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个重感情的人,在战争年代,每当有亲密战友牺牲时,他都会亲自出席追悼会并题词悼念,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来国务繁忙,二来年事渐高,老人家已经很少出席这类活动了。

不过也有例外,毛主席在建国后,出席过任弼时、罗荣桓、陈毅三位同志的追悼会,他们不仅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也与毛主席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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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年早逝的任弼时

任弼时和毛主席的战友情开始得最早,可以追溯到学生时代,他们都是湖南人,都在湖南第一师范读过书,毛主席比任弼时高两届。

1915年,当任弼时来到学校的时候,毛主席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学生领袖,他在一师宣传革命思想,组织进步社团。

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毛主席把这种新思潮与自己之前接触过的思想流派进行对比,最终认识到俄国革命道路最适合中国,于是在长沙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任弼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开始与毛主席携手走上革命道路,在之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相互尊重相互扶持,一直不离不弃。

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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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会的介绍下,任弼时到上海学习俄语,准备去苏俄勤工俭学,1921年,苏俄内战仍在持续,任弼时穿越火线,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不久传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他通过共产国际入了党。

任弼时回国后,负责共青团中央的日常工作,当国民党右派开始搞摩擦时,他对陈独秀的一味妥协退让提出了大胆的批评,气得陈独秀把意见书撕得粉碎。

正是因为他主张坚决斗争,在国共破裂后的“八七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始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9月,任弼时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安徽视察工作,由于当地的叛徒出卖,不幸在一次搜捕行动中被捕。

叛徒的级别比较低,并不知道任弼时的真实身份,因此任弼时在接受审讯时镇定自若,称自己叫胡少甫,是个做生意的,这次到安徽是来游玩,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就被抓起来了。

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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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当然不甘心,就给他上了电刑,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和党的机密,但是电流伤到了心脏,让他落下了心脏病和高血压的痼疾,后来他英年早逝与此脱不了干系。

在被押送安庆的路上,任弼时意外碰上了同乡彭佑亭,他灵机一动,给彭佑亭使了个眼色,然后巧妙地说出妻子陈琮英的地址,彭佑亭心领神会,很快找到了陈琮英,将任弼时被捕的消息传递给中央。

中央迅速展开营救行动,并通过律师运作,经审理后,安徽省高院最终以证据不足,将“胡少甫”无罪释放。

1931年,任弼时来到中央苏区,与毛主席重逢,在对王明、博古“左倾”路线的斗争中,他们又站在了一起。

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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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陕北后,任弼时接受中央委托,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联系,并争取共产国际对毛主席的支持,取得了预期效果,回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因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被大家亲切地叫作“老妈妈”。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任弼时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五大书记,同时他还兼任中央支队司令员,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每到一处,都要亲自安排住宿、警卫、通信、后勤等工作内容。

由于早年落下的病根,再加上长征时的风餐露宿,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然以钢铁般的意志,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坚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央进驻北平后,任弼时还是撑不住病倒了,甚至连开国大典都无法参加,毛主席让他以身体为重,到苏联接受治疗,在医生的悉心治疗和同志们的关怀下,他的身体总算有所好转。

任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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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任弼时一心扑在工作上,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全然忘记一天只能工作4个小时的医嘱,没日没夜地参加决策和讨论。

1950年10月25日凌晨,任弼时在连夜审阅文件后突发脑溢血,医生随即进行了抢救,却已无力回天,仅仅两天后,任弼时因抢救无效,溘然长逝。

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十分悲痛和震惊,要知道任弼时那年才46岁,正值壮年,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毛主席亲自为他执绋送葬,潸然泪下,久久不能释怀。

任弼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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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与毛主席的相识稍晚一些,却是发生在烽火硝烟之中、初出茅庐之时,显得弥足珍贵。

1927年,毛主席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来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罗荣桓是特务连的党代表,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主席主持召开文家市会议,做出放弃攻打长沙、向井冈山转移的决策。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部队转移的过程并不顺利,很多人丧失斗志,不断掉队,到达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把支部建在连队上,这便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这支队伍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其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独当一面的将帅,罗荣桓就是其中之一。

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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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古田会议召开前夕,毛主席召集各部队党代表开了一个座谈会,罗荣桓提出反对体罚士兵、加强作风建设的建议,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毛主席对身边人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我们发现晚了。”

有了这位伯乐的赏识,罗荣桓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在古田会议上被选为前委委员,不久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1932年,红一军团改组,林彪任红四军军长,由于个性问题,跟很多同志合不来,这时毛主席想到了罗荣桓,认为他有原则而不失灵活,就推荐他担任红四军政委。

罗荣桓不辱使命,到红四军后,把政治、宣传、训练和后勤等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使林彪可以专注于作战指挥,一向挑剔的林彪也认为他是个好搭档,后林彪担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罗荣桓调任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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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第三次反“围剿”以后,“左”倾错误占了上风,毛主席逐渐失去了指挥权,罗荣桓因为坚持原则,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被横加指责,撤销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摆事实讲道理,赢得了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他没有忘记罗荣桓这位患难之交,在他的亲自过问下,罗荣桓回到红一军团座政治部副主任。

经过逆境锻炼的罗荣桓也瑜伽成熟稳健,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先后配合林彪、陈光打击日寇,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在山东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陈光回到延安的那段时间,他更是军政一肩挑,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115师代师长、政委等多个重要职务。

罗荣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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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领导下,山东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初,已经控制了津浦、陇海铁路沿线,除济南、青岛等大城市以外的大片地区,正规部队达到27万人,人数占到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中央高瞻远瞩,做出了挺进东北的决定,罗荣桓没有计较任何个人得失,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和精锐部队前往东北,随即调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政委,再次与林彪搭档。

搭档的方式仍然是林彪主管军事,罗荣桓主管政治和建设,两人强强联合,不到两年时间,东北野战军从刚出关时的10多万人,迅速发展到150万人,成为一支可以改变全国战略态势的王牌军。

罗荣桓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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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罗荣桓留在山东的20万人马,也成为华东野战军的骨干和基础,在淮海战役中大放异彩,因此可以说他是缔造两大主力野战军的功臣。

在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压力下,罗荣桓患上了肾癌,曾到莫斯科接受手术,切除了一侧肾脏,此后他仍抱病工作,毛主席不得不劝他少开会、或者不开会,要保重身体。

1963年,罗荣桓的病情再次恶化,心绞痛、肾衰竭接踵而至,12月16日下午,他在病床上停止了心跳,终年61岁。

毛主席听闻噩耗,中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追悼会上向罗荣桓的遗体三鞠躬,几天后还为他写了一首七律,在诗中感慨道:“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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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是个好同志

1927年,陈毅跟随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毛主席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翻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除了战友关系,陈毅与毛主席还有一层诗友的关系,1921年除夕,陈毅在听母亲说起家庭面临的困难时,随手写了一首绝句自励:“年年难过啼饥寒,处处环境亦皆然。待到一朝风雷震,谁说苦尽不生甜。”

而毛主席也在1921年写下自己的第一首填词《虞美人·枕上》,冥冥之中,共同理想和爱好促使他们在井冈山相遇,每逢闲暇之余,两人就在一起谈论诗词文章,好不风雅。

陈毅的性格大度豪爽,又有一些圆滑,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前后,他与毛主席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故事,而最终他被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光辉所折服,成为铁杆“迷弟”。

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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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临时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井冈山,带来了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将部队分散开来,在湘赣边开展广泛的土地革命。

毛主席虽然认为这个指示不切实际,并给临时中央回信,但服从中央是组织铁律,必须遵守,毛主席和朱德军长商议后,决定采取折中方案,下山打游击,再视情况而定。

结果一下山,红四军的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很多士兵是旧军队出身,保留着不良习气,流寇思想严重,而一些新入伍的士兵,也受到极端民主化的影响,不听指挥自行其事。

眼看队伍再带下去就要垮掉,毛主席力主对这些错误思潮进行整顿,当时朱德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为此两人之间闹了情绪,接着在前委会议上,大家就是否恢复红四军军委的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

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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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陈毅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一个是老书记,一个是老军长,还有一个中央特派员。

他只能居中协调,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毛主席、朱德和刘安恭都有各自的问题,重申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维护党内团结。

会议结束时,作为各方妥协的结果,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在紧要关头,他临危受命,前往上海与临时中央接头,如实反映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以获取中央的谅解和支持。

终于,临时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在认真阅读毛主席起草的报告后,同意了毛主席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正确主张,明确支持毛主席继续担任前委书记。

陈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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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带着这封“九月来信”立即赶回前线,传达了中央的新指示,使红四军转危为安,毛、朱、陈三位老朋友也尽释前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红军长征开始后,陈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九死一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留下革命的火种,为新四军的成立贡献了一份力,期间他创作了壮怀激烈的《梅岭三章》,毛主席对这三首诗推崇备至,常常提起。

解放战争前期,华东野战军接连取得孟良崮、莱芜战役的胜利,陈毅回延安述职,毛主席一见到他就笑呵呵地说:“你打了胜仗肯定要写诗的。”

陈毅也爽朗地吟诵出自己写的《七律·莱芜大捷》:“淄博莱芜战血红,我军又猎泰山东。百千万众擒群虎,七十二崮志伟功。鲁中霁雪明飞帜,渤海洪波唱大风。堪笑顽酋成面缚,叩头请罪詈元凶。”

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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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六十年代,陈毅遭受冲击,心情低落之时,毛主席还用古语提点他:“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勉励他耐下性子,努力工作。

1971年开始,陈毅常常觉得腹部隐隐作痛,经检查后确认是肠癌,虽然经过一年的治疗,癌细胞还是扩散了,最终于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当时毛主席卧病在床,仍强撑病体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并且亲自将悼词中的“有功有过”四个字划掉,对陈毅夫人张茜深情说道:“陈毅是个好同志!”

参考资料

凤凰资讯.《开国元勋任弼时:受尽酷刑的中共书记》

凤凰资讯.《谁是毛泽东愿意一辈子共事的开国元帅》

人民政协报.《是战友也是诗友 毛泽东与陈毅深厚的战斗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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