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型史诗性巨片《长征》中,有这样一幕:

毛主席为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而斥退陈昌浩所派追兵。

有心的观众看到这幕,或许会问:

陈昌浩是谁?”

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陈昌浩”这个名字很是陌生,但对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老人,这个名字很响亮。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英雄人物,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

陈昌浩曾领导过我党、我军一大批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诸如徐向前、李先念、徐海东、许世友、陈锡联、洪学智、秦基伟、张震、刘华清等。

昔日,他们中有的人只是陈昌浩麾下的连长、排长,后来他们中有人的甚至成为了新中国元帅、大将、上将。

红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回忆往事时,这样评价陈昌浩:

“他是我们老战士心中永远的军神!”

由此可见,陈昌浩当时在红军中的地位有多高。

然而,了解陈昌浩历史的读者都知道,新中国成立后,与他那些在后来威名赫赫的部下相比,从苏联回国的他可以说是默默无闻,其境况着实令人唏嘘不已。

与此同时,与之境况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他的前妻和儿子:

他的前妻是新中国纺织部副部长,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也都很有出息,一个是核工业专家一个是汽车工业的奠基人,都是万人敬仰的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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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身经百战的红军“军神”

1905年10月16日,陈昌浩出生在湖北汉阳农村,家境尚可。

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从私塾、小学、中学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学生眼中的学霸。

1926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此时在武昌高等师范读书的他受其影响决心参加革命。

后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到乡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反帝反封建,鼓舞农民斗争,支持北伐战争,并加入共青团。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于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祖泽(核工业技术专家,核动力运行研究所首任所长)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临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意为“父亲刘洋之际出生”,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二汽创建人之一——陈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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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苏联后不久,经党组织严格考察,陈昌浩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

在校期间,怀着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及浓厚的革命激情,陈昌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天资聪颖加之又勤奋,门门课程成绩都是名列前茅,其军事、政治理论的成绩更是状元般地存在。他这么努力地学习,就是想早日学成回国报效。

三年后,陈昌浩学成归国,在上海继续从事青年团地下工作。

1931年4月,受党中央派遣,陈昌浩由上海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共特委书记。

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当时,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以“党指挥枪”为根本原则,故而陈昌浩实际上就是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

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时,陈昌浩年仅25岁。

我们都知道,红四方面军可是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并列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25岁就能担任红军主力的直接指挥者,可见陈昌浩的军事、政治能力有多突出和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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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陈昌浩虽贵为一军统帅,却常常身先士卒,带着战友冲锋在最前线,多次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挫败敌人的险恶阴谋。

1931年12月的黄安(今红安)之战,陈昌浩身先士卒,冒着飞行员随时可能叛变风险,乘坐着我军在1930年2月于四川军阀刘湘手中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了数捆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单,炸得敌人狼狈逃窜的同时,也从心理上彻底摧垮敌人防线。

陈昌浩的英勇行为,使我军很快歼灭城中敌人,攻克黄安城。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之十分不利局面下,陈昌浩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和徐向前带着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

之后,陈昌浩和徐向前以游击战术多次击败前来围堵的敌人,并趁机攻克川东北数县。

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陈徐二人便以这数县为根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在陈徐指挥下稳扎稳打,不但稳固现有根据地,还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至1935年3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同时,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由原有的四个师扩编为4个军,总兵力达到5万。

由此可见,陈昌浩确如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所说,他就是“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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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多年重归故土

1939年8月27日,陈昌浩因身体原因,和二儿子陈祖涛随周总理前往苏联疗养。

这一去,便是旅居苏联13年。

11月,陈昌浩抵达他曾经生活过三年的莫斯科,在这里开始治疗严重的胃溃疡。

陈祖涛则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周总理、陈昌浩一行来苏联,受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苏联的一切费用也都由共产国际负责。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闪电战”使苏军猝不及防下,被打得节节败退,一路溃败。

连战连捷的德军,很快就在1942年6月打到了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斯大林格勒。

德军“闪电战”开始时,陈昌浩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重要人物,当然在这战乱面前也没有人会过多关注身边人在此前是何身份。

此时,大家都在为能活着这一近乎最低底线的想法而奔波着,根本无暇他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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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科坎加后,陈昌浩被苏联政府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工作,当了一名采石工人。

对此,陈昌浩没有任何怨言,更没有任何不满,他深知采石工作也是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贡献,并间接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所以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当然,即使身在异国他乡,陈昌浩的心依然留在了国内抗日战场上。

他不想只是在这里当一个采石工人,他期盼着能早日回到祖国,重新加入人民军队中,冲锋在前,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把日寇赶出中国。

在他的心中,只要能回国报效,即便不是当一个指挥官,哪怕只是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他也愿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陈昌浩始终未能达成回国参战的心愿。

1942年冬,就在陈昌浩期盼着能接到国内征召其回国的命令时,他接到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

因为仍没有接到回国的命令,加之翻译工作也是在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贡献,所以他很快穿上苏联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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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期间,作为翻译的陈昌浩原本是不用去最前线作战的,但陈昌浩是谁?

他可是敢坐上刚刚投诚不久的飞行员开的飞机,往敌人投身扔迫击炮弹的红四方面军政委,战争面前,他从来都是身先士卒,无所畏惧的。

在苏军与德军的战斗前线,陈昌浩挖过战壕,冲过前线,表现得十分英勇。

战后,表现英勇的陈昌浩赢得苏军盛赞,获得苏联颁发的“卫国战争奖章”。

1943年,随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经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鉴于陈昌浩俄文水平非常高,苏共中央把陈昌浩调回苏联,安排他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从事翻译工作。

自此,陈昌浩正式开始了自己长达三十余年的翻译生涯。

苏联从事翻译期间,他翻译大量马列著作,包括《近代世界革命史》、《列宁文集》等。

除了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他还翻译一部在中俄字典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辞典——《俄华辞典》,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俄华字典。

这部字典,陈昌浩花费了数年时间编著而成,其优点就是简单明了,十分方便初学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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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华辞典》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广大学中文、学俄文的读者的强烈喜爱。

当时,《俄华辞典》刚刚出版,一次就有四十万册运往中国,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俄语的必备书籍。对于这部词典,苏联政府也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兢兢业业从事翻译工作,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陈昌浩始终怀揣着报效祖国的重心愿。

二战胜利后,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希望能早点回国参加工作,但都因各种情况而搁置。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陈昌浩欣喜若狂,振奋不已,彻夜难眠,虽不能亲眼看到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但能亲耳听到也足矣。

新中国成立,使陈昌浩回国效力的愿望更加强烈,每日都迫切地想要赶紧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新中国人民的繁荣富强抛头颅洒热血。

1951年初,陈祖涛大学毕业,回国参加工作。

启程前,归心似箭的陈昌浩反复叮嘱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次年春天,陈昌浩回国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离开祖国13年之久的陈昌浩终于携妻子踏上了归国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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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归国列车的那一刻,陈昌浩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13年的等待,13年的坚持,终于等来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列车开动后,他无暇欣赏窗外的大好风景,心思早已飘到了千里之外,心心念念的祖国,这一刻他不再忧虑,只剩憧憬和期盼,憧憬着能为国效力,期盼着能为民谋福祉。

也正在他思虑万千时,列车朝着祖国的方向飞驰,车窗外的景色换了一幕又一幕。

列车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刘少奇等首长代表党中央,亲自到车站迎接功勋的归来。

看着昔日的战友、同志,再看着火车站内熙熙攘攘的同胞,陈昌浩喜极而泣,倍感温暖。

当年的老搭档徐向前,一改往日的低调,破例为老战友陈昌浩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位在京工作的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分别多年的“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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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昔日的老战友,陈昌浩既高兴也欣慰。

第二天,陈昌浩迫不及待找到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汇报,希望党组织能早点给他安排工作,并表示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能参加报效祖国就行。

接着又向刘少奇、朱德谈认识,表决心,一片赤诚。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陈昌浩先到东北参观祖国建设新貌和日本侵华遗迹。

1952年6月,陈昌浩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管理学院的同时也负责讲课。

次年1月,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由于陈昌浩在苏联时就是从事翻译工作,所以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编译局的副局长,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翻译马列著作。

这一干就是14年,期间他主持翻译了《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多部马列经典著作。

1962年5月,因身体原因,陈昌浩回湖北原籍休养,休养的同时他仍不忘指导着编译局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

5年后,即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因病逝世,终年6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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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徐向前主持,李先念、王震等500多人参加。

中共中央的悼词说:

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后人多英才

因为种种原因,陈昌浩的后半生很是“平淡”,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是他的后人却个个都是英才。同时,他的前妻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

陈昌浩第二任妻子,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部长,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琴秋。

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党内,张琴秋的地位都非常高。

她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1924年入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年加入的;她也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陈赓、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都曾是她的部下。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她因为离开部队而没有被授衔,但是在党和军队内,其是公认的红军级别最高的女将领,并被写入了权威的军事著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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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到张琴秋之前,陈昌浩在老家生下了2个儿子陈祖泽和陈祖涛。

陈祖泽和陈祖涛都是英才,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先是陈祖泽。

1940年7月参加革命,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

毕业后,受党组织委派,前往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担任侦查员、机要员。

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着坚定无比的革命意志,无论面对何种危险,都保持着对我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自参加革命时,“为革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抱负就从未改变 ,在他的心里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伟大而又神圣的日子。

这一天,陈祖泽作为代表受邀来到北京和全国各地代表一起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见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的这历史性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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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各类高级人才投入国防、经济建设当中。

尤其是国防建设,更需要有志青年踊跃加入,只有军队强大,新中国才能迎来繁荣和富强。

为此,陈祖泽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学校继续进修,争取早日报效祖国。

1949年12月,陈祖泽进入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专修科学习,2年后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

1957年 5月,六年留学生涯结束,陈祖泽以极其优异的成绩从苏联的大学毕业。

回国后,陈祖泽被委任为哈尔滨锅炉厂技术科科长,后调任703所35室主任,科技处处长。

1974年,调任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719研究所科技副所长兼科技处处长,为新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成功研制,立下了赫赫功绩。

1982年,陈祖泽升任核工一研院副院长,同年兼任105所所长。

105所,全称核动力运行研究所,是新中国专业从事核动力运行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

在陈祖泽的带领下,105所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核蒸汽发生器、反应堆稳压器等一大批关键性的有关核动力的设备,在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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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陈祖涛。

他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二汽创建人之一。

幼时,他跟着父亲陈昌浩前往苏联,并在苏联求学。

1951年,陈祖涛获悉新中国成立后,报国心切的他提前毕业回国。

回国后,因为在苏联学习的是与汽车有关的专业,又恰逢苏联大力援助新中国发展工业,故而他向周总理毛遂自荐,参与到一汽的筹备工作当中,而后任一汽生产准备处副处长。

从此,陈祖涛开始了大半辈子的汽车事业,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绝对泰斗级人物。

一汽从无到有,从有到大,陈祖涛都参与其中。

为了让一汽顺利组建,他不远万里再次赶赴苏联,花了数月时间跑遍了苏联的汽车厂。

之后,他不仅参加规划和设计图纸,而且还负责开列聘请苏联专家名单、联系搜集资料等业务性工作。

一汽组建后,他又经常下基层,还在基层负责难度颇高的技术,参与设计和建设“红旗”轿车、军用越野车两个生产基地,为一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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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走向正轨后,陈祖涛又先后参加川汽、北汽、南汽、济汽、沈汽、北内、长拖等大型项目的规划设计等工作。

1964年,他又参加二汽建设,作为筹建二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负责二汽选址和工厂设计。

1981年,陈祖涛参加筹建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历任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

可以这么说,只要说到新中国汽车事业,就离不开“陈祖涛”这三个字。

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陈祖涛无愧于“中国汽车工业元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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