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作为一个内部差异极其巨大的存在，在互联网上却常常以标签化、二元化的面貌存在，仿佛只要说起乡村，不是岁月静好，就是残酷底层，而中间地带被搁置，东南、西南、华北、西北，乃至单独省份内的乡村差异也被忽视。本文受限于篇幅，无意探讨作为整体的中国乡村，而是把“乡村叙事”作为一个现象，探讨为什么在互联网上，人们对乡村的叙述截然不同？在这种二元对立的讨论中，又有什么忽略的存在值得被看见？

在中国流传着两种叙述乡村的传统。一种是“田园牧歌”型乡村，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另一种是“现实沉重”版乡村，从杜甫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到鲁迅对愚昧麻木的古老乡村的回望，两种乡村叙述互相交织，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短视频时代。

和二十年前农村青年集体进城不同，今天一方面仍有大量进城的人口，另一方面出现了一股城里人返乡的浪潮。在国家号召内循环、政府呼吁振兴乡村的背景下，企业家对乡村进行资本化改造，演员去乡村录制综艺节目，视频博主拍摄田园美食短视频，文人则旅游乡村，抒发自己对城市生活的厌倦。这里的乡村不再是我们祖辈生活的那个贫困村，而是被资本改造后的度假新村。一个个田园景观的神话，在这片土地上崭新升起，一桩桩挣钱生意，打着逃离城市生活的旗号招摇过市。

在这层背景下，一篇曾经于疫情期间流传的豆瓣热门帖子值得成为我们讨论的案例。这篇帖子名叫《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欲望生活？这是对现代奴役的无声抗争》，作者因为厌恶城市的内卷化竞争，选择去浙江西部山村生活，通过这样对系统的退出，来达成对“现代奴隶制”的无声反抗。按理来说，这种“躺平”、“反抗内卷”的方式正和当代青年的诉求，但它在豆瓣却引发了如潮争议。

许多人认为作者的行为实际上构不成反抗，也美化了山村生活，作者只不过是“以退为进”，换个舒服的地方，继续经营自己的事业。更有批评者认为，作者所谓的反抗，只是一种营销的话术，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篇高欲望者伪装成低欲望乡居生活者的人设营销文章。但是，也有人力挺作者，认为网友们太刻薄，作者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活法，她能够真正行动，就已然难得。如今热潮消退，单纯讨论这篇文章已经意义不大，但是仍有几个层面是值得继续纵深的，那就是：

今天对乡村的美化，除了田园牧歌的传统，还与哪些因素有关？从摸鱼、躺平到乡居生活，这一代青年的日常抵抗，究竟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弱者的武器”（詹姆斯·斯科特），还是改变命运无门下的无可奈何？当低欲望这个日本舶来的概念成为热词，中国青年的低欲望又和日本青年的低欲望有何不同？以及在今天，当田园牧歌、诗意栖居成为乡村的热门景观，在这种抒情笔触的粉饰之下，有什么被遮蔽的成分又有必要被指出？梳理清楚这些，我们对“低欲望乡村生活”的讨论才不只是对热点的跟风，而是寄希望于在喧嚣过后，留下真正值得思索的东西。

乡村形象变迁背后的集体疲惫与资本塑造

我们生活的时代，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大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九十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我们的父辈就源源不断地离开乡村，来到城市。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只有36%，到了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60%，户籍城镇化率44.38%。

我父母就是进城的一代人。他们在农村长大，对乡土社会怀有很深的眷恋，因为那是他们的根，他们亲人在的地方，但他们对农村的记忆也充满了苦涩，那是贫困和麻木交织的记忆，在最艰难的时候，自给自足都成为问题，人们活在农村的小社会，生老病死，犹如轮回。九十年代初，进城限制大幅度降低，母亲又因为生下第二胎，丢掉了农村教师的工作，一家人收入紧迫，这才不得不离开农村，进城打工。

相比起父辈，我们处在一个看起来物质条件更好，却又更加疲惫的年代。和父辈相比，我们的失落更加隐蔽，却也更加根深蒂固。那不再是一种物质贫瘠、战火袭来的失落，而是改变命运无门、生活一天天被高房价、低收入、系统内的恶性竞争与围城般的生活体验所圈禁的绝望。

这些年来，佛系、丧文化、摸鱼、躺平等互联网热词一茬接一茬，它与最引起人们讨论的“内卷”这个词汇结合，指向了都市人群沉重的精神负担。躺平不再只是意味着懒惰，而是对系统的一种消极反抗，既然系统无法扭转，996不可避免，可是自己以生命为代价却仍无法改变出身的差距，那为何不躺平摸鱼？至少不让自己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主义的优秀螺丝钉。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斯科特的代表作《弱者的武器》很符合东亚语境，斯科特研究的本来是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们对抗强者采用的不是革命，而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行为，尽管学者赵鼎新质疑这种日常的行为，是否在真正意义上构成反抗，但不得不说，正在有越来越多东亚年轻人响应这种形式，他们在“后革命年代”，找到了符合自己的武器。而逃离城市、回归乡村，其实是城市躺平的一对孪生姐妹花，它当然不可能消除系统的问题，但很多人通过这种姿态宣布——对不起，我不和你们玩了。这残酷的内卷游戏，我选择告辞。

所以，今天这股美化乡村的潮流，一方面来自于“田园牧歌”的传统，另一方面也跟当下内卷弥漫的氛围密切相关。它是当代青年幻灭后的自救，也是无可奈何后选择的退出。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在城市过密化的背景下，中国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疫情时代，国内提倡“内循环”的背景下，乡村，尤其是临近大城市、旅游景区的乡村，成了资本热钱纷纷涌入的地区。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年热门的乡村聚集点，不是浙江、崇明岛、北京郊区这样靠近“北上广”的地区，就是西藏、大理这样的热门景区，以及被丁真、李子柒等网红带火的世外桃源型村庄，而更普遍的贫困村，并不在这种诗意栖居的叙述所涵盖，于是在对乡村的美化潮流中，占据大多数的村庄、村民反而被遮蔽，成为主流的是看起来声势很大，其实人数并不占多数的企业家、经商文人、城市中产观光客、明星艺人、网红博主等群体。

但是这个议题复杂的地方在于：一方面确实有真正把退出作为反抗武器的人，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商业策略，是另一部分高欲望群体“以退为进”的打法。这就像李子柒给我们生产田园美食的舒适景象，但她大部分时间在城镇，她的团队大部分时间也处在内卷的高速竞争之中。所以现实是资本也在渗透反抗，资本利用反抗资本的话语来完成自我的扩张。一批高欲望的人生产低欲望的图景，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团队告诉你要田园牧歌，你要诗意地栖居，然后他们挣你的钱，在北上广买房子，继续在资本主义的系统里步步高升。所以，这是今天田园牧歌话语复杂的地方，它使我们不得不辨认，什么是真正的反抗，什么是知行合一的游牧无产阶级，而什么只是资本的一场骗局，什么是资本主义利用反对自己的方式，圆滑地完成资本累积的游戏。

对乡村的美化也是对城市想象的匮乏

所以在今天，当我们谈论乡村时，我们恐怕不得不辨认是怎样的乡村，又是什么人以什么话语在建构他眼中的乡村。毕竟在中国，乡村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存在，浙江富庶的乡村和东北凋敝的村庄截然不同，山东合村并居的农民也不会共情京郊富人别墅村村民的哀愁。当人们说去农村，他们去的是怎样的村庄？对现代奴役制的反抗，又是否必然以逃离城市为代价？

在今天，城市与乡村的差异正在迅速缩小，许多新农村名为农村，室内装修跟城市豪宅没什么区别。而城市也不是单调的钢筋水泥森林，我们不要忘记城中村也在城市，城市内部完全可以创造更多丰富的景观。在十九世纪，城市一度是流浪者的故乡，是无产阶级改变命运之地，巴黎公社的运动跟当时法国巴黎的街区密切相关（具体可参考赵鼎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历次文学革命、平权运动也爆发于城市。列斐伏尔在《接近城市的权利》中强调城市生活的重要性，他认为“城市生活要求更多的参与和民主之渴望和要求”，城市空间塑造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想象和追求。

但是在二十世纪，在美国风格占领世界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单调，五湖四海的城市都被摩天大楼和拥挤的群租房所定义。而城中村被拆迁，社区分布愈发强调阶层的等级。在城市士绅化的过程中，我们的城市变得乏味，城市的居住成本则与日俱增。是在这种图景下，城里人复活了对乡村田园牧歌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早已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逆城市化的过程中，只不过他们的乡村有庄园、有大农场，而广袤中国的乡村十分割裂——一边是江南农村的岁月静好，另一边则是西北村落的荒芜死寂。

从1980年代到现在，主流语境下乡村的形象屡次翻新。它时而是《平凡的世界》里传统落后又富有人情味儿的乡土世界，时而又是《白鹿原》里欲望蓬勃、礼法森严的矛盾之地。有时，它在城市文人的返乡手记里成为愚昧麻木的地方。有时它又摇身一变，成为有闲阶级心向往之的彼岸之地。每一个都是乡村，每一个又都只是侧面，对乡村的描述滑向任何一种本质化倾向都有问题，而中国乡村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存在一个对它斩钉截铁的“乡村是什么”的判断。

对乡村的美化容易遮蔽乡村底层的真实处境，粉饰大部分乡村存在的陋习，尤其是乡土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对乡村的美好建构，就像是把农民想象成简单、淳朴的客体一样，是一种城里人对乡下人一厢情愿的粉饰，以及对大部分农村贫困的视而不见。

在前现代社会，乡村地区是农奴制、领主制最稳固的，女性的地位最低，而女性的革命在哪里开始，是在都市，在更加文明、生产化水平更高、女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显著上升的地区，而不是在所谓岁月静好的乡土。

现代化都市固然有很多问题，比如城市病，比如996，比如它依旧森严的权力结构和阶层分化，但是有能力呈现这些问题的机构也在都市，你会发现，那些有志于呼吁平权、监督性别与阶级问题的群体，普遍存在于都市，在一个现代文明的基础上。而乡土田园之所以看起来岁月静好，是因为它更缺少监管机构，它更少了那些能把愤怒呈现的人，乡土田园的残酷包裹在岁月静好的话语里。

田园不是浪漫的归宿，田园也在这个社会中，如果一个社会仍是性别不平等的，那么在现代法制更不健全、第三方监管缺席的远方田园，这种性别不平等只会更容易导向隐藏的暴力。所以，不能因为城市病，就选择性地呈现乡土田园，呈现一派虚假的岁月静好、田园牧歌的景象。城市有问题，但至少你还可以呈现，愤怒的声音还在，但田园里是更难以看见的暴力，因为它用一套诗意的话语把暴力遮蔽了，这是今天的写作者所需要注意的。

重要的不是在城市还是乡村，而是对生活的想象力

乡村形象变迁的背后，一方面是城市病对人造成的压迫，使人开始想象一个有闲的乡村生活。另一方面是政治和资本的合力，让部分乡村在形态上发生剧变，成为一批批旅游村、别墅村、资本主义新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房屋里面却是最欧美的家居风格。于是今天的图景是这样的：住在乡村的人想逃出来，城里的人想去乡村，想去的人去的并不是在中国更普遍、真实的乡村，而是诗意的田园景观，一个适合度假的胜地，所以中产去的往往是江南村、云南村、西藏村，而不是东北、华北、西北等地方深处的乡村。它只是有闲阶级生活的共生方式，是类似于资产阶级文人喜欢去郊野度假、形式主义地反抗城市生活，又舍不得城市生活的一种撒娇。而挣的钱依然是城里的钱，语言和思考方式也早已是城市化的，而不再是乡土社会的思考方式。

去田园景观度假、生活、创业，在资本主义看来，这完全不是反抗，而是它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一种乡村资本主义的模式，与城市资本主义形成一个更牢固不破的体系。

如果说城市充斥着物的神话，那么在乡村的景观里是一种“美丽自然”的神话，但这种美丽自然是被人工改造的、净化的，乃至商品化的，一些不符合干净的成分被驱逐了，乡村要被改造成城里人适合度假的地方，供资本家、乡贤、网红主播、娱乐明星去轮番搭台唱戏。

值得深思的是，书写“低欲望美好山村生活”的豆瓣文章之所以引起争议，其实也跟它的“不在地”有关。作者虽然身处乡村，但文章极少提到她和村民的联系、没说村民的生活状态，她做的事情更是游离在农村之外。读到这篇文章的同时，笔者也读到了《人物》杂志发的文章《平原上的娜拉》（作者安小庆），写的是一个农村女人对生活的反抗。好像有什么不对，使她不能再安于河南农村生活日复一日的平庸，可是觉醒的女人，却要面对乡土与至亲的沉沉重担，于是一只脚走出农村，另一只脚又因为不忍，而留在农村的生活中。所以，当城市中产书写着桃源梦，以回归田园作为所谓的反抗时，觉醒的农村女人却渴望逃离农村。

在如今，城市化的不可逆转，使得乡村会是城市生活方式的盟友，而不是反抗的对象。这并不意味着乡村的消亡，从经济收益来说，对大部分村民来说也许还是一件好事，因为原汁原味的乡村就是苦日子，比城里人更苦的日子，是一个觉醒的妇女被沉重的链条所束缚，是落后的习俗美其名曰传统文化而继续存在，也是贫困的命运施压给人的麻木与顺从。

在今天，大部分城里人，那些父辈或自己，已经从村里走出的人，并不留恋真实的乡村，他们已经用脚投票，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城市与景观化后、适合度假的乡村，已经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融合，共同撑起了资本主义的普遍生活方式，物的神话，与风景的神话，熔炼成一个舒适的消费、治愈场景，恰如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大片，它怎么能说是反抗，它恰恰是对反抗的消解。

因此，资产阶级旅游式的乡村生活，并不构成真正的反抗，但基于劳作、联合、共治的乡村生活依然值得期待，在这个意义上，重要的不是身在城市还是农村，而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选择一种原子化的生活，还是找回附近，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劳动者共同体。

在这些年的研究中，我看到过真正在地性的尝试，比如北京的706青年空间、上海的定海桥、季风书园、深圳的附近书吧、大理的社区实验等。所以更考验我们的，不是从城市到乡村，还是从乡村到城市，而是如何开拓新的生活想象，如何在破碎化的交代，重建属于劳动者的亲密关系和居住共同体。

今天流行说佛系、躺平、低欲望，舆论表面上充斥着倦怠的心态，但望京、三里屯排队等车依然要半个小时，大都会的灯光一直闪烁到深夜，生存的压力、竞争的压力，让大部分城里人不敢真正“躺平”，摸鱼一会，已经是有限的反抗。而之所以向往田园生活，眷恋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终究是加班回家的一丝慰藉，休假时光的难得“消失”。从李子柒到田园景观的神话，再到被都市人魂牵梦绕的内蒙、西藏、大理，都寄托着一种对悠闲生活的渴望，对过度竞争的厌倦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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