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的乡村，曾经有位老者，不富不贵，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

谁都想不到，这位老者居然让毛泽东着墨甚多，是一位《毛泽东文集》第一卷有专门记载的人物。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始了创建中央苏区的艰苦斗争。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奋斗，不仅巩固和扩大了红色区域，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红四军本身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在这一时期，不论是上级领导机关还是红四军党内，都出现了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生搬硬套的严重教条主义现象，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不得，这使毛泽东深感忧虑。1930年3月，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忙于中原大战的时机，红四军先后攻占大余、南雄、信丰、安远、会昌、寻乌等县城。

但红军占领县城后，因分不清城市商业与地主财产的区别，一度将城市的商业店铺查封、没收，造成城市居民生活的不便，甚至引起了一部分城市平民的不满。这一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5月初，他率红四军二纵队来到寻乌县城，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对寻乌县城的经济社会情况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社会调查品，史称“寻乌调查”。

1930年5月1日，毛泽东率红四军二纵队到达赣闽粤边境的寻乌县城，驻扎在马蹄岗。由于当时战局相对稳定，毛泽东决定部队在寻乌小住一段时间，一方面作些休整补充，一方面作些调查研究。他得知寻乌县城在当时周边地区还算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县城，商业也比较发达，赣粤闽边境贸易也比较活跃，就在此地对城市商业诸多情况展开调查。他把意图告诉古柏，并开列了长长一串的调查提纲，并要古柏找几个各方面都很了解情况的人，其中一定要几个真懂商业的人来开座谈会。古柏是本地人，很快就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陆续找来了十一个“寻乌通”，他们中有乡苏维埃主席，县苏维埃委员、童生、秀才、职员、教师、工友、农民、商人。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其中，毛泽东对参加会议并积极、坦诚提供城市商业情况的“怡和号”老板郭友梅特别满意。

郭友梅，江西万安人，12 岁离家到寻乌叔父店中学徙。他叔父在寻乌经营杂货布匹店“怡和号”六十余年，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叔父离世后，郭友梅接过生意，当了老板。“怡和号”在寻乌是百年老店，光绪末年是鼎盛时期，有底本三千元。由于老店信誉度高，粤闽和赣州客商原赊借货物，每年间生意额做到三万余元，成为寻乌县城最大的商号，郭友梅先后两次被选为寻乌县商会会长。

座谈会之前，古柏向毛泽东介绍这些情况后，毛泽东对郭友梅很感兴趣，一定要去见见这位商贸里手。古柏带着毛泽东来到寻乌县城南门街，老远就看到了“怡和”的招牌。到了店门前，看到店里货柜上摆着一些布匹、日用杂品等货物，还有一些当时算比较时髦的瓷桌灯、洋蜡烛、洋纱巾、骨筷之类“洋”货。古柏指着柜台边的一个老者说：“那就是郭友梅。”郭友梅听古柏介绍来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的毛委员，肃然起敬：“久仰，久仰!”并请进店里落坐。

郭友梅因被军阀敲诈过，也经历过军队抢店，对当兵吃差的人没有好感。前几天听说工农红军打进了县城，还着实慌张了一阵子，怕有什么不测，或者又要“募捐”送款，但见进城的红军和蔼可亲，买东西付现钱，买卖公平，又见早就熟识的本地人古柏和红军那么亲热，才放下心来，照常做生意。

郭友梅给毛委员斟了茶，俩人随和地聊起了家常和生意经。毛泽东听古柏介绍过怡和号的衰落，与几次遭抢劫有关。毛泽东颇为同情地询问，郭友梅捂着胸口，连连摇头道：“辛亥革命，推翻满清，革命军光复，我们商家也拥护啊。光复派号召四乡农民进城造反，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各家商店，几千人呀。不多久，北洋军反扑回来，又在城里大肆抢劫，暗无天日。动乱和军阀我见得多了，还是你们工农红军好!”

毛泽东交上了这个做生意的朋友，人心换人心，郭友梅也信得过毛泽东，积极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而且有问必答，郭友梅成了参加毛泽东寻乌调查座谈活动最多的人。对此，毛泽东在著名的《寻乌调查》中有历史记载：

“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会长，本城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

“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杂货。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眉、蛋、自来火、带子网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鸟，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鸟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已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

“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已回到家里长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象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长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

毛泽东在调查时，还注意到一种行业帮会性质的社会现象。这种行业帮会性质的组织，大概原先的宗旨是行内互帮互助，以壮大势力图自保谋发展。如寻乌一带就有个“同善社”的会道门组织，是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同善社内道级分十六层，前三层为一般道徒，四层称“天恩”，五层叫“证恩”，九层为“十地”。四层以上均为道首。郭友梅为了自身的发展，也随同其他老板加入了“同善社”。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同善社“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

1930年6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寻乌出发，再次入闽作战。郭友梅望着远去的毛泽东，心里不免有些惆怅。

好在共产党还在，寻乌县苏维埃政府还在，而且经毛泽东主持下，苏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政策，鼓励发展苏区商贸经济，怡和号杂货店经营又有了起色。寻乌原属中央苏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辖内，1933 年 8月，中央苏区新设立粤赣省，辖寻乌等七县，郭友梅的怡和号照常做生意。1934 年秋，工农红军长征，苏区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国民党反动派来了，郭友梅因多少与共产党有过来往，吃了一点苦头。但当时偌大的一个寻乌县城，共产党占领几年，工农商学各行各业，谁没有跟共产党有过交往?何况是生意人，所以郭友梅只不过出了一点钱，当局也就算了。怡和杂货店照常开门营业，但白色恐怖下的生意更难做了，郭友梅一家只好惨淡经营。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事，中国的沿海各地也时遭日机轰炸，1938年4月11日，日本海军侵占福建厦门，同年 10月 21日，国民党放弃了广州，寻乌周边的福建广东形势越来越吃紧，日本鬼子若打了过来不说做生意了，就连性命也保不住。郭友梅家乡毕竟还是后方，相对比较安定一些。于是他决定歇了怡和号的生意，率全家老少返回家乡万安，回家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终年 68岁。

寻乌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非常珍惜，一直带在身边，经过长征带到延安。1937年筹备出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时才送交出版社，后因在出版过程中《寻乌调查》不慎丢失。全国解放后，为指导土地改革运动，毛泽东于1950年又将找到的《寻乌调查》作了精心修改，这篇调查报告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一卷，郭友梅的故事也随这篇调查报告载入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