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经济形式和各国经济发展能力将重新洗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新一轮的生产力变革中，“中国制造”能否升级到“中国智造”，显然面临严峻考验。欧美全面科技脱钩，全面封杀中国高端技术发展的战略意图已在打明牌，世界强国工业4.0革命的竞赛已经全面展开，而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重要核心技术就是工业软件。近年来，中国除了芯片领域受到“卡脖子”之外，工业软件也面临着被美西方“卡脖子”的窘境。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工业软件市场几乎被国外垄断。中国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制造业市场，也有世界顶级的互联网公司，却没有世界顶级的工业软件公司。从《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中可以看出，以 CAD、CAE、EDA 为代表的研发设计类的工业软件，大约95%左右都是依赖进口的，显而易见，我国的工业软件市场几乎被国外巨头垄断。因此，如果说芯片是我国工业领域的短板，那么工业软件就可能是“断板”，是一个比芯片更受制于人的领域。我国要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必须拥有自主可控的工业软件，以破解工业软件“卡脖子”的窘境。

（二）工业软件人才极度匮缺。工业软件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主要依赖高素质人才队伍。据赛迪发布的《关键软件人才需求预测报告》预测，到2025年，我国关键基础软件人才新增缺口将达到83万人，其中工业软件人才缺口将为12万人，工业软件将成为人才紧缺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工业软件研发人才极度匮缺，导致国产工业软件难以自主研发。

（三）工业软件人才培养难度大。我国工业软件人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门槛高、培养难”。业内专家人士认为，工业软件人才需同时具备掌握工业知识的能力和将工业知识软件化的能力。工业软件开发工程师必须具备三大技术齐聚一身的条件：一是能够熟练使用世界UG等5大工业设计软件；二是必须掌握一门专业技术，如模具设计工程师等；三是必须具有高级C++、java程序员的技能。如此高的门槛必然导致人才培养的高难度。可以说，我国传统的工程教育几乎无法在短周期内培养出这类人才。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大多未设置工业软件相关专业，缺乏成熟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配置，尚未建立起围绕工业软件的跨学科培养体系，加之工业软件的职业教育机构几乎没有。因此，工业软件人才的培养模式创新已成必然。

基于上述问题与分析，如何开启模式创新，快速培养工业软件开发所需数量的复合型人才就成为“卡脖子”破局关键性问题。

二、对策建议

（一）建立国家级王牌工程师远程教学中心。由国家教育部、工信部、人社部、财政部、国资委四部委联合发起，高等工科院校、高职院校协同，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企业共同参与，组合国际工业软件技术“大牛”专家团队，建立国家级王牌工程师远程教学中心，承担我国工业软件国产化所需人才培养的使命任务。

（二）采用“王牌工程师保结构教学技术”快速培养工业软件开发人才。 “王牌工程师保结构教学技术”，是由钱学森之问研究中心与北京博后慧智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研发的一种独特的可快速、高质量、规模化培养工程师的“人才复制技术”。该技术是依据中国科学院冯康院士创立的保结构原理、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和罗伯特·维纳控制论，汲取了费曼教学法、铃木教学法和欧琳项目教学模式等精髓，利用现代心理学、神经学、脑科学等科学理论和方法，通过融合传统课堂教学、师带徒式教学、项目实训教学和互联网远程教学为一体，由王牌工程师、技术控制师和技术传授师协同教学的“四教三师”新型教学模式，而实现王牌工程师技术技能的精准复制和人才高效能孵化的一种新型教学技术。

（三）开启模式创新，实施人才培养与软件开发并举策略。 选取1000所高等工科院校或高职院校，开设为期三年的工业软件开发工程师班，即每个学校两个班，每班50人（大一或大二学生），教师4人，共计10.4万人。以远程授课+项目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首先接受为期一年的综合技能培训，然后利用两年的时间自主开发国产化的工业软件。这样，在短周期内即可搭起10万人规模的工业软件开发与应用人才队伍，我国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新型的应用生态自然形成。

（四）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与保障。第一，设立工业软件领域国家职业证书，贯通专业技术职称政策。将工业软件纳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按照国家职业标准进行专业等级考核，对参与工业软件开发项目考核合格人员颁发相应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第二，设立工业软件开发与应用补贴政策，对组织参与工业软件开发项目的机构和人员给予重金奖励。

【作者】李建革，教育管理哲学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后，北京思想库高级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钱学森之问研究中心主任，“钱学森之问”破题工程总设计师，《国家急需应用型工程师人才高效能孵化模式构建及应用研究》重大课题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