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唐书·姚崇传》中，伟人毛主席曾对姚崇做过这样的评价：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作为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时期的四朝元老，姚崇完全当得起大政治家这个称号，他在职期间，正直敢言、举贤任能、吏事明敏，被后世誉为“开元盛世第一功臣”“救时宰相”。
至于说他是一个唯物论者，则是因为他敢于直面民生问题，不相信歪门邪说，而是实实在在以百姓的利益为重，他那不信邪的精神，更为后人所推崇。
家世显赫
公元651年，姚崇出生于陕州的一个官宦世家。北魏时，其先祖姚仲将家从江南吴兴迁居至陕州崤县，遂在此地定居，至姚崇时，已历八代。
姚崇的高祖姚宣业、曾祖姚安仁、祖父姚祥都有文韬武略，皆被朝廷重用。其父姚懿更是文武双全，18岁时便任隋朝陕州崤县县令。后来，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姚懿便弃隋投唐，被李渊所重用。
少年时代的姚崇继承了祖辈们的尚武遗风，每日坚持习武，经常同乡里少年一起打猎。在十数年的坚持锻炼下，造就了一副强健的体魄和勇猛无畏的精神。
20岁时，姚崇拜师著名相学家张憬藏，在此人的指点下，姚崇潜心学习、攻读诗文，最后以优秀的文笔而步入政坛。与此同时，他还注重结交一些青年才俊，这为他日后走上仕途奠定了基础。
三居相位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姚崇以荫补孝敬挽郎入仕。在动荡的李唐江山皇位更迭中，姚崇历经宦海沉浮，先后五朝为官，三居相位，多次被贬，却又屡被重用。
在这期间，他始终胸怀天下，任劳任怨，忠心辅政，其表现出来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远非常人所能及。
天授年间，武则天登上皇位。为了巩固统治，消灭暗中的反对力量，便重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导致唐朝宗室和公卿大臣很多人被无辜杀害，冤假错案更是数不胜数，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百官无不战战兢兢。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司刑丞的姚崇掌握着生杀大权，但他并没有助纣为虐，而是坚持秉公执法，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
之后，姚崇因平定契丹叛乱有功，被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随后，又在狄仁杰的推荐下，位列宰相。担任宰相期间，他整顿国防，抵御外侵；整理盐务，发展生产；忠心耿耿，辅佐朝政，成为武周时期不可或缺的朝廷栋梁。
武则天晚年，刚正不阿的姚崇因得罪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被贬为灵武道安抚大使。临行前，武则天让他推荐宰相，姚崇从大局出发，推荐张柬之担任宰相，而张柬之后来成了复辟李唐江山的功臣。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趁武则天病重之际，姚崇从边关回京，参与了以张柬之为首的逼迫武则天退位的神龙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还政于李唐。
唐中宗李显顺利复位后，有一次，率文武百官前去看望其母武则天，众大臣行跪拜之礼时大多数以敷衍为主。唯独姚崇，念及君臣旧情，认真行礼并且哭泣不止，这使得中宗大为不满，当天便被一纸诏书贬出朝廷，担任亳州刺史，后又相继担任宋州、常州、越州等地的地方官。
唐睿宗即位后，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姚崇的第二次拜相，后任中书令。当时，姚崇与宋璟共同理政，他们革除前朝弊政，任人唯贤，进用忠良，赏罚分明，整顿朝纲，一度恢复了贞观、永徽遗风。
但此时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为了稳定李隆基的太子之位，姚崇上书睿宗，为其献上“安储三策”，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在洛阳，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之位。
不料睿宗却将这件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知道后极为生气。于是，李隆基为了保护姚崇，便主动告诉睿宗，姚崇故意挑拨姑侄关系，睿宗只好将姚崇贬为了同州刺史。
在担任地方刺史期间，姚崇为官清廉，执政有方，深受百姓爱戴。他离开扬州的那天，全城的官吏、百姓都前来送行，痛哭流涕地挡在他的马头前，不让他离去。为了纪念姚崇，当地百姓将他所用的马鞭和马镫留了下来，“截镫留鞭”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了下来，表达了老百姓对姚崇的不舍之情。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 唐玄宗李隆基以霹雳手段铲除太平集团后，从太上皇李旦手中夺取了最高权力，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乾纲独断的大唐天子，从此开始亲政。
十二月初一，李隆基大赦天下，改元开元。
至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全新的一页，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开元盛世缓缓拉开了序幕。
当然，开元盛世的形成，除了玄宗的励精图治之外，还离不开忠臣贤相的辅佐，姚崇就是其中之一。
与玄宗“约法十章”
先天二年十月，姚崇奉密诏赴骊山觐见玄宗之时，一见面就对玄宗提出了十个条件，还声称若是玄宗不答应，就拒绝出任宰相之职。
对于姚崇倨傲的态度，玄宗颇有些诧异，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还是决定听听姚崇所谓的“十事”。
姚崇随即侃侃而谈，向玄宗说出了他的十条建议：“ 一、推行仁政，缓和社会矛盾；二、整顿吏治，赏罚分明；三、不谋求对外扩张；四、宦官外戚不得干政；五、执法从亲近的人开始；六、皇亲国戚不得身居要职；七、除必要的租赋外，不得对百姓进行苛取；八、鼓励臣子犯颜直谏；九、对臣子接之以礼；十、停止建造各种佛寺道观。”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事要说”。
作为当时切中时弊之言，玄宗对此欣然接纳，全盘接受。并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个月后，又让他兼任中书令，这是姚崇第三次拜相。
在日后的施政行为上，玄宗基本上都是以这十大纲领为指导思想。在这一整套方略的推行实施下，使得玄宗朝前期便呈现出了一派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清正廉洁、抑奢求俭的政治气象，从而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而玄宗本人对姚崇也是非常信任，他深知姚崇是一个栋梁之材，便决定给他提供一个广阔的舞台，好让他放手大干一场。于是，开元之初的朝廷就出现了这样一副局面，据《资治通鉴》记载：“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答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之。”
意思是，自从玄宗正式亲政后，便励精图治，事事都要询问一下姚崇的意见，每当这个时候，姚崇总能对答如流，而他的同事则都唯唯诺诺，因此玄宗就对他放权并委以重任。
不过，玄宗虽然敢于对姚崇放权，但姚崇在刚开始干的时候还是有些放不开手脚，就连任命一些低级官吏这样的事，姚崇也要向玄宗一一禀报，不敢私自作主。有一次，玄宗听完他的奏报，忽然抬头仰望房梁，一言不发。姚崇以为玄宗没听清楚，于是又再说了两遍，但玄宗却始终沉默以对。玄宗反常的举动，让姚崇又惊又疑，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这位爷了，只好怏怏告退。
姚崇走后，玄宗的心腹高力士忍不住问道：“陛下刚开始治理大政，宰相奏事，可与不可都应该面议，陛下刚才为何一言不发？”
不料玄宗却给了高力士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说道：“自己把政务交给姚崇，大事应该禀报给我，可像这种任命官吏的小事，他自己完全可以定夺，又何必事事来烦朕？”
玄宗一番话，让高力士恍然大悟，于是便把皇帝的这个指示精神透露给了姚崇。姚崇知道后，所有的忧虑一扫而光，从此在朝廷中彻底放开了手脚，大胆理政，独当重任。
当时的另一个宰相卢怀慎深知自己的才干不如姚崇，于是在二人共同理政的过程中，他“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
有一次，姚崇家里办丧事，请了十多天的假，导致朝中政务堆积如山，卢怀慎不敢决断，只好跑去向玄宗请罪，没想到玄宗却大度地说道：“朕把天下事交给姚崇，卿等坐观其成就可以了。”
果然，正如玄宗所说，姚崇请假归来后，没几天就把积压的公务全都处理掉了。这等办事的效率不禁让众人大为惊讶，在众人钦佩的眼光中，姚崇亦颇为自得，于是他忍不住问中书舍人齐幹：“我当宰相，比起管仲、晏子如何？”
齐幹思考片刻，脱口而出道：“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之于后世，至少用其一生。而公所订之法，随时变更，似乎不及二人。”
姚崇又问道：“那么你对我是怎样评价的呢？”
齐幹说道：“公可谓‘救时宰相’。”
姚崇听完，将手中的毛笔一扔，说：“救时宰相，也殊为难得了！”
事实上，从姚崇的理政风格来说，他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成规，而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被称为“救时宰相”，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推行改革
姚崇的上述执政风格，从他推行的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中就能看出。
唐朝开国之初，规定凡是受封的王公贵族，辖地内封户的赋税由受封者征收。不过，唐初受封者仅二三十家，封户也不过千余家，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的影响较小。但自中宗朝开始，受封者多达140余家，封户遍及全国。到睿宗时期，仅太平公主一人就食封一万户。
如此庞大的食封数量，食封者不仅征收租调，影响朝廷收入，还任意压榨封户，给封户增加了许多额外的负担，导致民不聊生。
于是，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改变旧制，规定封户的租调由朝廷统一征收，食封者则到朝廷定额领取。如此一来，朝廷既加强了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也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仓储制度曾是我国历朝历代十分重要的一项制度，关系着国家的稳定。早在西汉时期，就设置了常平仓。所谓常平仓，是指由政府设置粮仓，在市场粮食价格较低时以适当价格收购农民粮食，当粮价涨高时再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以达到平衡粮价的效果。
到了唐代，常平仓的设置只在太宗时期存在了一段时间，自贞观十三年后，史书上便没有了常平仓活动的记载。姚崇上任后，便向玄宗建议恢复常平仓，并设置专门官员管理。这一举措，有利于稳定粮价，保障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除此之外，姚崇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也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玄宗时期，有不少有钱人家借寺院假意出家，以此来逃避国家赋役。在姚崇的建议下，玄宗下令有关部门进行彻查，最终将1.2万多名冒充的僧尼还俗为农。这一举措，不仅增加了社会劳动力，堵住了国家的税收漏洞，还打击了崇佛的奢靡之风，可谓是利国利民之举。
灭蝗能手
开元三四年（公元715—716年），黄河中下游一带连续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千里赤地，庄稼颗粒无收。在古代农业社会，历朝历代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老百姓，对蝗虫历来都是谈虎色变，这个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动摇统治基础。
所以，如何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蝗灾，成了姚崇任上最为严峻的一次挑战。
开元三年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在古代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下，老百姓纷纷认为这是一种天谴，人力不可违抗，因此各地的官员和百姓都不敢捕杀蝗虫，而是一味地焚香祭拜，希望以此感动上苍，让老天停止这场灾难。
但任你拜得再虔诚，蝗虫可不吃这一套，结果可想而知，蝗虫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眼看田里的庄稼就要被啃食殆尽，各地的官员对此也是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姚崇得知后，立即将此事上报玄宗，建议派遣御史前往各地，组织当地的官员和百姓捕杀蝗虫。但朝臣们却以蝗虫数量太多，难以除尽为由，纷纷反对这一建议，玄宗本人也是充满疑虑。
对此，姚崇并没有放弃，他对玄宗说道：“如今蝗满山东，且繁殖速度极快，为历来所罕见。河南、河北百姓储粮不多，倘若农田没有收成，就会导致百姓流离失所，事关社稷安危，切不可犹豫拖延。就算除之不尽，但也要比啥也不干的强！我知道陛下有好生之德，所以此事无需陛下颁布诏书，只需臣下发文，督促各地灭蝗。若仍然除之不尽，就请陛下将臣的官职全部革除。”
姚崇一番话，将玄宗要担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如果成了，功劳都是皇帝的，如果失败了，所有的责任自己一人承担！
对于姚崇来说，这不仅是一种为官的智慧，也是一种做人的勇气和担当。
既然姚崇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玄宗只好默许了他的建议。
不过，就在这关键时候，平日里姚崇命是从的卢怀慎却在此刻站了出来，对姚崇说道：“蝗是天灾，岂能以人事对治？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地和气。此事尚可商榷，请公三思。”
卢怀慎这话，可把姚崇气的不轻，他直接出言怼道：“你既然不忍蝗虫之死，难道就忍心老百姓饿死吗？倘若杀蝗虫真的招致灾难了，我姚崇一个人承担！”此言一出，包括卢怀慎在内的满朝文武，一时之间哑口无言，于是只好同意了姚崇的建议。
随后，姚崇立即行动，一边发文，一边敦促御史分赴各地。除此之外，他还具体部署了灭蝗的方法，即根据蝗虫夜间趋火的特点：“在晚上架火，在火堆旁掘坑，一边焚烧蝗虫，一边就地掩埋，除之可尽。”
为了打消百姓的担忧，提高灭蝗积极性，姚崇还采取了激励措施，凡是消灭蝗虫一石者，就奖励一石粮食。
在灭蝗问题上，姚崇双管齐下，一度肆虐的蝗灾得到了有效控制。到了第二年，庄稼有了收成，极大地缓解了饥饿问题。
开元四年夏，蝗灾再次爆发。有了去年的经验，姚崇这次处理起来就很得心应手了，他直接认命了一批“驱蝗使”，前往各地组织灭蝗，没想到前往汴州的御史却遭到了当地御史倪若水的强烈抵制，他的观念与卢怀慎如出一辙，以“蝗乃天灾，非人力所能及，宜修德以禳之”为由，拒不执行朝廷的命令。
姚崇得知后，立即发文驳斥：“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有德的地方官，蝗虫不入其境，如果认为他是靠修德才免灾的，那你倪若水岂不是因无德才导致的蝗灾？
姚崇抓住本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倪若水在接到姚崇的发文后，被上面的言语驳斥得目瞪口呆，他根本想不出反对的言语来，只好老老实实按照姚崇去年的方法组织灭蝗，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与此同时，玄宗还颁下诏书，命令各地的“驱蝗使”严格审查各州官吏在驱蝗方面的功绩，并予以公布，以此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
在君臣二人的密切配合下，令人为之色变的蝗灾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就算是连年发生蝗灾，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问题。
为官清廉
作为堂堂大唐帝国的宰相，姚崇竟然连一座府邸都没有，以至于全家人都住在离朝廷很远的地方。姚崇上朝结束后，常常因路途遥远，天黑前赶不回家，于是就住在宫廷附近的罔极寺里。
有一次，姚崇得了疟疾，便向玄宗告假。玄宗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天天派宦官前往罔极寺慰问，最多的时候一天派出好几十个，往往前面的一拨宦官还没打发走，后面的一拨宦官就到了。
同为宰相的源乾曜觉得天天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向玄宗建议，让姚崇从罔极寺迁往皇城内的四方馆居住，这样既可以方便皇帝问讯，又能让姚崇有一个较好的环境养病。
如此两全其美的举措，玄宗是欣然同意，可姚崇却不同意。他给出的理由是：四方馆存放着许多重要的典籍和文件，如果让一个病人住进去，于礼不合，所以坚决推辞。
玄宗一听就急了，他苦口婆心地对姚崇说道：“设立四方馆，是为了接待各国的朝贡使节，让你住进去，是有利于社稷，我都恨不得让你住进宫城里来，区区四方馆算什么？”然而无论玄宗怎样劝说，姚崇就是不进去。
这也就是姚崇有这魄力，要是换作一般的官员，早就屁颠屁颠地去了。
还有一次，吏部尚书魏知古要去洛阳一带考察官员的政绩，正好姚崇的两个儿子在那里当官。离京前，姚崇一手提拔起来的魏知古去姚府辞行，不料姚崇却对他十分冷淡。魏知古到洛阳后，私下接见了姚崇的两个儿子。
这两人请求魏知古在皇上面前为他们美言，于是魏知古回去后，便在玄宗跟前极力赞扬姚崇的两个儿子。玄宗知道后，便有意将姚崇的两个儿子升官，但姚崇却说道：“我这两个儿子能力平平，又不善理政，不足以提拔。”玄宗见姚崇如此秉公办事，十分高兴。
连累罢相
姚崇被罢相，问题出在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属下身上。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姚崇因两个儿子广通宾客，受人馈赠，觉得自己身为宰相，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愧对国家，再加上自己的亲信中书省主簿赵诲，收受胡人的贿赂，被人告发检举。玄宗对此事极为重视，亲自审问赵诲，结果发现案情属实，于是命有关部门将赵诲逮捕下狱，并判处了死刑。
按理说，此事与姚崇并没有直接责任，顶多也就落个监管不力。怎奈姚崇聪明一时，糊涂一时，竟然亲自出面营救，此举令玄宗大为不悦。于是，玄宗看在姚崇的面子上，下令免除赵诲死罪，杖责一百，流放岭南。
经此一事，姚崇觉得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于是选择急流勇退，向玄宗提出了辞职。辞职的同时，他还向玄宗推荐了一位自己的继任者，此人正是开元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贤相宋璟。
开元四年，玄宗接受了姚崇的辞职请求，免除了他的宰相之位，改任开府仪同三司。
姚崇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但在后来的几年里，玄宗对其仍礼遇隆重，令其“五日一朝，入阁供奉”，在许多大政方针上还要征求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病逝，享年72岁，死后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献”。临死前，他留下遗嘱，要求自己死后只穿平常衣服入殓，不写经，不画像，一切从简。并告诫子孙：“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在担任宰相三年多的时间里，姚崇与玄宗君臣同心，密切配合，共同开启了一个伟大的盛世，终结了自神龙政变以来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把大唐帝国引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轨道，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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