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在当今这个时代司空见惯，简直防不胜防，但是在毛时代，诈骗还是很罕见的，因为说实话，那时候私人没什么可诈的，而公家一般也没人敢诈。
不过还是有人要钱不要命，新中国的第一起诈骗案发生在1960年，直接惊动了国务院，周总理异常愤怒，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马上过来，要求他限期破案。
短短十天以后，案情大白于天下，罪犯被明正典刑，由此成为我国司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
周总理
一封神秘信件
1960年3月18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正准备收拾东西下班，一个穿着笔挺大衣的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总行的传达室里。
只见他拿出一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交给工作人员，从容地说：“我是国务院的，给行长送急件。”
工作人员一听是国务院的，不敢怠慢，马上签收了急件，中年男子也没有多说话，转身就离开了。
急件很快被送到行长办公室秘书的手上，秘书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请示报告，大意是：西藏活佛要在北京举行讲经会，主席为了表明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要求拨付15到20万元的经费。
报告左侧有周总理的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右侧还有几行小字：“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要市场上流通的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些，七点钟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
中国人民银行
秘书虽然觉得不合常规流程，但看笔迹确实很像总理的亲笔批示，时间已经临近下班，再逐级确认恐怕会耽误事，于是她来不及细想，就给北京分行打电话，让他们按批示要求准备20万现金。
当时总行的主要领导都到外地考察去了，通讯也不方便，于是秘书带上急件找到值班的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签批。
王副局长一开始也很疑惑，按照惯例，应该先经过财政部审判，为什么直接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呢？
正在犹豫间，办公桌上的铃声突然响了，电话里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催问现金准备得怎么样了，那时候也没有来电显示，王副局长一紧张，急忙答道：“我们正在准备，请总理放心，保证在七点以前送到。”
周恩来
北京分行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清点出20万现金，因为“批示”上要求的是市面流通的拾元票，所以体积很大，整整装了两麻袋。
然后发行局的朱科长亲自开车押送，来到民族饭店前台，询问赵全一同志是否在，这时大厅里走过来一个人，对朱科长说：“同志，我就是西藏工作委员会的赵全一。”
朱科长与他寒暄了几句，因为按规定要有交接手续，“赵全一”拿出一封介绍信，递给朱科长，朱科长看完介绍信后，请“赵全一”签收。
民族饭店
“赵全一”煞有其事地在一页纸上书写了收据并签名，朱科长如释重负，自言自语道：“总算是完成任务了。”
3月24日，总行行长从外地回到北京，听王副局长汇报了这件事情，凭借敏锐的政治素养，他感觉有蹊跷，迅速打电话向国务院办公厅核实，国务院回复说压根儿没有这回事！
总行工作人员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忙向公安局报案。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20万无疑是一笔巨款，周总理得知情况后，前所未有地发了火：“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损失！”
周恩来
漫长的十天
针对周总理亲自过问的“天字一号案”，公安部领导亲自出马，很快组成专案组，会同北京市公安局展开紧张的侦破工作，虽然当时的刑侦手段相对落后，但我们有一大法宝——发动群众。
公安部通过广播公开了主要案情，发动北京市驻军和市民，撒下一张大网，在全市范围内进行调查摸排，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同时，公安部治安局技术处的刘文被调到专案组，对遗留下来的证物进行技术鉴定。刘文与组员们连夜加班工作，初步确认，急件、介绍信、收据上的字都出自同一人之手，而且这个人文化水平较高，能够模仿笔迹，并且熟悉公文格式。
为了进一步缩小侦察范围，他们又从其它方面入手，首先发现急件的信封有刮擦和重新封口的痕迹，于是试图追查旧信封的来源，但是这种信封是中央各部委通用的，辨识度太低，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公安
然后是墨水和纸张，他们发现当时书写公文的稿纸都是各部门自行印刷的，于是将稿纸样品印发给在京的大小单位，进行鉴别比对。很快，结果出来了，这种稿纸是外贸部定制的。
公安部通知外贸部协同调查，外贸部态度非常明确，全力配合公安部，开始对供职于本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档案进行逐一排查。
4月3日，外贸部保卫处处长在一个叫王倬的人的档案中，发现了“赵全一”的线索，随即通知了公安部技术组。
根据档案描述，王倬在解放前参加过青帮和国民党，解放后进入陕南军区卫生所工作，1950年他为了逃避兵役，与王国昌一起跑回北京，在为王国昌办理临时身份证时，使用了“赵全一”的假名。
伪造笔迹
案情一下子峰回路转，经过比对，王倬档案上的字迹与证物上的字迹极为相似，基本上已经可以锁定嫌疑人了。
等公安部技术组离开外贸部不久，与王倬同一个办公室的董林跑来反映情况，说王倬形迹非常可疑，主要有三条：
案发当天，王倬请假要送母亲去医院看病，但据邻居反映，他母亲并没有到医院；
因为本案全城轰动，大家都议论纷纷，案情描述中说到嫌疑人的眼睛很小，董林随口给王倬开玩笑，说你眼睛也很小，不料王倬勃然大怒，两人险些发生冲突；
部门为了配合调查，让每个人写几个字进行比对，轮到王倬时，他遮遮掩掩，故意写得歪七扭八，与他平时的一笔好字相差很远。
人证物证俱全，已经八九不离十了，为避免打草惊蛇，公安部门对王倬进行了严密监控，准备收网。
伪造笔迹
4月4日凌晨，经过提前踩点，公安干警冲进王倬的家里，把他从睡梦中揪了出来。捉贼捉赃，干警们又对其住宅进行了彻底搜查，天亮的时候，行动负责人发现墙角的一堆蜂窝煤似乎有移动过的痕迹。
大家扒开蜂窝煤，发现底下是一层翻过的新土，用镐和铁锹挖开后，下面露出了一个毡布包裹，包裹里码着整整齐齐的人民币，经过清点，有19万多元。
根据社区民警提供的线索，又发现他倒进垃圾桶的纸灰，经确认是烧掉的8千多元。在铁的证据面前，王倬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由于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由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将王倬判处死刑。
这桩惊天大案终于在周总理规定的时限内告破，离不开办案人员的辛勤努力和广大市民的积极配合，公安部长谢富治专门设宴招待专案组的同志们，以感谢他们的付出。
谢富治
王倬作案经过
根据案件解密，王倬是外贸部出口局的一个小科员，工资不高。
在1960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因为物资匮乏，不愿和大家一起渡过难关，还怀念起当年在国民党那边吃香喝辣的生活。他既不努力工作，又没办法做生意，就走上了歪门邪道。
有一次他看到某上级领导仅凭一张字条就把想办的事办成了，于是开始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决定伪造领导批示骗取钱财，而且领导级别越高，越不敢有人怀疑，牙一咬心一横后，竟然直接把伪造的对象锁定在周总理身上。
从此以后，他处处留心收集周总理的题词和签名，经过“勤学苦练”，把周总理的笔迹模仿得惟妙惟肖，几乎以假乱真。
王倬
然后他又自学刻章，买来油印工具，紧锣密鼓地实施诈骗计划，外贸部与国务院经常有公函往来，他就利用收拾废纸的机会，挑选了一个外表规整、字迹容易刮掉的信封，信纸就用单位的稿纸。
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稿纸是本单位定制的，以为万无一失，就先用钢笔书写了拨款的报告，然后用毛笔伪造了周总理的签名和批示，接着是介绍信，落款处有“总理办公室专用”字样的公章。
为了显得更加逼真，报告打着主席的名头，又是民族宗教方面的敏感问题，一般人见了谁敢怀疑。
尽管王倬机关算尽，临了还是露出了第二个马脚，因为要用化名，他鬼使神差地回想起哥们儿王国昌用过的假名字“赵全一”，全然忘了严格的档案管理工作。
档案
准备妥当后，他到单位请假，谎称要陪母亲看病，实际上乔装打扮一番，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里，递上“急件”，然后又到民族饭店大厅，忐忑地等待银行工作人员的到来。
在批示要求的时间里，还真有人把钱送来了，王倬喜出望外，正打算叫一辆三轮车把装钱的麻袋送回家，但反侦察意识又占了上风，他很快冷静下来。
为了不暴露住处，他把两个麻袋系在一起，跨在自行车后座上，慢慢推着回家，还故意在宗教事务局门口绕了一圈，以防止有人跟踪。
到家后，他等左邻右舍都睡了，便悄悄爬起来把钱放在西屋里。母亲听到动静，进来问他怎么回事，他吃了一惊，谎称向银行借了一笔钱，母亲继续追问，得知数额巨大后，立刻就明白这钱不干净。
民族饭店
母亲是个传统妇女，没有主见，竟被吓哭了。王倬连蒙带哄，让母亲不要声张，自己一人做事一人当。
北京全市开展大排查以后，王倬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董林跟他开玩笑，使他觉得事情即将败露，苦思冥想如何处理这笔赃款。
3月25日，他下班回家后，母亲告诉他，居委会带人来查卫生了，其中有两个人不认识，他大惊失色地说：“坏了，是公安局的人！”
连着两个晚上，他在西屋的煤炉上烧毁钞票，企图销毁证据，可是两大麻袋哪里烧得完，只好匆忙将剩下的钱藏在蜂窝煤下面。
公安
匆忙中他又留下了破绽，原来蜂窝煤长时间堆放在墙角，上面落了一层灰尘，搜查的干警就是根据灰尘的变化，推断出蜂窝煤被人为移动过，最终发现了赃款
王倬煞费苦心，结果一分钱还没花出去就吃了枪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此案发生后，国家对诈骗案件开始重视起来，推动了相应的立法和司法工作，财政和银行部门也加强整顿，完善了审批流程。
参考资料
炎黄春秋.《1960年20万元银行诈骗巨案侦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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