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要有新思维，一些担忧基本属于杞人忧天|垄断|新思维|杞人忧天

中国的持续发展确实让大部分人享受到了重大的好处，也是中国能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前提。在新时期，却有不少声音在说一些方向性的争议，动不动就说要“闭关锁国”，在说什么“民企要退出历史”。其实这与其说是误读，不如说是一种思维的保守和陈旧。

我们要回过头去看，前三十年解决的关键在于基本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初步的工业化，走过一些弯路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两方面都不能否认。但是前三十年让党具备了全面的执政能力，同时也让改革成为了共识，并且也没有形成固化的利益集团阻碍改革。

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其名称，一是内部的改革，二是对外开放。内部改革释放了之前体制压制的经济要素和资源，使其逐步流动起来，形成具有效率的经济。对外开放则是让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从而借助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的自由资本和开放市场从全球范围内获得资本、技术和消费市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保持持续发展的基本点之一。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更容易从全球获得经济要素是关键。

但是市场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完全自由放任，资源就会自发地向着利润最高的地方集中，相应的作为落后一方的中国很可能什么都留不下。因此，具有一个更为强有力但又灵活的国家组织变成了对抗市场这种天然垄断倾向的重要手段。只是国家组织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需要维持有效的政治秩序的同时，还能不压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并还最好要能够形成有力的协调和得当的策略。

这一要求是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高的，内部张力也更大。比如我们在90年代初就经历了一次央地关系失衡的问题，特别是中央控制力变得非常薄弱，这就是市场机制发展带来的地域差异扩大的结果，也因此有了分税制改革重新强化中央财权。农村在90年代的治理危机引发的三农问题也是市场化带来的资源失衡之一。

另一个则是国家本身也会受到市场的侵蚀，这就包括政府被深度嵌入经济活动之中，很多时候甚至作为经济主体参与乃至主导经济活动，由此引发的腐败、地方利益集团垄断、公共政策被绑架、思想混乱等等，都是市场有所失控所带来的问题。

当然，由于总量依然保持着增长，增长会掩盖或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整体上中国人民的日子还是越来越好的。但是这种模式一旦遇到可控不可控的经济下行周期或者风险，中国并不掌握全球秩序的决定权，事实上处于脆弱。而如果国家缺乏自主性，则会让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就会让自己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最终让国家在面对风险时能力受到限制。一旦经济出现停滞乃至下行，从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城乡差距中积累的矛盾很可能会形成巨大的风浪，进而让民族复兴陷入困境。这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那么经济下行周期出现了吗？其实从2008年的金融风暴就已经出现了，这是新自由主义秩序下第一个拐点。同时，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2009年后开始浮现，中国开始在一部分领域取得了优势，并逐步扩大了自己的话语权。当时奥巴马带着“重返亚太”和TPP一路而来，其目标就是要避免持续发展的中国自然而然地重组新的秩序。当然，美国最终力有不逮，没有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因为中国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过去那套秩序的很大一部分，有利、开放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因此我们更需要进行内部改革。

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础之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强有力且有效率的国家来在可能到来的狂风巨浪中掌舵，确保民族复兴能够稳定向前。

前者要求的是国家具有更高的自主性，能够以更高的层次去决策。有效率则意味着，中国会继续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以此确保效率。对市场进行更为精巧的控制，是中国治理水平的进步，甚至历史地看，是欧美国家的本质做法（参见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而近十年来中国一系列远超预期的改革则标志着，中国具备非常强有力且充满灵活性的国家组织，这是令人欣喜的。

新时代的秩序没有变那么多，但也变了不少。只是对于一些人而言，知识储备确实是无法理解这种变迁的。因此，有些人将市场视为“自由放任”的，一看相关改革就大呼小叫认为“改革开放”要结束了；一些人将对外开放只理解为“对美开放”的，一看中美关系越来越多地发生竞争乃至冲突，就大呼小叫要“闭关锁国”了。这些谬论会出现，如果不是屁股的问题，那就是水平的问题，当然根本上是对过去发展的误读和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