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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

后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

），被西方思想界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梁漱溟，在会议中与交往了数十年之久的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这场争执演变到最后，参与会议的代表们纷纷开始高呼：“不听梁漱溟的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滚下台来！”

要知道，梁漱溟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如此人物，为何会与毛主席产生争执，并最终被轰下台呢？最终结局又如何呢？

梁漱溟

毛、梁的交往

毛泽东与梁漱溟可以说是多年的“老友”了，早在1917年他们就正式见过面，不过那时候毛泽东只是一名图书馆管理员，而梁漱溟两年前就被蔡元培亲自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因此当梁漱溟在杨昌济家里见到毛泽东这位同龄人时，并没有对他进行过多留意，甚至没怎么和他说过话。

梁漱溟与毛泽东再次见面已经是在21年后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深感悲观的梁漱溟去了一趟延安，向毛泽东讨教抗日问题。

当梁漱溟见到毛泽东后，诚恳地说道：“

我这次来延安是来讨教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灭亡吗？

毛泽东坚定的告诉他：“

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之后毛泽东从国内、国外的局势，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这一场战争的性质等多方面对梁漱溟进行了阐述，乐观的告诉梁漱溟：日本在中国打下的土地越多，败亡的也就越快。

毛主席与梁漱溟

要知道，此时的毛泽东甚至连国都没出过，他一生只去过两次苏联，从来没有踏足过日本的土地，却看透了日本国内的局势，并成功地预见到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虽然梁漱溟此时并不知道毛泽东说得对不对，但他偏僻入理的解析还是让梁漱溟发自内心的产生了认同，对中国抗日事业产生了信心。

然而当两人第2天晚上再次进行长谈时，却就“阶级斗争建设国家”还是“儒家伦理”建设国家产生了分歧并进行了首次争论，不过因为只是意见之争，双方并没有因此伤了和气，反而对对方更加的了解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邀请梁漱溟从重庆前往了北京。

3月12日下午5点，毛主席派专车将梁漱溟接到中南海颐年堂，并邀请他参加人民政府，结果梁漱溟表示自己还是留在政府外比较好，毛主席尊重了他的选择。

毛主席

从这天起，毛主席经常性地将梁漱溟接到中南海做客，两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聊，也难免产生一些争论。

比如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决定出兵朝鲜保家卫国，询问梁漱溟对此时的看法，想获得这位“老友”的支持和理解，结果梁漱溟却担心战争打下去可能又要民不聊生了，并不支持和美国打仗。毛主席当即告诉他：这是美国人主动打到我们头上来的，只有还击，以牙还牙。

结果梁漱溟却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中“绝非上策”，劝主席再“考虑考虑”。对于梁漱溟的这种消极看法，毛主席也没有与他进行争论，而梁漱溟得知中央政府正式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全国总动员后，也立马转变立场表示“自当一致拥护而无异议。”

也正是因为毛主席对梁漱溟比较宽容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接下来两人之间“争辩事件”的产生。

争端之始

1953年9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第49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化改造

）的报告。

周总理

第二天上午，政协召开了一次小组会议讨论周恩来总理的这一份报告，在小组会议上，身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表示自己对总路线“

深表赞同，没有其他意见。

9月11日，梁漱溟在大会上发言时，在“如何贯彻好总路线”的问题上，着重提及了“农民问题”。

他认为在过去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一直都是依靠农民来进行的革命，结果中共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却从乡村转移到了城市，一批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也随之转入了城市中，乡村不免有些空虚。

并认为近些年来，城市内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而乡村内的农民生活水平仍然十分的贫苦，因此有些同志就说

“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

，因此梁漱溟认为我国建国运动中“

忽略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有些人说你们入了城，‘嫌弃’农民了，这有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梁漱溟

梁漱溟之所以会做出这一番发言，是因为他对当时农村情况的了解并不全面，觉得国家因为推进工业化，导致国内城乡差距巨大，所以他才会站出来呼吁政府“重视农民问题”。

9月12日，梁漱溟等代表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首先就朝鲜战场上的情况作了报告，之后作为政协首任主席的毛主席发表了讲话，毛主席在这次讲话中将“照顾农民”称为“小仁政”，将“发展重工业、打美帝”称为“大仁政”，直言“某人提出的‘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就是在帮美帝的忙。”

毛主席

在讲话结束之前，毛主席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一顿：“

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本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主席的这番话让梁漱溟觉得脸上有点过不去，他认为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只是觉得发展工业化的后果有些严重，城乡差距这么大怎么能行呢？

他和毛主席交往数十年来，争吵的事情没少发生，像这种互不相让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于是当天晚上写信给毛主席解释自己的想法。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与梁漱溟进行了会谈，并告诉梁漱溟，你之所以认为发展工业化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甚至出现认为国内出现“九天九地”的说法，是因为你从内心深处并不赞同发展工业化的建设总路线，只是自己“不得自明或不承认”。

“笔杆子”杀人

梁漱溟本人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这次会见不欢而散后，他决定在15号召开的会议上再次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广大与会代表评判自己的意见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因此，当9月15日李富春发表完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报告后，梁漱溟举手要求发言，却没有得到大会批准，最终还是毛主席一锤定音，让他在第2天举行的会议上进行发言。

梁漱溟

9月16日，梁漱溟如愿登台进行了发言，他先将9月9日他在小组会议时的发言进行了复述，然后又将自己11日在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复述，着重强调自己不但不反对总路线，而且“热烈拥护总路线”，不过自己认为“如此下去总路线容易做不好”。

梁漱溟发言后，周恩来总理针对他的发言作了重要讲话，批评梁漱溟的发言“

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不搞工业化，使中国不能工业化，不能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实现工业化，那我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怎能进一步改善？梁所谓的‘九天九地’表面上是在代表农民，实际上是在代表地主阶级。

之后，周总理将梁漱溟在国共谈判中的表现提了一遍:

1946年10月，蒋介石对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并准备召开“伪国大”，仍在南方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总理知道没啥好谈的了，开始为撤退做准备，这时作为第三方的民主党派仍然想着能“和平建国”，纷纷劝周总理去南京“寻求和平希望”。

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的支持，也为了彻底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丑恶嘴脸，于是去南京做了最后的努力。此时蒋介石一边加紧进攻我解放区，一边大肆拉拢民主党派成员，向他们封官许愿。

梁漱溟

10月28日，身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未与我党商议，就提出了一份所谓的“折中方案”，呼吁国共“就地停火”。

当时国民党已经先后占领了我党控制的张家口，苏北以及长春等重要地区，“就地停火”对我党无疑是不利的。这还不算，当时东北地区内有41个县有铁路，其中20个在我党手里，剩下21个县在国民党手里，结果梁漱溟为了“恢复东北地区交通”，提议我党让出20个县的行政权，国民党方面“只带警察不带军队进入这20个县”。

梁漱溟炮制完这份方案后，未与我党打招呼就将之交到了美国人和国民党方面在手里，使我党陷入了被动局面。

之后周总理又提到了梁漱溟1949年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反对“武力统一全国”的事情。

梁漱溟

周总理发完话后，毛主席紧接着讲道：“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相信大家能够看出，在我们与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完全是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不见血。

之后毛主席开始批判梁漱溟所提出的“九天九地”的说法，指出梁漱溟的发言并不是赞同总路线，而且“居心不良”，“

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间接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

梁漱溟并不接受毛主席的这个说法，他举手要求发言，但因为准备不充足的缘故，大会轮值主席让他第二天再阐述自己的观点。

雅量之争

9月18日下午，梁漱溟登上主席台后，首先声明过去几十年的“恩怨”不是三两句能说清的，因此要求大会给自己“充裕的时间”，希望在座的各位能给一个考察、考验自己的机会，同时自己还想考察一下领导党（

共产党

），看一看毛主席有没有听自己阐述完所有的事情后，说一句“是我误会你了”的“雅量”。

在梁漱溟看来，毛主席对自己产生了极大的误会，自己没说要停止工业化，只是强调应该重视工业化对农民产生的影响，“九天九地”的差别太过触目惊心，如何能不重视？

在毛主席看来，自己并没有对梁漱溟产生误解。他知道梁漱溟做出这一发言是出于好心，但梁漱溟的主张是建立在错误的依据上的，虽然为了发展工业化的确抽调了大量乡村干部进入城市，导致乡村空虚，但国内城乡差距并没有梁漱溟说的那般大。

他认为，梁漱溟身为一个对中国乡村深有研究的大儒，却不顾客观事实说“发展工业化让工人和农民的生活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说明他内心深处是反对工业化的。

因此，毛主席回答道：“你要的那个‘雅量’我没有，第2次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让你继续当下去的‘雅量’，我还是有的。”

因为觉得自己被“误会”了而变得有些顽固的梁漱溟，当着所有代表的面说道：“

当不当政协委员可以慢慢谈，我现在想看看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

梁漱溟这番话一说出口，立马在会场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与会代表们纷纷站出来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不满与愤慨，甚至有些代表当场说出：“滚下台！”“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的口号。

连跟梁漱溟有着数十年交情的陈铭枢都对梁漱溟进行了批判，不过陈铭枢在发言时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明确梁漱溟犯得到底是“事关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问题”还是“可以慢慢批评教育改正的思想问题。”

陈铭枢

陈铭枢发完言后，毛主席表示没有发现梁漱溟有什么反革命行为，因此他是“思想范围的问题”，这也是自己保留他政协委员资格的依据，不过他的“反动性”也必须进行揭露。之后毛主席看着因为山呼海啸般的批评而僵在主席台上的梁漱溟说道：“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选择一些要点讲一讲，让你讲到4点钟好不好？”

结果梁漱溟表示自己要讲的话很多，时间太短不够用。会场上因此再次掀起了“滚下台”的呼声，毛主席等会场安静了一些后，开始征求大家的意见：“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

不待代表们回答，被下台呼声冲昏了头脑的梁漱溟当场说道：“我要讲的事情太多，10分钟不够，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正的待遇！”

毛主席

毛主席对他说道：“你这个人只听自己的，不听别人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雅量，现在大家都不让你讲话，你觉得大家都没雅量吗？你觉得不给你充足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事情，现在大家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继续讲话，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平？”

梁漱溟自己也不知道这事儿应该如何收场了，这时有人提议：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让不让梁漱溟继续讲话，并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

举手表决开始后，会场的大部分人都举手表示不赞成让梁漱溟继续讲下去，会场因此再次变得喧闹了起来：“梁漱溟服从决定，从台上滚下来！”

就这样，在一片山呼海啸的呼声中，梁漱溟最终被大家一起轰下了台。但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是给梁漱溟投了赞成继续讲下去的票的。

认错

会议结束两天后，梁漱溟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先后返回了家中，梁漱溟跟儿子们将这些天的风波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虽然对于自己与毛主席当众争辩这件事情有些反省，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没做错。

梁漱溟与长子梁培宽(右)、次子梁培恕(左）

长子梁培宽听完父亲话后，开始对他进行劝解，让他反思一下自己在会场上的所作所为，并让他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时，“

不要把个人问题与国家当前建设事业分开。

儿子的劝解让梁漱溟似有所悟，他回忆起了12日他发表完那一番“九天九地”的说法时，周总理曾跟与会代表们解释过，国内的城乡差别并没他说的那么大，并强调过政府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而且，“九天九地”的说法是自己在和老友彭一湖在闲聊时对方告诉自己的，自己听后一时激愤，没有进行详细调研，就在大会上说出了此事，是好心办错事，的确不应该。

这时，老朋友陈铭枢的话也重新在他耳边响起，梁漱溟开始深刻反省自己的言行，为了更好地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于不久后给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叔通、秘书长李维汉写信要求请长假，打算“闭门思过”，没过多久李维汉派人通知他：“你政协委员的资格继续保留，将来有会议可以照常参加。”

梁漱溟原以为自己当众顶撞了毛主席，最起码也得挨个处分，李维汉的这个通知让他深感意外，对毛主席的“雅量”有了更深的理解。

毛主席

不过，虽然没有背上处分，但之后一段时间，梁漱溟还是挨了大大小小多次批判，然而此时梁漱溟的心情却越发开朗，因为他亲眼见到了国家的日益强大，而且我国农民也没有因为发展工业化而遭受太大损失。

尤其是1956年，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视察团的一员去外地视察时，发现农民的日子的确越过越好了，因此他写下了“

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

”的感想。

对于毛主席，梁漱溟心里不但没有任何的怨怼之情，反而从心底里越发钦佩，1960年二儿子梁培恕给他添了个孙子，梁漱溟亲自为孙子取名为“钦东”，意即“钦佩毛泽东”。

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问梁漱溟对30多年前那场“争辩”的看法，梁漱溟伤感地表示：“

当时我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说话不分场合，当众与他顶撞，使他为难。是我顶撞在先，才有了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后，我不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们故去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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