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6日，日本东京。
冬夜寒冷的大街上，冷冷清清。
唯独公交车站狭窄的座椅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
她一动不动、安安静静地坐着打盹，仿佛一尊雕像，任由车站广告牌的光亮，照映着她的脸。
她不知道，就在不远处的黑暗中，一名身穿格子衬衫，蓝色外套，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悄悄将一块石头装进塑料袋。
他装作若无其事，从车站前面路过，一趟、两趟、三趟…
然后，在凌晨4点，他再次路过车站，靠近打盹的女子，将袋子猛砸向她的头…
女人倒下了，她的生命停在了这一刻。
起初，这只是一条不起眼的社会新闻。
但随着警方的调查，媒体的报道，人们逐渐了解到死者的信息…
她叫大林三佐子，64岁，原本是超市里的试吃推销员，因为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她失业了…
差不多从那时起，她总是在凌晨时分，最后一班公交车收车之后，来到幡谷原町公交车站，坐在一张二十公分宽的椅子上，低头睡觉。
直到黎明时分，第一班公交车进站前，匆匆离去。
去世时，她留着齐耳短发，衣着整洁，完全不像流浪者。
但她的钱包里只剩下了8日元（相当于人民币4角），一部欠费的iPhone4、一张过期的驾照、装满了换洗衣物的行李箱。
事发5天后，凶手到警察局自首。
这个46岁名叫吉田和人的男子称，他家就在车站附近，女人每天晚上出现，让他觉得很碍眼，很不爽，所以“想让她吃点苦头”…
仅仅因为看对方不顺眼，就要取人性命…
现实的荒诞令人绝望，而更让人难过的是，男人的恶行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早在这之前，三佐子已经穷困潦倒，被逼上了绝路…
她的遭遇，令无数普通人唏嘘不已。
她去世后，幡谷原町公交车站堆满了花束。
诗人为她写下哀悼诗句：
数了几次，身上的钱还是八块钱，
这样一来连糖都买不到。
如果你买不到任何东西，它就等于零。
八块钱从来都不算钱，
那我算是人吗？
很多人走上东京街头，举着标语牌抗议：
“不要对无家可归者使用暴力。”
“不要忘记大林女士，因为‘她就是我’。”
几个月后，NHK推出了纪录片《事件之泪：流落至公交车站，一位无家可归的女性之死》。
去年，根据三佐子经历改编的电影《在公交车站直到黎明》上映，引发了广泛关注，并获得日本最具权威电影的奖项“日本电影旬报”公布的“年度十佳”第三名。
铺天盖地的报道和影像材料，帮我们拼凑出三佐子的一生。
1956年，大林三佐子出生在广岛。
她外貌甜美，活泼爱笑，家境中等，假期可以到东京旅行，去涩谷的百货大楼买漂亮衣服。
学生时代，她梦想长大成为一名播音员或者声优。
20岁时，还在读大学的三佐子，报名加入了广岛当地的剧团，并参演了不少音乐剧和舞台剧。
她喜欢钻研各有难度的角色，对表演充满了热情。在剧团的小册子上，她的自我介绍中写着：“我喜欢蓝天、白云和红樱桃！”
毕业后，三佐子在婚庆公司做了三年婚礼司仪，还曾经设想过，要自己开公司。
27岁那年，三佐子结婚了，并和丈夫搬去了东京。
但婚后不久，三佐子就遭到了丈夫的家暴。
三佐子果断选择分居，然后离婚，这段婚姻最终维持了一年多，没有小孩。
离婚后，她在东京找到了一份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高强度的工作令她精疲力尽，最终因无法忍受而辞职。
但这时，她已经30岁了，工作越来越难找。
好不容易，她才在东京的一家超市找到酒水饮料推销员的工作…
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三佐子渐渐成为了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打工人…
演艺梦想早就不想了，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想摆脱困境，过上不为吃穿发愁的生活。
三佐子外向开朗、充满干劲，但依然无法改变工作不稳定的现实。
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她只能找到劳动派遣制的工作，既不涨工资也没有升职机会，说不定什么时候合同就被中止了…
从2017年开始，同事们发现三佐子开始提着行李来上班。
原来，她每个月的工资只够勉强交房租和水电费，最终因为拖欠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
这一年，她60岁。
失去住所的三佐子，下班只能到网吧过夜，但每天她依然在公共厕所搞定个人卫生，化好妆，换上干净衣服出门。
她从没有放弃好好生活，她多次向公司提出多增加工作，想攒钱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线下超市推销员的工作几乎全军覆没。
64岁的三佐子失业了。
她生前的同事回忆，最后一次见她，是2020年1月：
她在超市做推销，那么热情地招呼小男孩喝饮料，孩子挥手对她说“再见”，她就站在那里，笑着向男孩挥手，直到男孩从她视野里消失…
因为疫情影响，大量超市、网吧关停，三佐子没有再找到工作，也失去了有瓦遮头的歇脚处…
没有人知道，那个春天之后，她都经历了什么。
我们只知道，在生命最后时刻，她坐的那张椅子，铁皮的，不到20公分宽，在寒冷的冬天夜晚，蜷缩在这样的椅子上，那么冰冷，怎么可能睡得着？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很多人疑惑，她为什么不求助呢？她没有亲人朋友吗？怎么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
事实上，三佐子在去世前已经有10年没有回过老家了，她的母亲和弟弟，仅仅在逢年过节收到她寄回来的贺卡。
而从2017年她开始流浪之后，家人不再收到她的贺卡。
三佐子曾经联系过东京的救助机构，但没有领到低保。
因为领低保需要联系家人确认情况，独自在外打拼的她，可能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穷困潦倒，流落街头。
在公交车站过夜时，有路人想要提供帮助，给她夹克、围巾，三佐子也是总是低着头拒绝。
即使已经走投无路，她也要维护那份自尊。
这几十年里，她在东京拼命打工，每天站七八个小时，但很多时候，人无论再怎么拼命也很难爬出困境。
三佐子的一生，仿佛浓缩了都市女性的各种困境。
如果，她没有被家暴，另一半爱她支持她…
如果，计算机工作不是那么辛苦，公司没有那么压榨员工…
如果，社会不歧视30多岁的女性，能给她和男性一样多的工作机会，更平等的待遇…
如果，哪怕做着最底层的工作，也有机会晋升，有机会加薪，被炒了也能拿到可观的赔偿…
如果，房租没有那么贵…
如果，社会没有那么强调“不要给他人添麻烦”“人穷就是因为懒惰”…
如果，生活在大城市的个体，不是那么“原子化”，邻里、同事之间不是那么互不关心…
如果，新冠疫情没有到来…
在任何一个环节，哪怕情况有一点点改善，哪怕有一个人能真正走进三佐子的生命，悲剧就不会发生。
只可惜，现实没有如果…
三佐子的故事，让我想起去年春天上海疫情爆发初期，那位带着小狗在红色电话亭里生活了一个月的女士。
女人来自山东，70后，本科毕业。来上海20多年，因为疫情原因，没有租到房子，从去年小年夜开始住电话亭。
4月初，黄浦区实施封控管理，她就住进了海华小学附近的一间电话亭。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她就离开电话亭，晚上10点以后再过去，然后眯几个小时。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电话亭附近有一个插座，可以煮开水，女人就自己做面条吃，再弄点儿自己带的豆瓣酱。
没地方洗澡，她就拿两个桶烧点水，帮小狗洗澡，自己简单洗个头。
后来，随着海华小学成为隔离点，女人被劝离电话亭。曾有人安排她前往救助站，她不去，也给她找了宾馆，她也不去。
4月29日凌晨，她带着她的狗，在雨夜光着脚离开了，不知所踪。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后来有媒体联系到她，她对记者说：我建议你晚上7点以后，沿着黄浦区的街道走一走，看看市井当中的普通老百姓、外地人，或上海人，你会觉得他们比我有采访价值。
是啊，疫情之下，一波又一波的隔离，沿街的小吃店开了又关，多少公司倒闭，多少人失业，交不起房租，还不上房贷…
普通人是那么脆弱，战战兢兢工作，老老实实攒钱，不敢冒险，不敢放任，但即使这样，也扛不住时代的风浪…
战争、瘟疫、经济危机、延迟退休、老后破产、年龄歧视、性别歧视…每一个浪过来，多少个体就此被淹没，发不出声音。
在NHK的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幕令人唏嘘。
三佐子为什么选择公交车站休息，一位同样有流浪经历的女士猜测：
这里相对于其他地方要亮一点，还有人流，这大概让她稍微感觉到“我还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一个人真的很孤独啊，如果在这里，感觉会好一点吧…
她只不过想有尊严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
表面上看，我们的社会在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比100年前强太多了…
但实际上，这个社会依然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爬上金字塔顶端的人，不会回头看看那些在底层挣扎的弱者。
普通人的绝望和焦虑，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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