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往概况
1.唐朝
大食国是古代西亚波斯国以西的“哈里发帝国”，主要人种是阿拉伯人。唐朝时期中华文化圈的影响波及到了欧亚大陆，数以万计的大食人陆陆续续慕名而来，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商旅番客。
由于隋唐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海路贸易的不断昌盛，阿拉伯人基本上都从海路乘船来华，目的地是唐朝的广州和泉州等东南沿海地区。
我国的唐朝时期实行文化开明的政策，对于国家间的商业贸易给予鼓励，唐高祖武德年间规定，外来人士想要定居唐朝，需要每年上缴五到十文不等的丁税，经济困难的可以免税。
除此之外，唐朝还特意设置相应的官吏管理外贸事务，比如在广州建立“市舶使院”机构，由市舶使进行管理。据《新唐书》等相关史书的记载，最早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开始向唐朝实行朝贡贸易。
为了方便市舶使管理，唐朝一般要求外国人集中居住在广州城中的蕃坊里，盛唐时期这里大概有十余万人；而且广州城外的海边口岸停泊无数大食的商贸船只，尤其是唐朝中后期，由海路而来的南洋诸国商人络绎不绝。
岭南节度使府是当时岭南地区接待外商最频繁的，像大食、扶南、真腊、流求、毛人等海外杂国都如蜂拥而至朝贡，民间商贸包括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一时之间风靡中国。
唐朝末年，朝廷除了在广州和交州开埠之外，还在福建的泉州开设贸易港口，泉州因此成为对外开放的第三个贸易港口。唐文宗曾经下诏对福建泉州的蕃客多加照顾，派遣观察使定时察看询问，除了正常的进奉和税收之外，不允许另加重税，不限制其商贸自由。
据苏莱曼在中国的记述，广州有十几万阿拉伯穆斯林等教徒被黄巢军队杀死，而唐末扬州的田神功之乱中死难的大食商人成百上千，这足以证明东南沿海和华南大食人数之多。
2.宋朝
大食与两宋的贸易相较于唐朝更加繁盛，从北宋开宝元年到南宋乾道四年，大食人对宋的朝贡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北宋年间，中原王朝长期与辽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因此番邦朝贡的政治性更强。北宋统治者对朝贡使节封官授爵，并回赐给大食使者许多珍贵的礼品。
这个情况出现在北宋的开国初年，当时宋太祖和宋太宗皇帝好大喜功，致力于向外邦展示中原王朝的国威，实行赏赐大食使节并封官的政策。这一政策吸引不少外藩贡使来朝，而且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民间商人，他们假借朝贡的名头混入贡使队伍中，滥竽充数来华经商，趁机捞取宋廷的优厚封赏，顺便还能赚取商业利益。
但宋真宗在位期间，由于国内军事形势的紧张，一些见识开明的官员建议真宗改变原来的朝贡方针。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廷于大中祥符年间限制大食朝贡的数量和规模，除官方规定的贡物之外，其余部分纳入市场流通的范围中，作为正常的外贸商品进行征税，从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和规范市舶运行。
南宋时期，冗官冗军冗费的现象有增无减，朝廷面临的军事政治形势更加严峻，为解决日益紧张的经济问题，统治者不得不讲究实际，对朝贡贸易的规模和次数一减再减。
比如建炎三年，高宗皇帝以北宋教训为由拒绝了大食国贡使献上的珠宝。之后更是规定大食国贡使就地解决，不用赴京上缴。
大食与宋朝间的交通虽然也有陆路，但越来越依赖于海路，这在史书中屡见不鲜。
比如开宝四年大食、占城（越南中南部）、阁婆（爪哇岛）走海路与北宋进行贸易往来，其中大食贡使中有蒲希密、陆婆离等舶主（船长），而且大食和北宋的商贸交往都要经过贸易中间站——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东部）、故临（今印度半岛西南端）。
大食向宋朝进贡或贩卖的物品种类繁多，一般有珍珠、珊瑚、琉璃、犀角、象牙、香药几种。
唐朝时期中原人可能更重视大食的珠宝和琉璃，但到了宋朝，犀角、象牙、香药为世人所看重，据《诸蕃志》记载大食国的象牙品质最佳，形状端直、颜色白净、纹理精致。
比较典型的是大食贡使蒲希密曾向宋朝进贡象牙五十株、南宋初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进贡大象牙几百株。
二、兴盛原因
1.官方政策支持
唐宋时期，大食与中国的商业贸易频繁的最基础原因是政府的支持，封建统治者开放的胸襟气度和开明的文化政策，都是双边贸易的绝佳保证。
他们不仅在内在的文化心理上支持外商来华，还建立相应的机构和官吏体系进行管理，不但为封建政权增加财政收入，还能够多渠道地宣扬国威，满足帝王的欲望和虚荣心。
比如唐朝在广州建立“市舶使院”机构，派遣市舶使管理大食的贸易事务；南宋朝廷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置提举市舶司，只要是大食或是其他国家前来贸易的商人，都要到市舶司这里登记交税，如果遇到交易方面的困难和纠纷，市舶司也会出面干预解决。
泉州和广州两个市舶司是南宋最为重要的外贸机构，大食商舶抵达中国广州之后在屯门停泊；到泉州之后在甲子门停泊，而且中国港口的安全系数较高，大食商船有保甲法的保护不至于受到威胁。
同时南宋市舶司官员会在每年秋季设宴热情款待阿拉伯商人，有的还运用引诱的方法招徕大食商人，因此他们不远万里前来经商。
2.交通运输便利
首先，大食沿海的重要港口港阔水深，交通便利, 热闹繁华，口岸上多是大食国常住居民，港口停靠各国商船。据部分学者考证，南宋与大食法提玛王朝和南宋处于同一时期，红海岸边的库塞尔港是十二世纪时两国贸易的重要基地，也是当时中外商贸的中心枢纽。
南宋时西亚北非地区的造船技术发达，大食国当时可以制造容纳几千人的巨船，船体庞大，各种机关和基础设施完备，船中还提供酒店、吃住服务，管理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和今天的现代长途交通工具相比，完全不占下风。
据南宋《诸番志》记载，大食国最富盛名的是“木兰舟”巨舰，南北长数百米，船上预留饲养家禽和酿造酒水的场所，其中积蓄的粮食可供船员吃一年。
3.大食商人推动
商人是大食与唐宋两朝贸易的主体，因此贸易的兴盛离不开商人的推动，尤其是大食富商。这些大食商人一般长期居住在中国境内，在频繁的商贸活动中积攒了大量的财富。
比如犀象商人蒲亚里、香料商人蒲哆辛、客死泉州的巨商佛莲、居广州数十年的辛押陆罗、数代居广州的蒲寿庚。
唐朝朝廷虽然不禁止大食商人来华贸易，但只是授予他们“中郎将”“左金吾卫将军”等虚衔。宋朝时大食商人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这体现在宋朝皇帝频繁对大食商人加官进爵，最著名的就是南宋末年的大食后裔蒲寿庚。
他家族几代人长期居住在广州城后又迁居泉州，不仅财力雄厚，更在泉州提举市舶司的位置上稳坐三十年。
蒲寿庚作为宋元之际的风云人物，不但通过中外贸易腰缠万贯，更在南宋危亡之际倒戈元朝，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资料
薛正昌.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港口[J].石河子大学学报，2022.
麻小兵.论大食与唐宋的商贸交往及其兴盛原因[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
汪汉利.两宋与大食海上香药贸易[J].回族研究，2018.
杨富学，陈爱峰.大食与两宋之贸易[J].敦煌研究所，2008.
汪汉利.从《岭外代答》看大食与南宋的海上交往[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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