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一直云遮雾绕扑朔迷离。

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汉晋时代的文献追述中，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

但他们究竟是传说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众多的疑问为古蜀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使后人产生了种种猜测。

湮没的古蜀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到20世纪80年代有了惊人的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考古发现之后，才终于被撩开神秘的面纱，露出了璀璨的面容。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为解开众多的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提供了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由此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

三星堆考古发现充分揭示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告诉我们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成都平原就有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这说明岷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同中原和其他地域一样古老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三星堆考古发现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丰富的启示。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祭祀活动和礼乐制度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中原文明的许多自身特点。

规模宏大的三星堆都城遗址大于早商都城，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则说明古蜀王国并非商王朝的外服方国。因为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古代典籍记载，殷商王朝在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方面有一整套严格而明确的规定，方国都邑必须小于王都，不能逾越。

“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体系。”二者不存在隶属的关系，也就没有权力大小的区别，在营建都邑的规模方面也就可以各行其是。

由此可知，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强盛的王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自成体系。

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相互影响。

比如三星堆出土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璧、璋、戈等形制就反映了商文化与蜀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等器物则反映了古蜀文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久远的交流和往来。

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也有许多相近的文化因素，相互间可能有过交流并产生过影响。

最为显著的例证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纯金面罩、金杖、金箔饰等在国内尚无同类出土资料可资比较，而与古代西亚青铜文化做横向比较却可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因而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商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蜀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远程交流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无论是从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还是根据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资料来看，这种交流往来早在殷商时期之前就开始了。

可以说正是这种交流往来，显示出了“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上古文明在东方文化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