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热炒所谓的“脱下孔乙己长衫”，央视网评论道：“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
于是，一种奇怪的声音高频刷屏：脱下你的孔乙己长衫，出出摊就日入9000！
这一前一后的连贯宣贯，让我虎躯一震，真是不可名状啊，原来是“衫从天上降”，合着教育、发展了这么多年，读书人的下场还要和旧社会一样要脱下长衫啊？
其实，让大家脱掉孔乙己长衫的人，可能早就脱掉了白居易青衫——他们官是做得越来越大，但人是越来越没人民性了。
元和十年（815年），年逾不惑的白居易大为困惑，眼看大唐的复兴无限近了，自己却与这个大唐越来越远，连说句人话都深度的不合时宜。
元和十年前，白居易充满了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立志为朝廷兴利除弊，“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然而，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换来的却是唐宪宗的生理厌恶，他不满地对宰相李绛说道：
“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是老子给你的富贵，你不来跪舔却时时背刺老子！
彼时唐宪宗的皇权已臻顶峰，大逞君王之怒，将白居易一脚踢到了江州去凉快，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别想回长安来搔扰自己。
被皇权的铁拳打得找不到北的白居易，一想这岂不是步了柳宗元“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待遇了，等于被判了政治生命的死刑。
无处诉衷肠的他沦落在江州的山水之间，写了名篇《琵琶行》来表达自己无故被贬的愤懑，这就大家熟知的“江州司马青衫湿”。
江州就在庐山北麓，闲暇之余，苦闷而无出路的白居易上山发现了桃花，不是刘禹锡的“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狂放不羁，而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孤芳自赏。
原来是自己觉悟太迟了，毕竟柳宗元和刘禹锡被狠狠修理了有十年光景！
在那庐山桃花源般的山水间，白居易意外收获找到了五百年前的精神偶像陶渊明，并写下《访陶公旧宅》加以纪念，表示自己也“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
白居易深刻地体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终于说服自己，脱下了“司马青衫”，放弃兼济天下之心，决定做一个独善其身的陶渊明，因为他已经明白：大唐从来就不是他的大唐，它是姓李。
所以说，元和十年后的白居易不是那个白居易，曾经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白居易已经长眠于庐山，结庐草堂与陶渊明相伴，谈酒论茶，从此“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不再发出“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时代杂音，而毕恭毕敬地喊“皇帝陛下英明神武”的时代强音。
也在元和十年，那个叫韩愈的读书人也幡然醒悟，早早地脱下了兼济天下的心，向唐宪宗献上了完全符合唐宪宗口味的《顺宗实录》，将自己的站错队的朋友柳宗元定性，确立了“永贞革新”的首恶之一，这纳投名状的效果很好，立即换上了绯衣，从此韩愈的文风，飘出了浓浓的“谀墓人”的味道。
白居易庐山悟道，明白自己就像庐山开晚的桃花，开悟落于人后了。
元和十五年（820年），日益昏聩的唐宪宗因服食丹药暴亡，白居易被继任者唐穆宗召回长安。
此时物是人非，脱下司马青衫的白居易决定大隐隐于朝，做隐居于朝堂里的陶渊明。
令人戏谑的是，不再执着于民生疾苦的白居易在官场越来越顺风顺水，皇帝喜欢同僚热爱。俗不可耐的白居易却在朝廷里如鱼得水，时时在众人眼里就是乐天知命。
然而，待理想主义者柳宗元们在“千万孤独”（《江雪》藏头诗正是“千万孤独”）中死去后，白居易、韩愈们纷纷脱下了司马青衫后，开始步入大红大紫的高官仕途。这时的大唐充塞了各种利好消息，帝国的皇帝们也耳根清静，甚至飘飘追求起长生不老的神仙之术。
正在这种虚幻的唐朝也脱下锦绣的衣裳，步入了迟暮的晚唐阶段，而一个更为血腥的五代十国气息扑面而来！
孔乙己长衫和白居易青衫纷纷脱下了，丢弃的可能是迂腐和耿介，然而，换上的又怎样的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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