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平，无产阶级政党就应该把群众自发的和平愿望提高到自觉进行革命斗争的水平，领导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乃是产生现代战争的根源。
19世纪（特别是1789-1871年）正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盛行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当时主要类型的战争。这种战争的历史内容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异族压迫。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根据这种战争的进步性质，从有利于无产阶级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表示支持战争中进步的资产阶级一方，并且希望他们获胜。可是到20世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的帝国主义时代，欧美资产阶级已由上升的、进步的阶级变为没落的、反动的阶级。
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之间进行的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完全是非正义性质的反动战争。同时，无产阶级已成为时代的中心，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因此，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不仅不能支持任何一方，而且应该用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消灭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者正是有意混淆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战争，以此来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效劳。与战争性质密切相关的是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这是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根本分歧的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鼓吹“保卫祖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进行的掠夺战争。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考茨基为代表则标榜不偏不倚的中派传统和中间立场，表面上声称“拒绝无条件地充当反对派的义务，也拒绝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义务”，实际上宣扬“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来“保卫祖国”。
列宁在批判这种“保卫祖国”的论调时曾反复援引巴塞尔宣言。因为巴塞尔宣言“既没有一个字谈到保卫祖国，也没有一个字谈到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区别，······宣言十分明确地认为这次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保卫祖国的思想成了理论上毫无意思的、实践上荒谬怪诞的东西。豺狼进行斗争，是为了吞食别人的“祖国””。机会主义者由于背叛了自己也曾经签署过的巴塞尔宣言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因此极力回避这个宣言。他们不是对宣言“只字不提，就是引用（象考茨基那样）其中次要的地方，而回避整个重要的内容”。
因此列宁在揭露第二国际的背叛行为时就特别注意高举巴塞尔宣言的旗帜。列宁认为对于保卫祖国问题，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象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在资产阶级进行的掠夺殖民地、扩张领土或压迫其他民族的战争中主张“保卫祖国”，那是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有在殖地民族解放战争或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才是完全正义的。争取和平的问题是与对待战争的问题密切相关的。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革命路线和机会主义路线的根本对立。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惯于施展“和平”阴谋，以蒙蔽群众。早在战前，他们就在“为了和平”的口号掩盖下疯狂地扩军备战。战争爆发后，他们又继续放出和平烟幕，表示战争旨在加速和平到来。特别是1916年即战争进行两年多以后，群众不满战争、希望和平的情绪日益强烈，资产阶级深怕继续战争会引起革命，于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又甚嚣尘上，交战国双方还在酝酿秘密媾和，世界政治大有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帝国主义和平之势。德国的考茨基、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迎合帝国主义的需要，特别卖力地披着社会主义外衣贩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货色。
他们空谈和平是社会主义者的最高理想，而不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考茨基还宣扬在争取和平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鼓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裁减军备、签订贸易协定、建立国际仲裁法庭等等，就可以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列宁在批判这些和平主义滥调时严格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和平，即帝国主义的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和平。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而帝国主义和平对于人民则是一个充满了甜蜜语句、小改良、小让步等等的大骗局”。
可见，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推行侵略压迫政策的互相交替的两种形式，帝国主义和平只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休战，因而它是暂时的、不稳定的、虚假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只有社会主义和平才是持久的、巩固的、真实的。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平，无产阶级政党就应该把群众自发的和平愿望提高到自觉进行革命斗争的水平，领导群众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乃是产生现代战争的根源。
只有号召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考茨基之流“用歌颂和平的靡靡之音来安慰怨气冲天的群众”，诱使工人阶级放弃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奴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需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人类才能达到永久和平的时代。考茨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竟不顾事实胡说什么通过裁减军备以至达到废除武装，就可以实现持久和平的“新纪元”。正当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厮杀方酣之际，他竟然妄言当时就已存在“裁减军备的趋势。”他还说：战争的教训会使资产阶级也认识到“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就没有经济上的必要性了。”因为增加军备会使“许多资本家”遭受巨大损害，所以他们是“极其迫切地关心”裁减军备的。
实际上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也就必然有着扩张军备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我们是赞成裁军的，只有帝国主义才是实现裁军的严重障碍，因为垄断资产阶级正是把扩张军备作为谋取暴利、转移经济危机、打击竞争者以及威慑革命人民的重要手段。列宁指出：“国际上交错的资本在扩张军备和战争方面正干着得意的买卖。要想从各国资本联合和交错成统一的国际整体的事实中，得出裁军的经济趋势的结论，就等于用小市民希望阶级矛盾和缓的善良愿望来代替阶级矛盾的真正尖锐化。”
列宁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张“废除武装”“也和我们说我们反对使用暴力一样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因为“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竟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而且还要写进党纲中去，那就是使无产阶级在武装到牙齿的阶级敌人面前，束手无策，永远不得翻身！
与此相反，列宁说：“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和剥夺资产阶级，解除这个阶级的武装。”废除武装当然也是我们的理想，当阶级压迫还存在的时候，幻想通过废除武装去消灭战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而是害怕战争、逃避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绝望情绪的表现。
结语
除了考茨基分子之外，当时荷兰、瑞士和斯堪的那维亚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也曾提出了“废除武装”的口号。他们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认为只要废除了武装，即销毁了武器、取消了一切军事制度，就可以消灭一切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此外，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战争，而对于上述几种正义的革命战争都是无条件支持的。这样，列宁就针对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两类战争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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