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我党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但随即由于敌强我弱，我军被迫退到贫苦山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
那一时期弱小的红军既要在同敌人交战中发展壮大，又要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自身生存问题。
幸好伟大领袖毛主席等人通过艰苦的实践为红军找到了在敌人封锁下发展经济的有效办法，而且为后来我党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等人
毛主席率军上井冈山开辟根据地，红军成立初期以没收为主解决经费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活动经费长期依靠共产国际支援和少数富裕党员个人捐献，之后几年未能解决经费自给问题甚至成为黄埔时期未能掌握军权的重要原因。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我党靠受影响的国军军官掌握部队和工农赤卫队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本指望夺取大城市后套用苏联经验一劳永逸地解决建立政权问题。
但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队伍进攻长沙失利后，就果断决定去湘赣边界农村开辟根据地，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剩余部队也在朱德带领下于1928年4月上了井冈山。
秋收起义
井冈山会师后，各部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3个师约一万人，可这时之前各部所拥有的军费已经消耗殆尽，全军每个月光粮食就需要至少40万斤，敌人在武力讨伐的同时又对井冈山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1928年11月底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直言不讳地说了当时红军的艰难处境：
“红区与白区几乎完全断绝了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日常必需品数量稀少又昂贵，而木材、茶叶、桐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导致农民没有收入生活困苦”。
红军一度困难到了连“红米饭、南瓜汤”都成奢望，每天靠没盐的辣椒加芋头干充饥，严重影响战斗力。
红军
在当时严峻的军事形势下，红军尚难以进行经济建设，所以红四军军需处成立后将从阶级敌人那里收缴物资作为解决经济困难的首要办法。
但红军并不同于历史上只会“吃大户”的农民军，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一定会将传播革命思想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结合。
红军针对不同革命对象的实际经济状况，制定了没收、摊派、罚款和挖窖4项措施。
比如红军进入白区作战时，完全没收敌军所有的金银等物资，粮食和食盐留够红军自用外，还无偿发放给穷人。
红军在短暂控制一些县城后，也会对当地1000元资本以上的商户摊派军费，在当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商户也愿意缴纳相对公平的税款。
红军
红军还会对一些平时欺压穷人但没有武力对抗红军的土豪进行罚款，既打击了其嚣张气焰又不至于将其彻底推到敌人那一边。
最后，当时许多富人都有在家中地窖囤积大量金银的习俗，所以红军也会对已经人去楼空的富户进行挖窖。
毛主席领导的红军能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伤害群众利益，是建立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基础上的。
当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之后，为解决粮食问题，基本沿用了当年井冈山时期的四个办法。但客观地说“一切物资取之于敌”只能是我军在特殊时期的应急办法，队伍发展壮大后就必须发展经济来解决生存问题。
红军
依中国实际尝试土地改革方案，积极发展工商业促进经济发展获利
1927年，毛主席之所以力排众议带秋收起义军到农村发展，完全建立在之前几年他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调查分析之上。
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农业国，只有把占总人口90%以上的中国农民团结起来革命才能成功。
所以当红军通过苦战终于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毛主席就开始探索如何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根本生存问题。
1928年底红军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法后又在1929年4月颁布了其修改版的《兴国土地法》，以给贫苦农民分田地为基础进行土地改革的探索[1]。
红军进行土地改革绝不是简单的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之后就不再管理，而是首先制定一系列办法来增加粮食产量。
毛主席
尽管在1930年前后红军连战连捷，创建了拥有近30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但大量男性劳动力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导致农村劳动力出现缺口。
为此苏区政府组织了劳动互助合作社，农闲时每个农户都要详细登记其每年从几月开始需要多少人帮助其耕作，同时也要相应的保证每年拿出多少天帮助其他人耕作。
为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解放妇女的口号，旨在让传统观念中只能做家务的广大妇女也以互助合作的方式参与生产劳动。
当时苏区农村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农民光有土地若没有耕牛也难以生产，为此苏区政府一面将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进行分配，一面克服困难从白区购买耕牛再租给农户使用。
毛主席
最后苏区还鼓励因地制宜种植多种农作物，并组织农民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修筑水利设施。
当然苏区政府发展农业也要收取农业税，根据调查，当时每人每年需要最少5担粮食作为口粮。
因此苏区政府规定每年的收成去掉口粮后，若每人有一担粮食的余粮则收税5升，之后逐级累计到余粮五担最多收7斗5升。
尽管和国民政府名义税率相比，红军的税额并不低，但由于是政府直接向农民收税，省去了地主的盘剥环节，所以得到农民的欢迎。尽管中央苏区一直面临严重的内外困难，但1933年的粮食产量超过了1931年的10％。
之后虽然因敌人“围剿”苏区面积减少，但到长征之前仍然拥有上百万担存粮供红军使用。
红军
但仅发展农业只能解决红军吃饭问题，要想让苏区政权得以巩固，还必须发展手工业和商业。
尽管全国的红军根据地基本上都处在非常偏僻落后的地方，但在当时也是许多农产品的重要产地。
早在1928年，毛主席就意识到井冈山附近的竹子和木材、樟脑等特色产品在白区很有销路，于是在根据地的边界地区设立了竹木合作社统一外销物资。
同时红军根据地的存在和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湘赣两省的正常商路通行，所以毛主席在1928年5月开始建立红色圩场，并规定农历的2、5、8日为赶集日，以此吸引外地商人借助根据地进行正常商贸活动。
毛主席
当然红军设立市场也要收取税收，如单纯运输的茶行、米行等根据其每天营业额交税，通常20元之下免税、20元以上大约每10元累进收税15％；
拥有固定商铺的商户则按月营业额缴税，150元以下的免税、160元以上以每50元0.5％的比例进行累计收税。
当时国统区的税收极为繁杂高昂，而红军只收一次税，所以许多商人主动突破敌人的封锁，将一些紧缺物资送入根据地，与红军实现双赢。福建汀州最繁荣时拥有300多家私营商铺和两个大型市场，一时间被苏区内外称赞为“红色小上海”。
1933年美国《新共和周报》刊登了《红色中国》一文，指出“苏区存在比邻近军阀统治区域更兴旺的状况，苏区的米粮收成要好、捐税要少。”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也刊文称，苏区人民的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的那些地方要好些。
红军
利用地利积极出口特殊矿产钨砂，获取大量收益同时还分化敌人阵营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当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党建立红色政权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随之而来的是苏区脱产的军人和干部达到15万，每个月光生活费就最少需要32万银元，只依靠作战缴获和传统税收已经难以满足越来越庞大的财政支出，但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却没想不到上天“送给”了红军一个富矿。
1907年德国传教士在兴国县为中心的赣南地区发现了钨矿资源，而中央苏区建立后竟恰好控制了大部分赣南山区。
上世纪30年代，德国为重整军备急需要耐高温的金属钨，蒋介石和广东地方军阀陈济棠顺势都将出口钨矿砂作为向德国进口武器的支付手段。
红军
而红军控制的赣南地区竟然拥有当时中国七成的钨矿砂产能，所以陈济棠同红军作战屡次失败后选择与红军合作。
既然双方各有所需，就通过秘密途径达成了合作协议，陈济棠派自己的亲信军长余汉谋与师长李振球驻军中央苏区南境，名义上是执行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封锁，实则暗中通过“武装截收”的方式进行交易。
1932年苏区成立了公立“中华苏维埃国家钨砂公司”，统一收购与销售钨矿砂，赣南的盘古山和铁山垅等地5个钨矿场雇佣矿工达5000余人。
红军在当地以大约每百斤15至20元的价格收购钨矿砂，运到赣南后以每百斤52元的高价卖给陈济棠控制下的广裕兴商号出口创汇。
钨砂矿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到1934年，红军共开采钨砂矿约7890吨，获取纯利润约620万银元，支撑了中央苏区政府70%的财政支出。
1933年，我党曾经利用福建19路军反蒋的有利时机开辟了从中央苏区到厦门的交通线，虽然只持续了3个月，但也以每百斤50元出口了大约2000吨钨矿砂。
最重要的是，由于双方这种地下交易的存在，在蒋介石出动10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并进行最严厉经济封锁时，陈济棠为一己之私选择了按兵不动且没有断绝双方的贸易往来，从而让红军能够坚持一年时间才最后被迫放弃中央苏区。
红军
建立苏区中央银行发行红色货币，成绩斐然还在长征途中保障了红军生存
人类社会发展到20世纪，任何政权的运转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红军早期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活动还可以依靠缴获的敌人货币。
但当时国民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发行的银元和纸币也不统一，同时其数量远远满足不了红色政权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
1928年红军第一次发行自己的工农兵银元，因为工艺精湛、含银量足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接受，但是铸造银元需要的大量贵金属很快也让红军难以为继，于是1929年红军开办东固银行后第一次尝试发行红军自己的货币—红军票[2]。
事实证明，人民能否接受一种纸币不是取决于其政府是否“合法”，而是要看这种货币能否保证币值稳定且能买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
红军
红军那一时期连续取得胜利并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所以红军票的发行大大缓解了之前根据地缺少货币流通的问题。
1932年3月由东固银行发展而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成为了首任行长[3]。
当年7月开始，中央苏区银行以缴获敌人的金银作为准备金，累计发行了800万元的国家银行银币券，替代之前各种版本的红军票。
之后中央苏区银行又三次发行了470万元的公债，确保了红军之后在两次残酷的反“围剿”作战中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物资。那一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也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成功在根据地发行红军票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
中央苏区银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已经岌岌可危，在制定战略转移计划时如何将中央苏区银行的硬通货运走是个大难题。
为了减少群众损失，毛泽民决定用银行库存的银元兑换苏区老百姓手中的银币券，然后又将大部分金银分散到队伍中由个人携带。
这既是红军之后在长征路途中的军费，也是落单掉队和负伤在老乡家休养战士的救命钱。当红军浴血奋战突破4道封锁线后从苏区带出来的辎重几乎全部损失，幸好战士身上还带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可以用于购买物资。
1935年1月红军成功占领了遵义，并缴获了军阀王家烈大量的银元和粮食、食盐等物资。
毛主席
为了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毛泽民下令重新印刷红军票，规定遵义老百必须用红军票购买红军出售的平价食盐，红军战士则用红军票向老百姓购买各种急需物资。
这样红军票很快就得到了遵义老百姓的认可，红军战士也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休整和补充。
当红军最后放弃遵义时，为减少人民的损失，毛泽民又下令设置多个兑换处让遵义老百姓把手里的红军票换成银元。
令人动容的是，除中央红军外，其余的红军队伍在长征过程中也尽可能地保证人民利益，甚至后面的队伍如果有银元，也可以无条件地兑换前面兄弟队伍买老百姓东西时使用的不同版本红军票。
长征
可以说红军不但在战场上连续击败反动派的军队，而且在经济建设层面也丝毫不输给一味满足帝国主义需要的买办集团。
后来我党到陕北后能重新开辟根据地并发展成为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大解放区，其一切经济建设的经验基础都源于当年中央苏区的艰苦探索。
参考资料
[1]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 | 党史中的经济档案 · 中国经济网 · 2022-12-25
[2]姜建清 · 近代中国银行业机构人名大辞典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4.01：第81页
[3] 郑惠;张静如;梁志祥主编；镡德山;于风政;王玉祥副主编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 中央文献出版社 · 1997：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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