团丁和我方联系，后来又来个小头目。我们当时的确困难，百十号人集结在穷山僻壤里，想打个土豪都没有的，吃饭就成大问题。同时，不知道刘志丹、汪锋两部分人的下落，一时无法把部队带走。所以，也想拉上关系，利用他们度过暂时困难。我派高锦纯同志为代表同他们谈判，提三个条件：一、双方保持友好；二、民团负责供应我们粮食和物资；三、若敌人正规军来了，要迅速通知我们。他们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收编我军。我当时考虑他们要收编我们未免胃口太大，虽说我们受挫，但战斗力远比他们强得多，他们那有力量收编我们，便佯装同意，说道：“收编可以考虑，但你们必须答应我们的条件。”民团答应了，并派团丁和部分群众给我们送来粮食、大饼和一些日用品。时隔不久，民团发现我军按兵不动，没有接受改编的迹象，觉得受骗上当了，就不再送东西，想打，又打不过，只好加强戒备，龟缩在村里。我军为了赢得暂时安全，也没有主动出击。我军此期间曾先后派出十多人次，寻找刘志丹和汪锋同志，都没有消息，王世泰心中万分焦急：作为一个团指挥员，找不到刘志丹和政委，向党无法交待。
南下以来，几经遭劫，部队不断减员，加之，天时地理无一不对我军构成威胁。白天，战士们隐蔽在梢林里；夜晚，下山在老乡家找点东西吃。本地老乡非常好，但他们生活太苦了，想接济红军又无能为力，只好挤出一些包谷面和洋芋送给部队。战士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衣服破烂不堪，几乎遮不住羞丑，鞋子烂得无法走路，有的干脆打赤脚片走，竹桩、树茬扎破脚板，用破布一裹，继续行军。不少战士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遗骨终南山中。王世泰警卫员党占敖，曾是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此时也瘦成一把骨头，连路都走不动了。
面对这无情而又严酷的现实，王世泰同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同志商议让部队压枪（埋枪）分散出山回照金。把战士们集合起来，宣布决定。会上王世泰说：“这次失败，是领导上的路线错误，让大家吃尽苦头。现在如果继续这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藏在山中，将会全部冻死饿死在这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分散回照金，再树大旗。”接着王世泰又讲了如何出山，如何过封锁线的具体意见。
听了讲话，在场战士全哭了。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深意长，谁愿意离开战斗的集体？但是，不分散出山又有什么良策？大部分战士不得不挥泪而别。王世泰身边只留下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曹士荣、马宜超等18位同志，战士们留下的枪支，分两个地方埋入地下，为了防止敌人挖枪，将枪身和枪栓埋入异地。
王世泰一行沿石头峪方向继续寻找刘志丹、汪锋。当时我军设想：刘志丹、汪锋同志肯定没有被敌人捉住，捉了敌人会大造舆论的；也不可能遇难，遇难了风声会更大的。 后在石头峪后山，王世泰我军整整转了四五天。一天在后沟两户群众家，正做饭吃，哨兵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北面山豁口有人影活动。我军随即派一个班长带两个战士前去侦察。对面山上的人看见我们的侦察员，不答话也不躲藏。侦察员便高声喊道：“你们是什么人？”对方仍不回答。“我们是王世泰的人，是自己人你们就下来。”侦察同志看对方只有两个人，想着可能是流落的战士，大胆地再次喊道。那两个人听说是王世泰带的人，连忙向山下走了几步，说：“如果是王世泰的人，请王世泰出来答话。” 此时，王世泰已来到半山坡，当即向对面喊话，并用望远镜观察。一看，真是喜出望外，原来是刘志丹。刘志丹听见是王世泰的声音向山下走：战友重逢，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这泪水，包含着心酸，包含着喜悦。大家回想起一个好端端的红二团，如今只剩下这么几个人，谁能不心酸！但是，不幸中之万幸，总算找到了志丹。
在老乡家，大家给志丹他们搞了些包谷糊糊吃。刘志丹身患疾病，辗转深山老林中，身体完全垮了。在山中多亏蒲永胜找吃、找喝，搀扶行动，他才一直坚持到同王世泰不期相遇。刘志丹指着小蒲对大家说：“我能活着下来，全凭这个娃娃。”
找到志丹大家又为汪锋同志担心，不知他的下落如何? 经研究，同志们认为汪锋率部突围的方向与我们相背，一时恐怕不容易联系上，汪锋同志是当地人，对这里地理此较熟悉，关系也多，可能会安全脱险的。因此，刘志丹决定大家先行返回照金。要出山得有路费才行，大家除随身携带的枪支外，一个钱没有。刘志丹告诉大家，他在大山里曾看见由华县方向不时有贩大烟土的出没，建议去搞经费。于是我家在刘志丹的向导下，朝着华县方向运动。走了两天，到达华阴庙的南山梁豁口，这里有群众避雨的小窑窑，我们栖身在窑里等候。一个上午过去，不见人影，大家有些失望。午后，只见远处有两个人走来，一个挑着担子，一个背着背篓。等两个人到豁口，大家一起上前，截住他们。一搜查，果真有不少大烟土。大家向他解释说，我们是红军，不是土匪，要借些烟土作路费。两个贩大烟的，见我们个个挎着枪，连声说道：“行、行。”这次共搞到大烟土100多两。那年月，一两大烟土值一块多现大洋，有了烟土就等于有了路费。当天我军原路返回，准备从一道沟里出去找个村子宿营，后听说附近有敌人，就又退至半山坡露宿。
傍晚，天气突变，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滂沱的大雨足足下了四五个钟头。山洪裹着泥石，发出惊人的巨响，一泻而下，冲出条条深沟。我军为了躲避山洪，在山坡上爬来滚去，个个浑身水淋淋，成了泥人。暴雨转为中雨，山风骤起，冻得大伙浑身发抖，牙根打颤，全身血液好象凝固住了似的。劳累、饥饿、冷冻一齐袭来，大家冻麻木了，连话都不愿说一句，索性横倒竖卧地躺在山凹里。 过了一会儿，个个强打精神，活动活动腿后站起来，大家心想这样下去，不等天亮非冻死人不可，就让几个年轻人起来拾柴架火。提起架火，大家才想起随身携带的火柴，早巳湿透心了。幸好，马宜超心细，带的火柴用油布裹着，还能用。几个人，从山坡上拾来些碎柴，折些松树枝，一时就聚起一大堆。雨不停地下着，大家用布把雨遮着引火，柴太湿只呕烟不着火，马宜超急中生智，撕下几页地图，点着几顶破草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火引着了。火越烧越旺，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紧紧围在火堆傍取暖、烤衣服，情不自禁地说：“一堆大火，救了十几条命。”
天亮，我军继续西行，三天之后又转回到坝龙庙一带。几天来每走一处，就打发几个同志分头出山回照金。在马宜超临走时，刘志丹还写了个条子，让他顺路带给薛增平。最后，只剩下刘志丹、吴岱峰、高锦纯、曹士荣、杨文谟和王世泰六个人。那时大家主导思想是，宁肯牺牲个人，一定要保证刘志丹安全回照金。因为党需要刘志丹，陕甘边区的人民需要刘志丹。如果刘志丹有个三长两短，大家这些人怎么向党交代？所以，王世泰认为六个人，目标还是太大，在坝龙庙北山又把吴岱峰、高锦纯两人动员先走了。
刘志丹、王世泰等四人走到坝龙庙北山一个山头上时，马宜超和薛增平还有两个团丁找了上来。薛增平，原是渭华暴动时的大队长，刘志丹早就认识，渭华暴动失败后，逃到坝龙庙安家落户。红军在青岗坪时，他曾找过大家，刘志丹让他带一连二排长高照，一同去找地下党，并给了烟土和钱，让给买些日用品，结果再没有回来。这次刘志丹送信找他来，还是想通过他了解情况，争取尽快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傍晚，薛增平领我们到沟底一户人家吃饭、住宿。当时，我们以为这里就是薛的家，便将吴岱峰、高锦纯留的两支驳壳枪、一个望远镜、30几两烟土，交给他暂时保管。多日来，大家没有好好睡过安稳觉，所以一觉睡到第二天九点多。吃早饭时，大家见几个招待的人非常殷勤，不象普通老百姓，便问薛：“这里到底是谁的家？招待我们的人是谁？”薛说是庄户老百姓，招待的人是这里的民团分团总和两个团丁。听了薛的解释，王世泰大吃一惊，不由自主地抓住枪柄厉声问道：“你说到你家，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薛慌忙回答：“这个分团总是我的好朋友，不用害怕。”说着就把分团总叫来当面介绍，指着刘志丹说是参谋长，指着王世泰说是王团长。
此时，我非常生气，心想；这个薛增平那象个自己人？是自己人怎么能随便暴露志丹的身份呢？便向志丹、士荣递出作好应急准备的眼色。正在这时，从坝龙庙民团来了个排长，说是要买大烟。功夫不大，坝龙庙民团总的大儿子也来买大烟。他一进门就冲着我们叫“参谋长”、“团长”，说是在坝龙庙的群众大会上认识我们的。经过一阵寒喧，他们相继离开。面对突然变故，大家感到问题严重，建议刘志丹马上走。刘志丹同意，但又说：“这里的人大多都是‘红枪会’的人，不能打出去，只能用计走。枪一响，周围村庄的人会很快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接着商量了具体对策。之后，坝龙庙李团总打发团丁来找薛增平回去商量事情,薛即向大家告别。自此，大家再也没有见到薛增平，解放后听说1934年被民团枪杀了，至于为什么遇害，迄今不得而知。薛走后，刘志丹把身上仅有的10多元钱，交给两个团丁，让其给大家买些衣服和鞋，借机把团丁支走。
午后，天上无一丝云彩，房内象蒸笼样闷热。为了寻找摆脱险境的办法，王世泰到村后着了看地形。回来王世泰向志丹汇报，谈了自己的设想；由刘志丹和杨文谟对付分团总，曹士荣掩护，王世泰断后，设法离开这。
大家前脚出门，分团总后脚就跟出来。还没等到村后核桃树下，刘志丹和杨文谟就动了手。分团总是个五大三粗的人，力气很大，刘志丹和杨文谟还抓不住。王世泰一个箭步冲出去，照分团总肚子就是一脚，几乎把他踢倒，趁势扭过右臂，用枪顶在他的后背。分团总直喘大气，挣扎着想要分辩。王世泰告诉他：“我们说话是算数的，决不伤害你，只要你把我们安全送出村。”分团总连连点头，嘴里发出一串串“哼、哼”声：接着，告诉他不要暴露，否则没有好下场。刘志丹顺手递给了一把水烟袋，让他拿着，装着送客的样子。因为这里的习惯，有身份的人讲究抽水烟，一般总是烟袋不离手，即是送客人也如此。走着、走着，迎头碰见两个青年学生，他们看见我们提着枪，押着人，吓得撒腿就跑。怕走露风声，刘志丹和杨文谟追上去抓了回来，叫他们乖乖地跟我们一起去。分团总是个聪明人，装得还真象，走村过户时大摇大摆，不时和熟人点头招呼。大约过了好几个庄子，跑出七八里地，才在一座山豁口上坐下休息。大家暗自庆幸，脱离了“虎口”，因为那里离敌人民团总部太近，一旦被包围，几个人插翅也难飞。在这里，我们要了学生娃娃的两把雨伞、两顶草帽、两件棉衣、一个搭裢和几十个馍馍，折价五块银元，让分团总支付。分团总满口答应，说回去后一定照办。学生的东西，还真救了急，馍馍充饥，雨具挡雨，一件棉衣固定给刘志丹穿，一件几人轮流穿或放哨时穿。现在想起来，那个团总未必就是坏人，但在那种环境下，是好人也得委屈他一阵。
辗转终南山两个多月，仍无法脱离险境。大家先由山间大道下沟，转而登上西山，顺山梁向北走。大约两天之后，偶然碰见少年先锋队指导员魏武和队长芮四。大家一起在山中转了五六天，最后在箭峪后沟东山坡上，找到一户人家。
说是一家人，其实只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老人知道我们是流落红军后，非常热情。虽然他孤身一人，生活清苦，仍设法给我们搞吃的。我们非常感动，亲切的叫他“大爷” 几天后，老人家告诉我们：“两天来，前塬山上总有人，样子象打柴，但又不打柴，总是这看看、那转转，好象是在找人。” “您老碰见过他们？”刘志丹急忙问道。“今天还见的。”老人说。“他们问你啥来着？”“问有没有看见红军。” 真假一时难辨告诉老人以后再碰见问的人，就说有几个红军，来无踪，去无影。为了防止意外，当天我们离开老人，向另一座山转第二天晚上，我们又来到老大爷家。老人说碰巧今天他又见到那些人，并按我们告诉他的话，给来人说了。来人说，想见我们，表示明天还要来。根据老大爷提供的情况，我们判断八成是自己人，当然也不排除是敌人的密探。因此，决定见面试探试探。翌日，双方见了面，但我们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来人说，他们是地下党派来营救红军出山的。我们提出，让派名负责人带上组织介绍信再来联系。这并不是我们不相信同志，是几个月的沉痛教训，搞得我们不得不小心从事。果然，他们派来个负责同志带着介绍信来了。信中写到他们是奉陕西省委和渭南县委的指示，寻找刘志丹和王世泰的。 “同志”这个词在平日里，人们是很难体会到它的含义，患难中听见一声“同志”，真是催人泪下。互叫一声“同志”，浑身的血液仿佛沸腾起来，变成一炉炽热的大火，暖烘烘的，个个眼眶充满着泪水。
有了向导连夜下山，天亮前到达黄辘口。地下党的同志，十分热情，特别是他们把掩护刘志丹视为重要任务。尽管他们的生活不富裕，但为了让尽早恢复体力，千方百计地给予照顾。几个月非人的生活，搞得不象人样。他们又是给剃头，又是给换衣服，忙前忙后，关怀备至。
在黄辘口住了十几天，干了几件事：一是向地下党的同志告诉了薛增平的情况，让他们设法把寄放的枪支和望远镜要回来；二是王世泰和曹士荣带五名地下党员，晚间进山找埋藏的枪支。找了一夜，只找到32个枪栓，枪身找不见。原由吴岱峰同志埋的枪干脆找不见地方；三是除掉了恶霸宋宗武。在此期间，黄子文同志奉省委命令接上关系先后派魏武、芮四先走了。
在地下党员王杰同志向导下，到达赤水镇。在这里见到渭南县委书记赵文魁（外号王货郎），让派人护送杨文谟去西安，向省委汇报红二团失败的情况和我们准备回照金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的设想。那时，外界谣言很多，有的说刘志丹和王世泰“遇难”，有的说上华山当了“和尚”，而敌人又利用这些谣言，大肆诬蔑红二团，蛊惑人心。所以急需向省委汇报。 在赤水镇，最让人焦虑不安的是如何渡过渭河。赤水一带，敌人封锁很严，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刘志丹和王世泰赤水渡口，敌人有一个排把守，盘查森严。为了确保刘志丹的安全，渭南县委同志反复研究办法，最后确定找几名水性好的地下党员，夜间护送刘志丹和黄子文、曹士荣泅渡闯过封锁线，由王世泰和黄子文同志的爱人假扮夫妻，携带枪支从渡口过河。黄子文同志的爱人叫李胜云，是个有胆有识的青年妇女，在我们商议怎样把枪带过河去时，她自己提出和我假扮夫妻过渡口的计策。等到白家庄时，刘志丹他们已先行到达。王世泰住在白思堂家，刘志丹住在张文华家，其他几个同志分别住在几个党员家。一切食用和活动，都由党支部书记张我公安排。在白庄住了将近半月，夜间出去活动过几次，主要是想打土豪搞些路费。这一带的土豪，墙高院大，防范很严，有的墙头还拉上铁丝网，因此几次活动，都没有得手。有次搞到三块银元，让黄子文到新市镇买些衣服、鞋袜之类的东西，结果半道还叫小偷偷了。大家开玩笑，叫他“迷糊子”。
搞不到路费，就无法行动。张我公来说，他老婆刚从娘家回来，夸耀她堂兄在平凉做生意发了，给家兑回300块现太洋，家里用了20元，还有280块放着哩。大伙商量第二天晚饭后动手，同时让张我公再找六七个人协助我们。商人家住在一个深宅大院内，外有高大厚实的围墙。我们原计划从正门进去，谁知被这家长工发现，关上大门进不去，只好临时决定搭人梯上房。当我们跳进院子时，屋内人从后门跑的一个不剩。所以，没有费多大气力，就把钱弄到手。回来一数，不多不少整280元。我们留下80元，给参加的群众每人10元，其余全部交给地下党组织。随后，我们用60元买了一付货郎担和日用小百货；志丹亲自动手把货箱改成夹层，下边藏枪，上面放货，积极准备动身。
回照金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近路，从蒲城、富平、耀县走；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保安、合水、宁县。正宁、耀县10县，绕道回去。近道，因敌人刚刚打过王泰吉起义部队，沿途哨卡林立，封锁严密，通过困难；远路，虽然路线长费时间，但沿途有我们的关系，比较安全。最后，决定舍近求远，绕道回照金，并根据各人情况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义负责，洛川以上由王世泰负责，保安以西由刘志丹负责。
离开曹家沟，经大凤川两天至合水县包家寨，住在高世清家里。刘志丹有个习惯，不管再忙再累，每到一地总要找些人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群众生活，敌我情况等，以此分析形势，决定行动方针。在这里了解到合水县住有一连敌人，抓了我不少党员，杨培胜同志就被关押在里边。杨培胜爱人向我们哭诉着敌人残暴地捕捉我地下党员的罪行，要求设法营救同志。听到家属的哭诉，我们个个义愤填膺，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重振旗鼓，报仇雪恨。由包家寨动身进子午岭，途经五亭子、芦包梁、艾蒿店、马栏川、老爷岭，于1933年阴历八月十五晚，到达照金的薛家寨。
八月十五，是个吉祥的日子，它象征着大团圆。苦斗四个多月，历经手难万险，我们终于又回到朝思暮想的根据地，回到了战斗的集体。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这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平地卷起的一阵狂飙，飞扬在薛家寨上空。根据地的领导和红军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王泰吉、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黄子祥、杨森，迎出来了！游击队的领导强世卿、张仲良、张邦英、陈学鼎等迎出来了！红四团、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战士们也迎出来了！
这是感人肺腑的一夜，是狂欢兴奋的一夜。
刘志丹、王世泰得知汪锋已回陕西省委，分头行动的同志们己大部重返照金,大家着手恢复红二十六军，照金根据地重新投入新的战斗。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红二团的干部陆续回到照金根据地。回来的有杨琪、吴岱峰、高锦纯、刘约三、惠泽仁、朱子休、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于占彪、牛刚、王有福、谭生彬、韩志成、王安民、赵清杰、魏武、芮四、赵铁娃、师八牛等20多名幸存者。
磨砺出壮士，烈火炼金刚。这批红二十六军的革命幸存者后来成了保卫、建设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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