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为破坏新中国政权,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专门策划了“天字一号”行动,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试图刺杀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但特务还没有开始行动,就被我国公安机关抓获。随后,在我国公安机关的审讯之下,特务又供上了两名“关系人”。

其中一人当即就被我公安机关逮捕,而另一名叫劳有花的人,我公安机关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她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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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58年,上海市公安局通过一份协查函,才最终找到了劳有花。而这时的劳有花,不仅是济南一家机械厂的厂花,而且还正在准备着入党。

那么,当初劳有花是如何逃跑的?又是如何隐身济南的?最后又是如何被抓获的?这还要从“天字一号”行动说起。

杀手折戟

1949年5月,时任三野司令员的陈毅,指挥部队,一举解放了上海。事后,中央任命陈毅出任了上海市长。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当时已经败逃台湾的蒋介石的强烈仇恨心理,为此,他专门向特务头子毛人凤下达密令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杀掉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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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凤得令后,立即派出多个行动小组,到上海开展刺杀,但均被我公安机关侦悉抓获。蒋介石又气又恼,不但严厉训斥了毛人凤,还亲自下令说:

“让刘全德出马,只有他去,才能解决陈毅!”

刘全德是国民党内的王牌杀手。他自幼学习拳术,武艺高强,参加红军后,还做过时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的警卫员。

三十年代中期,他前往武汉执行任务时遭到国民党逮捕,后在军统的酷刑之下,最终叛变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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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军统局奉蒋介石之令,暗杀汪精卫伪政府的“外交部长”陈篆,但戴笠先后派了好几个骨干去刺杀,最终都没有得手,直到刘全德出马后,才一举刺杀成功。

刘全德也因此而名声大噪,甚至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这也是蒋介石点将刘全德的原因。

毛人凤得令后,立即找到刘全德,许诺他事成之后,不但会奖励他1000两黄金,还会提升他为少将。在高官厚䘵的诱惑下,刘全德欣然领命。

接受任务后,刘全德化装成贩糖商人,从舟山辗转,潜入了上海。到上海后,警惕度极高的刘全德担心在我党的严打之下,国民党的联络点可能都已经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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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并没有着急去联络毛人凤给他的联络点,而是借住在了一个名叫史晓峰的老朋友家。

就在此时,一个已经投诚我党的国民党特情人员,到史晓峰家侦查情况,恰好发现了刘全德。

一番斗智斗勇后,他不但赢得了刘全德的信任,而且还在稳住刘全德后,成功脱身,向我党报了信。

号称全能杀手的刘全德还没来得及大施拳脚,就被我党公安机关抓了个正着。

在我公安人员的攻心政策之下,刘全德很快就交代了所有情况,并供出了另外两个“关系”,其中就包括劳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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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捕余党

刘全德交代的两个人中,一人名叫雷霜,此前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便衣探员,根据刘全德提供的线索,公安机关迅速将其抓获。

而另一个人便是劳有花。刘全德供述称,劳有花出生在山东,从小在资本家家庭长大,初中毕业后,又考进南京的一所护士学校。

她刚去报到,南京就被日本人侵占了。在抗日救国思潮的感召下,劳有花也参了军,她本想上阵杀敌,但最终却被分配到了军统局。

劳有花最初还心有不甘,但在军统局的“培训”下,她很快就成长为了一名专业特工,替军统执行过很多重要任务,还深受毛人凤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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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在溃逃台湾时,毛人凤亲自找到她,安排她前住上海潜状。

劳有花到上海后,就利用自己的医护特长,在上海霍山路的一家诊所找了一份工作,成功潜伏了下来。

但公安机关根据刘全德提供的信息,到霍山路去抓捕劳有花时,却发现诊所早在半年前就已经不开了,侦查员多方调查无果后,只好找卫生管理部门了解情况。

但由于当时上海刚解放,卫生管理部门的档案并不全,并没有查得劳有花的任何消息,只查得诊所老板叫杜传耀,是一名留德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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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分析,杜传耀虽已不再经营私人诊所,但他作为一个医生,放弃本专业,再另起炉灶的情况微乎其微,他大概率仍在某个医疗机构里做医生。

于是,侦查人员就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在全市医院、诊所范围内进行查找。

方向确定后,侦查人员随即对全市所有医院和诊所进行了一一摸排,但并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事后,上海市公安局又举行了一次有18名资深侦查员参加的案情分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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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经过讨论,最终认定,之前的侦查方向是正确的,仍然要以调查杜传耀的行踪为突破口。

而寻找杜传耀,依然要从卫生系统里找,既然是上海的卫生系统里找不到,那就将寻找范围扩大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所有工厂的医务室。

幸运的是,这些工厂医务都是从固定的几个上海药材批发商那里进药的,所以,侦查人员决定先从上海的药材批发商那里打听一下情况。

结果,真的就打听到了杜传耀的下落——他正在上海郊区一家机械厂的医务室工作。侦查员赶紧找到杜传耀,问他说:

“你之前的诊所里有没有招聘过一个叫劳有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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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传耀不但给出了确定的答复,而且向侦查员透露:“劳有花去曹家渡一家纱厂的医务室工作了,还是我找朋友帮忙把他弄进去的。”

侦查员随即赶到了曹家渡的那家纱厂。该厂医务室负责人说:

“我们医务室确实有过这样一个人,她是去年8月底来的,到了10月中旬就走了,前后做了还不到两个月。”

侦查员诧异地问道:“她为什么离开?”医务室负责人说:“她没给我们说,我们不好去问,好像嘟嚷过一句,说是工钱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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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又追问:“她去哪里,你知道吗?”医务室负责人诚实地说:“这个就更不知道了!”再问,对方就更不知情了,线索也就从此断了。

不久后,全国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上海市公安局以此为契机,发动群众,对劳有花进行了再一次的寻找。

但直到运动结束,也没有查得劳有花的下落。她究竟是如何做到藏身这么长时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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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逃脱

1958年,曹家渡的那家纱厂突然收到了山东济南一家纱厂发来的一封公函,要求他们对劳有花的工作经历提供证明。

1958年,曹家渡的那家纱厂突然收到了山东济南一家纱厂发来的一封公函,要求他们对劳有花的工作经历提供证明。

上海市公安局收到消息后立即派出警力,前往济南,找到了劳有花。劳有花见到上海警察后,立即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自知自己是无法隐藏了,所以没有进行任何反抗,就自觉地跟着警察回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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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讯,才得知劳有花一进曹家渡纱厂,厂里的老板就对她打起了主意。劳有花为了借助老板掩饰自己的身份,所以就半推半就,做了老板的情人。

但好景不长,有一次,老板在和劳有花幽会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身亡。

劳有花本来难逃干系,但老板的家族在上海滩也算是名门望族,为了避免家丑外扬,老板的家人就没有追究劳有花的责任,反而给了她一大笔封口费,要她立即离开纱厂。

劳有花求之不得,第二天,她就辞了职。随后,她又以假名在卢家湾的一家小门诊找了一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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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她又根据约定,把自己新的身份以及潜伏地点用暗语写到了两张字条上,依次贴在了上海大世界的后门和黄浦江大达码头,以此来通知她的上峰。

不久后,她的上峰就给她寄来了密令,让她搜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相关情况。

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上峰传来的毛人凤密电。电文中只有短短12字:

“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予配合。”

劳有花当即给上峰回信,保证完成任务。但不知什么原因,上峰并没有把劳有花新的联络点及时通知保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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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毛人凤给刘全德的联络点,仍然还是她之前在霍山路上的那家诊所。

由于刘全德来沪后,还没来得及找去劳有花,就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了,所以他并不知道联络地点已变,因此也就没有和台湾方面再次核实。

这一连串的巧合,使得劳有花成了漏网之鱼。而劳有花接受任务后,等了很长时间,也没等到有人来联络她。

直到后来,她从报纸上得知了刘全德落网的消息,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就立刻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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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暴露

劳有花离开上海后,就回了山东。当时劳有花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她唯一的一个表妹正在山东济南的政府部门工作,而且还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

这对一般特务来说,简直是“龙潭虎穴”,但劳有花却认为,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是安全。所以她就果断地到济南投奔了表妹。

表妹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听说她在上海失业以后,就托关系把她弄到了济南当地的一家机械厂,继续当厂医。

随着新中国政权的日益稳固,劳有花渐渐明白,国民党叫嚣的反攻大陆,是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她就主动切断了与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动起过太平日子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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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时候,她是低调做人,一门心思做好自己的工作。但由于她在厂里的学历最高,厂里搞政治学习活动时,就经常找她去读报纸、出黑板报、写标语等。

她推脱不开,只得前去。由于劳有花不但才艺出众,而且长得也非常美丽动人,所以很快成了全厂的厂花。

看到无法再低调下去,劳有花索性就积极到底,不但很快就成了区里的劳动模范,而且还写了入党申请书,动起了入党的打算。

由于劳有花在厂里的表现确实比较优异,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找劳有花进行了谈话。

事后,又给了她信息登记表,让她如实填写个人履历,以备政审。对此,劳有花早已有所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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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自己当特工的经历,编造成了在私人诊所当护士,而证明人就是自己的表妹。

对于1949年在上海潜伏的经历,劳有花也胸有成竹。因为当年她在芦家湾诊所等了好久,公安机关也没有找上她,因此她断定,刘全德肯定没有把她供出来。

所以她就自信满满地如实写下了,她在霍山路诊所和曹家渡纱厂工作的经历。

劳有花不知道的是,刘全德其实早就供出了她,只是阴差阳错,刘全德供的是她在霍山路的联络点。

济南党组织根据劳有花所填的信息登记表,随即就给上海市卫生局和曹家渡纱厂发了协查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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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渡纱厂当时虽然已实现公私合营,但医务室负责人却没有变。她知道当年公安机关曾调查过劳有花的情况,所以立即就把协查函交给了上海公安局。

虽然上海公安局当年查办此案的人都已不在,但却仍然保留着此案的档案。

所以上海公安局在接到举报后,就立即调阅了案卷,发现劳有花不仅与当年“天字一号”案的特务重名,经历也完全重合,可以确定,她就是当年要找之人。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就立即派出精干人员,前往济南,逮捕了劳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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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有花被捕后,很快就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劳有花后来虽有改过自新的情节,但无奈当年所犯的罪行实在是太严重,上海市法院根据法律规定,还是将她判处了死刑。

不久后,劳有花被执行枪决,当年的“天字一号”案也终于得以结案。

劳有花的事情也充分说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坏人隐藏再深,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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