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和郑洞国是黄埔一期同学，后又同在十七军任职。1938年国民党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军第五军成立时，郑洞国本来已经被汤恩伯任命为九十八军军长，受到第五军代军长杜聿明的邀请，自愿降级到五军担任副军长。

五军新编二十二师和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在印度组建新一军时，杜聿明力荐郑洞国担任“天下第一军”新一军军长。

内战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总司令，郑洞国再度成为杜聿明的副手。两人渊源深厚，关系非同一般，危难之时，杜聿明当然不会弃郑洞国不顾。

郑洞国却已经绝望，他给杜聿明回电：“来不及了，来生再见吧。”作为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名将，突围无望他要杀身成仁，断不能被俘受辱。

长春守军基本都已放下武器，只有郑洞国还率领兵团直属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他给蒋介石留下诀别信，只待解放军攻到司令部就饮弹自裁。

司令部外枪声大作，郑洞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去卧室要从枕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手枪里就一颗子弹，不为杀敌只为自杀。

可是枕头下的手枪不见了，郑洞国焦急寻找替代的工具。这时卫兵冲进来死死抱住他，他的侄子、当时吉林省政府秘书处处长郑凡安，跪在他面前，求他不要轻生。

卫兵们“挟持”郑洞国走出司令部，看到直属部队和解放军一片祥和，郑洞国懂了，那些激战的枪声，都是直属部队和解放军在给他做戏。下属已经暗中投诚，只是要给他找个拼死抵抗到最后的台阶下。

郑洞国活了下来，不过觉得活得很屈辱。在围长春的我军首长肖劲光、肖华宴请他时，他几乎不说话，一个劲喝着闷酒。

肖劲光问郑洞国今后的打算，郑洞国神情凝然回答说：第一，坚决不广播；第二坚决不参加公开宴会。

不能杀身成仁，也不会做宣传工具，两个“坚决”是郑洞国的底线，如要强迫，大不了以死相抗。

没有人强迫他，肖劲光和肖华尊重他的想法，只是建议他到哈尔滨看看。哈尔滨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被我党接收，并且一直没有丢失。

我军两位首长相信，看到我党管理的哈尔滨，郑洞国会有所触动。毕竟再多的言语，也比不上事实的力量。

郑洞国请求我军首长妥善安排投诚部队，并得到许可后，就带着一些亲随去哈尔滨住了好几个月。

在哈尔滨，郑洞国一切自由，没有对他的监视，只有对他生活的照顾。哈尔滨的新气象确实让郑洞国深有感触，他想要弄清楚我党如何能在军事上和建设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于是开始阅读毛主席和马列的著作。

读毛主席的书开始有些吃力，语境和思想都和他以前所学格格不入。不过他善于学习，他和毛主席是同时代的人，毛主席著作中有些他熟悉的名字，他就以这些人为突破口，渐渐可以理解书中的意义。

我党给了郑洞国充分的时间，让他自己转化。长春刚解放，毛主席就指示肖劲光、肖华，要注意郑洞国的情绪和思想变化，我党也一直在给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沈阳解放后，郑洞国在沈阳的儿子，得知父亲还活着大喜过望。长春刚被我军占领，国民党就宣布郑洞国和三百多官兵一起“成仁”，还把他的儿子接到沈阳为他披麻戴孝。

如今郑洞国的儿子看到解放军给他的照片上，父亲在哈尔滨一切安好，有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1949年初，郑洞国移居抚顺，我党又秘密将他的夫人，从上海接到他身边。当时他的老部下廖耀湘、郑庭笈等还关在抚顺看守所，他经常去看这些部下。而长春投诚的部下，都得到妥善安排，有些还去了我军军校当教官。

两相对比，郑洞国或许会感谢当初直属部队对他的欺骗。自由地活着和家人在一起多好啊，军人决死也要看在什么战场。

当年抗战可以万死不辞，如为国民党延续腐败统治“杀身成仁”，到底值不值得呢？

不过郑洞国被挟持投诚没有受辱，反而得到善待，并不能轻易改变他作为国军名将的矜持。要让他走出党国多年栽培的思想困境，就更加不容易。

1950年，我军准备解放台湾，正好郑洞国到上海治病路过北京，肖劲光和肖华请他吃饭，提出让他为解放台湾尽一份力，他婉拒了。和以前的“战友”兵戎相见，他还做不到。

帮助我军对付国军，郑洞国做不到，对付美军他就很来劲。这年在北京，郑洞国还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当时抗美援朝迫在眉睫，周总理在接见他时，让他介绍下美军的情况，他马上一条条细细到来。

驻印中国远征军都是清一色美式装备，仿美军建制、接受美军训练，还与美军共同作战。作为远征军新一军首任军长，郑洞国对美军有较深了解。

他介绍说，美军的一大特点是不能吃苦。在缅甸丛林作战，行军步行为主，美军走累了就沿途丢弃装备，甚至觉得热连衣裤脱来扔掉，到达目的地很多官兵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反正美军空中力量强大，通讯设施也完备，人到了没装备靠空投补充就行。

作战时美军对空军也相当依赖，没有空中支援，美国陆军装备再好，也不知道仗该怎么打。

郑洞国对美军的介绍很有参考价值，周总理有次在国防会议上，引用了郑洞国的介绍，对克服我军恐美情绪很有帮助。

介绍归介绍，要让郑洞国做更多的事，他并没有完全转过弯来。周总理在接见时问他想从事什么工作，他一口回应“回家种地”。显然这个时候他还抱着独善其身的心态，不想完全加入到新中国的阵营。

我党没有勉强他，1952年照顾他到北京居住，给他安排了没有政治倾向的水利部参事，和政协文史员的职务，让他能有不错的收入，维持较体面的生活。

思想的突破需要一个契机，1954年毛主席接见郑洞国，就是郑洞国突破的契机。

这年人大期间，毛主席专门邀请郑洞国吃饭。接到邀请郑洞国有些忐忑，他已经读过不少毛主席的书，不过如何当面和我党的领袖交谈，他心里还是没有底。

赴宴郑洞国迟到了几分钟，毛主席和作陪的贺龙、叶剑英、国民党起义将领鹿钟麟都在等他。他一出现，毛主席起身相迎到门口，边和他握手边称赞他的名字很响亮。

坐下来烟瘾很大的毛主席问他抽不抽烟，抽烟能稳定情绪，郑洞国不推辞说要抽。毛主席一听就从烟筒里拿出一支递给他，郑洞国拿着烟刚要自己点火，毛主席已经站起来，熟练地划燃一根火柴为他点烟。

郑洞国惊了，这可是毛主席，执政党和国家的领袖，为他一个败军之将点烟，他万万没有想到。几十年历经风雨，也做过国民党的高官，宠辱不惊的素质，郑洞国还是有。

不过以小见大，他不禁暗暗把毛主席的这个举动，拿来和蒋介石做比较。

蒋介石待人也有“和善”的一面，在黄埔军校当校长时，见到优秀的学员，蒋介石会亲自在校长办公室单独接见、勉励，林彪曾经就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对企图暗杀他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抗日有功，他也能用赏金、高官去拉拢。只不过蒋介石的“和善”很套路，难以让人走心。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在庐山搞军官训练团，副团长陈诚给学员定下规矩，不管在何处，听到“领袖”的字号，都要起身肃立，以表敬意。这个规矩在国民党内形成风气后，蒋介石的架子就更放不下来了。

毛主席给郑洞国点烟，除了让郑洞国感到毛主席平易近人，还让他体会到更深的内涵。交谈中，郑洞国有些唐突地向毛主席问了一个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么好？”

这个问题不是奉承，是有感而发。学了几年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再看到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变化，郑洞国感到我党的胜利既是军事的胜利，更是政治和思想的胜利。

国民党缺乏凝聚力，腐败无能，和蒋介石没有思想，单靠军阀、政客手腕治党、治军有很大关系。

就是郑洞国学习马列、毛主席思想的体会，他把我党的胜利，归功于毛主席马列学得好，才向毛主席提出那样的问题。

毛主席一听郑洞国的问题，就和他分享了自己学马列的经历。毛主席从湖南一师毕业后，1919年就在北大经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介绍，开始接触马列。有先驱引路，又读了很多马列著作，毛主席有理由自认对马列已经掌握得比较透彻。

等到了工人中毛主席才发现，自己的书生气根本不被工人接受，了解的那些理论都落不到实处。

毛主席那时候急得一个人沿着铁路来回走，思索解决的办法，终于想明白要放下书本，和工农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具体诉求，才能真正发动工农，实现革命目标。

毛主席对郑洞国说，自己并不是天生的“圣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要发展的，立场也可以转变。只有拜人民为师学马列主义就容易了。”

这段话让郑洞国醍醐灌顶，他终于认识到，我党的胜利，不只是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党走的是群众路线，而国民党走的是权贵路线，这才是国共胜负的关键。

毛主席为郑洞国点烟的举动，随和中蕴含着贴近人民而来的恢弘大气。这种大气能辗轧蒋介石高高在上的“贵气”。

不管蒋介石的“贵气”，是来自江浙财团，还是英美势力，都会被亿万人民的大气，冲得烟消云散。

遵义会议后，周总理劝博古交出中央最高领导权，和张闻天谈话时他说，他和博古这些吃洋面包的人，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一个深刻了解中国的人，而毛主席就是这个人。只有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党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他和博古都应该辅佐毛主席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毛主席能成为真正了解中国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人，就是起源于最初工人的不认可。

有了那次教训，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毛主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和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还是坚持和底层工农广泛接触，因此遭到两党一些高官的排斥，也不能改变毛主席的选择。

正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毛主席才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并开创出毛泽东思想，指引我党走向最终的胜利。联系群众也成了毛主席终生的习惯。

延安时期，美国红色记者史沫特莱，在毛主席住的窑洞采访，听到窑洞顶有脚步声，大惊提醒会不会是国民党刺客杀到。毛主席淡定一笑，说是邻近农民家的孩子，想来偷窥史沫特莱这个老外。

史沫特莱打死也不信，堂堂我党领袖的住处，容得下农民家的“熊孩子”捣乱，连忙跑到窑洞外证实。

出去果然看到窑洞顶上，几个毛茸茸的小脑袋正东躲西藏。史沫特莱服了，原来我党领袖和群众的关系能融洽成这样，难怪国民党调集一切力量，用十年的时间也无法“剿灭”我党。

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可以和家乡赤足上沾满泥巴的乡亲谈笑风生，还给这位远亲农民敬烟、点烟。

毛主席给故旧写信，或者回群众来信，都会使用敬语。而毛主席身边一些工作人员，和毛主席私下谈话有时，会直接以“你”相称，这份随和、大度，都来自于和群众水乳交融的心态。

“毛主席——共产党的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左图：59年毛主席在安徽视察工厂时，同炼钢工人亲切谈话。右图：59年，毛主席视察湖南，同贫农社员谈话。

郑洞国从毛主席为他点烟这个事上，体会到了我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明白了国共胜负的根本原因。

几年来看到我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让郑洞国感到自己“跟错了人”，和毛主席这次见面，更让他加深了这样的认识。

后来他和家人讲起这次会面时说：“我这个人过去固执得很，但是我服从真理。现在我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才会有希望。这个信念，我是绝对不会再动摇了。”

郑洞国服从真理，而找到真理却并不容易。他年轻时，一度和真理擦肩而过，所幸晚年在我党的感召下，能重新投入真理的怀抱。

乱世之中，年轻的郑洞国，不安于在长沙读商科学校，经营自己的小前程，他有激情要加入到救国救民的浪潮中。

1924年，二十四岁的郑洞国，得知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招生，当即去找读工业专科的发小、亲戚王尔琢商议投考，不料王尔琢已经先他一步去了广州。

这下郑洞国哪儿还在长沙呆得下去，借了几十个大洋做盘缠，就往广州赶。到广州还是晚了一步，黄埔军校报名已经结束。

如果等下一期再考，郑洞国的经济显然负担不起，王尔琢和几个同乡都为他着急。几个人一商量，大着胆子让郑洞国用冒名顶替的方式，参加了黄埔一期的考试。

同是湖南人的黄埔一期考生黄鳌，为求保险报了两次名，想着一次考试没有过，还可以再考一次。

第一次考下来，王尔琢、黄鳌这几个湖南老乡都榜上有名，第二次考试还有黄鳌的名额，正好让郑洞国顶替参考。

郑洞国也考上了，还和真黄鳌分在一个队，点名点到黄鳌，真假黄鳌一起答应，教官、同学还以为只是同名同姓的巧合。

不过郑洞国知道这事迟早要穿帮，与其被揭穿还不如自己交代争取主动。学校知道情由，也没有过多追究，毕竟郑洞国不是找人代考。既然是凭真本事考进来，把名字改过，这事也就翻篇了。

那时的黄埔军校，和我党有深度合作，我党在学员中发展了很多党员。王尔琢和黄鳌都在1924年就加入我党，而郑洞国加入了国民党，黄埔毕业后，到教导一团二营四连任党代表。

王尔琢在国共破裂后，参加领导湘南暴动，是朱毛会师的积极推动者。井冈山红四军成立，王尔琢是红四军首任参谋长，1928年在追击叛徒时牺牲。

黄鳌也是红军高级干部，担任过湖南军委书记和贺龙的参谋长，1928年在战斗中牺牲。

所幸郑洞国所在的部队，这个时期一直在参加新军阀的战争，没有和昔日的好友兵戎相见。

红军时期，郑洞国和我军交战并不多，只在1931年到1932年一段时间，参加过对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的“围剿”。比较起来，他和日军作战的经历更丰富。

1933年，日军进攻长城古北口，东北军抗击乏力，中央军十七军开赴古北口，郑洞国就作为十七军二师四旅旅长，首次参加了抗战。

十七军古北口打得壮烈，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1943年新一军组建后，郑洞国有了实力碾轧日军的机会。

新一军不仅全副美式装备、接受美式训练，还能得到美国的空中支援。新一军的一个师，除了有三个三千人的步兵团，还分别有一个炮兵营、工兵营、通讯营、战车营。

每个排都有一个迫击炮班，军直属部队有五个炮兵团，每个团光重炮就有三十六门。另外还有七个战车营，坦克、装甲车的数量都超过日军同级部队。

单兵武器新一军使用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和汤普森冲锋枪，并携带美式手雷，每个班的轻重机枪也很多。单从火力配备看，就不是一般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能比。

新一军一投入缅甸战场，就完全颠覆了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认知。于邦战役中，日军“丛林之王”十八师团，以五倍之众攻击新一军一个先遣团，结果付出伤亡两千多人的代价后，不得不撤离。

日军对我国军队以少胜多的历史，就此反转过来。新一军出战仅半年时间，就歼灭日军一万两千多人。

日军把包括十八师团在内的三个师团，组成33军对抗新一军，又在卡盟、孟拱两战中，被新一军歼灭一万六千人。

郑洞国升任驻印盟军副总指挥后，孙立人接任新一军军长，再歼灭日军四千余人，逼得日军少将、缅北司令水上源藏自杀谢罪。

抗战结束时，战力和新一军接近的国军主力，还有另外四个师。反观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时代。郑洞国怎么也想不到，不到五年时间，国军五大主力就被我军打得灰飞烟灭。

在和毛主席会见前，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一直是郑洞国心中的不解之结，是毛主席为郑洞国实现了思想最后的突破，为他开启了真理之门。

让郑洞国尤为感动的是，毛主席不仅为他这个败军之将点烟，还关怀他的儿子，记得他的年龄。

听说他儿子同济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后，毛主席对他说：“家庭生活都安排好了，你得为人民做一做工作嘛！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

他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被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过政协委员、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回家种地”的敷衍之词再也不提。

1991年，郑洞国给子女留下遗言：“……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