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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是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一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踏上长征之路。
长征，其实是我们后来叫的名字，当时并没有这一说法。那时，谁也说不清该怎么走，该往哪里走？
如何才能突破蒋介石的层层封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成为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面临的难题。
1934年10月，摆在红军面前的第一道封锁，就是陈济棠的粤军。
是该和他们硬拼，还是想办法争取他们让道呢？毛泽东在一夜深思熟虑之后，选择了后者。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有自信，能够预知陈济棠的粤军能够给我们让路，放我们过去呢？
当然，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如果没有对形势深刻理解与分析和对敌人的了如指掌，毛泽东是不可能想得出这一奇招的。
不过，1934年的毛泽东因为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挤，并不在红军的决策核心之中，但他对于红军的前途的思索，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熟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最善于 “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一理论是蒋介石一辈子也学不来的。
毛泽东认为，面对拦路在前的陈济棠粤军，如何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利用矛盾，得先知道矛盾。而毛泽东对于陈济棠可谓是了如指掌，他的小心思、小九九都在毛泽东掌握之下。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是1934年7月毛泽东在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留下的千古名篇。
也就是在会昌的那段时间，毛泽东想到了对付陈济棠的办法。
那天夜里，毛泽东与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住在一起，笑着对他说：“这里面有大文章可以做，敌人一定会给我们让路的！”
毛泽东所说的大文章，其实就是“陈蒋矛盾”。
陈济棠是广东的大军阀，他的核心利益不过是想要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做他的“广东逍遥王”。
而且，此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陈济棠还曾三次通电反对蒋介石，他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
因而蒋介石对陈济棠也是怀恨在心，一直试图想办法消灭他而后快。蒋介石以镇压十九路军为借口，陈兵闽西南，就是为了借机消灭陈济棠部。
而且，蒋介石还是用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意欲使粤军内部自相残杀，陈济棠对蒋介石此举极为不满。
陈济棠也知道，蒋介石命他拦截红军，实际上就是一石二鸟之计，但蒋介石是南京国民政府领袖，陈济棠也只得唯命是从。
他虽然派兵围堵，但其实并不是真的为蒋介石卖命，而是做做样子。
这便是毛泽东所说的大文章。的确，陈蒋矛盾是红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的有利因素，而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一切。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除了有非凡的领导力之外，能够洞察一切信息，找出有利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毛泽东向何长工详细解释了他的分析之后，何长工茅塞顿开，“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大学问呢！”
了解了陈蒋矛盾之后，为了确定陈济棠只是在做做样子，我军做了一次佯攻。
果然，陈济棠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的架势，但其实并没有投入太多兵力和武器，以免消耗自己的力量。
陈济棠在战场做样子，在蒋介石面前可是真刀真枪。他仗着对红军的进攻，开口向蒋介石要军饷，结果蒋介石看出了他的心思，把他臭骂了一顿，说他“借寇自重”。
这下，陈蒋矛盾可就彻底闹翻了。而我军的机会也就来了。
根据进一步掌握的情况，毛泽东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提出：“要善于利用陈蒋矛盾，粉碎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要小心，军阀毕竟是军阀。”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向陈济棠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道理，这样才能利用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对于局势的判断和分析能力是超越常人的，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把控也是非常娴熟的。毛泽东这一系列分析和判断，为后来我军和陈济棠的谈判成功，奠定了决定性的思想基础。
1934年10月，何长工受周恩来委派，携带着朱德亲笔书信，前往与陈济棠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何长工牢记毛泽东的嘱咐，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达成了谈判协议。
协议内容对我军非常有利，主要包括：就地停战，取消敌对；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借道，不设阻拦等。
这个协议是毛泽东巧妙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通过举行谈判，达成的结果，这是建立统一战线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于是，红军很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把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封锁网撕开了缺口。
接着，红军又轻松地突破了第二、三道封锁线，红军的伟大长征之路，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参考文献：
殷一博.论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历史贡献[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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