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教会的控制，体现在哪些方面？鉴于教会的重要地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保加利亚期间，控制保加利亚地方教会是奥斯曼帝国确保该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保加利亚地区拥有十分强大的地方教会，他们拥有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外的特殊行政体制，同地方贵族势力相互交融，对保加利亚东正教徒这一民族宗教身份拥有十分强烈的认同感。
因此，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保加利亚的初期，这些地方宗教势力成为了帝国稳定当地治安、建立有效税收管理机制的阻碍。奥斯曼帝国入侵保加利亚之后，抵抗最激烈、对奥斯曼统治最不妥协的便是教会。
教会的抵抗触怒了奥斯曼帝国，当地的教区、教堂遭到了素丹军队多次扫荡，众多建筑被摧毁，教士和教民被杀或变卖为奴。
奥斯曼帝国对教会势力的打击
除了在军事层面上对保加利亚教会进行打击外，素丹命令君士坦丁堡普世大牧首和希腊教会成为保加利亚教会的领导者，保加利亚地方教会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东正教教米勒特的下属。奥斯曼帝国干涉保加利亚教会各教职的人选任命，任命希腊人掌控教会要职。
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势力在行政和军事领域的打击于16世纪告一段落，苏莱曼一世即位之后，这位被称为立法者的素丹开始着手于安抚已经被纳入到帝国直接统治下的巴尔干基督教臣民。由于在布尔加斯、西尔迪卡、索菲亚等保加利亚地区的大城市中已经出现数量可观的穆斯林移民和宗教组织，素丹开始放宽对当地东正教堂重建的限制。
16世纪，素丹苏莱曼一世颁布谕旨授予索菲亚、布尔加斯、普罗夫迪夫等城的东正教米勒特在自己的社区内部重建东正教堂的权力。奥斯曼帝国利用希腊教士打压保加利亚本土势力的行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希腊人在保加利亚尾大不掉的势力。
为了平衡希腊人在保加利亚教会的影响，避免保加利亚地方贵族和宗教精英由于彻底丧失担任教职的机会而转入地下教会，奥斯曼帝国通过给予一部分东正教堂“瓦克夫”的资格为保加利亚本土势力保留了自留地。奥斯曼帝国的法律规定非穆斯林的宗教建筑在承担社会慈善义务的前提下也可以被转换为瓦克夫，获得免税的权利，这些异教“瓦克夫”可以世代承袭，管理人员的任免无需向素丹报备。
因此，将当地教堂转化为“瓦克夫”财产，可以很好避免教堂和教区的重要职位被非保加利亚人控制。尽管一个教堂被素丹政府承认为“瓦克夫”教堂需要十分苛刻的条件，但在教士的努力下，许多位于山区和偏远地区的教堂被成功授予瓦克夫的地位。
以此为契机，保加利亚教士们派遣僧侣管理这些“瓦克夫”，并与这些“瓦克夫”教堂所涉及的保加利亚民众建立联系。利用这些“瓦克夫”，保加利亚教师们在教堂中建立小型学校，教授年轻教士们保加利亚语和保加利亚文学，并安排他们到位于阿托斯山的斯拉夫学院中学习。在保加利亚的西部地区，由于大量“瓦克夫”教堂和修道院的存在，当地教会受帝国中央的影响较小。
教区阶级制度
为了扩大帝国在当地的统治权力，分化当地的教会势力，奥斯曼帝国以民族为依据建立教区阶级制度，挑拨保加利亚人和少数族裔的矛盾。保加利亚东部地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当地除了占人口多数的保加利亚人外，还生存着许多少数族群。
这些少数族群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往往擅长某项特殊的技能或工作，奥斯曼帝国会授予他们免税的权利换取他们为政府服务。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奥斯曼帝国经常会以“地区守护者”的名义授予这些少数族裔垄断自己生活的教区主教和高阶教士的职位。
西部地区的主要居民是保加利亚人，当地基层教会被保加利亚人牢牢掌控，这实际上造成了保加利亚西部教区高阶教士和低阶教士之间的割裂，双方往往会因为民族身份不同进行激烈的斗争。
例如在1612年的维丁，由于怀疑维丁主教是被城中的保加利亚教士雇佣阿尔巴尼亚人刺杀而死的，大概4000名日常负责看守矿山的喜多维警卫埋伏在城内保加利亚教士前往索菲亚述职的必经之路上，杀死了近73名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分化下，保加利亚地区西部山区各民族教会势力之间势同水火，无法形成合力对抗帝国。
16到18世纪，奥斯曼帝国依靠土耳其移民和希腊教士统治保加利亚地区。为了增加当地的穆斯林人口，扩大兵源数量，奥斯曼帝国引入大量土耳其移民进入保加利亚地区，他们占领当地许多肥沃的农田。大量来自小亚细亚和东欧的土耳其移民改变了保加利亚地区的民族比例，他们推动这一地区城市格局的变化，布尔加斯城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崛起。
为了打击保加利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获得更多的财源，在奥斯曼帝国支持下，希腊人垄断了保加利亚地区宗教职位，使得保加利亚语在保加利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失去位置。面对保加利亚地方势力的反抗，奥斯曼帝国允许部分教堂和修道院保留下来，缓和同保加利亚教士的矛盾。挑起当地贵族同北方罗马尼亚贵族的矛盾，破坏这组潜在同盟。
打压保加利亚诗人和相关拉丁文献的出版者，阻碍保加利亚文化复兴。通过这些手段，奥斯曼帝国巩固了自身在保加利亚地区的统治基础，打击了当地的反奥斯曼势力。保加利亚地区自此成为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地区最核心的省份。
行政模式的特点
多样化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巴尔干地区行政模式的主要特点，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地区之前，控制这一地区的是以希腊人为主导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依靠古罗马时期便已经存在的总督委任制和8世纪时出现的军区制来控制巴尔干地区。拜占庭帝国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行省，每个行省下属若干军区。
帝国皇帝有权任命各个行省的总督，有权把军区赐给皇帝身边的宠臣和在战场上立下杰出功勋的将士作为封地。在战时，各个军区的长官将自己军区内部的自耕农组织起来，结阵成军，开赴前线。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帝国后，这套统治模式依旧存在于巴尔干地区，奥斯曼帝国效仿拜占庭帝国将巴尔干地区划分为几个行省，并任命总督进行统治。
同拜占庭时期一样，奥斯曼帝国设立的总督一职也不是世袭的，素丹同皇帝一样拥有总督一职的任免权。行省的下级行政单位是桑贾克，它同拜占庭时期的军区相似，受控于对素丹负有军事义务的桑贾克领主，桑贾克领主同军区长官一样是世袭的。因此奥斯曼帝国在对巴尔干地区的宏观治理上，借鉴了许多拜占庭帝国的经验。
在具体治理巴尔干地区的各个不同民族聚居区时，奥斯曼帝国面临着重大的困境和挑战。少数跟随奥斯曼军队迁入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人并不足以改变半岛内部的族裔比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大部分人口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等非土耳其民族，他们的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宗教文化大不相同。
为了维护统治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塑造国家认同，奥斯曼帝国因地制宜，在巴尔干各个主要民族聚居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手段。在希腊人占主导的半岛南部地区，奥斯曼帝国利用“穆斯林兄弟会”、“瓦克夫”等宗教公益组织，让伊斯兰教势力逐步渗透到各个城市中。在素丹的努力下，一些如帖撒罗迦这样的地区中心城市成功伊斯兰化和奥斯曼化。
长达数百年的城市改造使得这一地区主要城市的建筑风格和城市布局与纯粹的伊斯兰城市所趋同。土耳其人和犹太人的涌入也使得半岛南部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得到改变，希腊人不再是城市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穆斯林和犹太人取代了希腊人成为了城市新的主人。
半岛南部地区拥有发达的城市和手工业，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严格的行会体制。在帝国的行会体制中，每个地区行会的产品生产、价格制定、原材料运输和购买以及最终的销售环节都受到绝对控制。行会成员的权利完全来自于素丹，一切经济活动必须符合素丹颁布的法律和诏书。
为了更好地满足国家和军队的需要，素丹往往会将一些国家及军队必需品生产承包给半岛南部几个著名的行会，他们需要无偿为素丹生产相关产品并按期交货，才能从素丹手中获得特权。通过这一手段，素丹一方面以极小的代价保障了重要必需品供给的稳定，另一方面同半岛南部的几大重要行会结成了利益同盟，有利于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结语
在贸易领域，素丹利用犹太人作为媒介，建立了一个横跨整个东地中海的贸易网络。在军事领域，近卫军、地方自治组织和“蒂马尔”领主成为素丹维护城市、山区、以及乡村社会治安的主要保障。到了18世纪这三者大多堕落并失去作用后，阿尔巴尼亚人又成为了半岛南部新的地方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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