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虚，初唐诗人，《旧唐书》中称其“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据说，他留存在世的诗仅两首，其中《春江花月夜》唐、宋诗选均未收录。最早收录该诗的是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共收《春江花月夜》同题诗五家7首，张若虚的这一首也在其中，却长期默默无闻。自明代起才不断受重视和推崇，著名诗人闻一多将其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称其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素有“孤篇盖全唐”之誉。但对于这首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到底是哪里？是诗人站在瓜洲“沙滩”（唐时隶属镇江）观月下“长飞的孤雁”抒发情怀，还是立于镇江“危楼”览江中“潜跃的鱼龙”有感而发？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至今无从定论。

虽然大多数专家学者倾向于镇江和扬州一带沿江风景，可究竟是长江南岸即镇江段，还是北岸即扬州—泰州段，一直争论不休。经多方求证、比对，本文认为《春江花月夜》所描写的场景应在今天镇江金山至焦山的江畔。

一、从地理角度讲，唐代长江镇江段更符合诗中所描述的地理元素。

据地质学家考证，镇江最早是长江入海口，江海交汇。当时的焦山正处于海口位置，旁有两座小山——松山和廖山，形似双阙，称为“海门”。唐中叶后，海口逐渐东移，但涨潮时，海水还是可以沿喇叭口直入进来，形成“京江潮”。从宏观上看，镇江和扬州分别处在喇叭口的南、北两岸，最宽江面达四五十里，但镇江的位置更靠近入海口。即使到唐朝后期，为加强对东南控制，保证漕道畅通，朝廷还在润州设了镇海军。由此可见，“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如此宏伟辽阔的水天一色，必然只有在镇江段的江面才能看到。退一步讲，就是张若虚在瓜洲创作，其生前，瓜洲也一直隶属镇江。

二、从天文角度讲，唐时江边赏月的绝佳处也属于镇江段。

扬州虽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誉，但描写月亮与江水交相辉映的诗文似乎并不多。镇江有位旅游达人在《何处春江花月夜》一文中提到：“从历史上镇江扬州段长江岸线演变来看，南岸多山丘，岸线较为稳定；北岸多泥沙，坍塌时有发生，岸线变化较大。而长江镇江扬州段（江水）自古以来就是由西向东流去，南北两岸的岸线虽有变化，但基本是东西走向。按天文学常识，初春的满月月升地偏东北、月落地偏西北，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

如果长江是一条东西向的直线，站在北岸，面对长江，那么月升地、月落地就都在观景点的东西侧后方，就是说都在岸上。”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时诗人只有站在长江的南岸，才能见到江面上的月起和月落；甚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出，只有站在金山至焦山这一段沿江制高点，包括金山和焦山，才能完整地看到“海上明月共潮生”和“江潭落月复西斜”的壮观景象。

三、从风景角度讲，诗中描写的江畔景色是典型的江南风貌。

初唐时，位于长江北岸的扬州，运河的出江口还在扬子津，但它与江对岸之间横亘着一片积沙。后来积沙渐涨，形状似瓜，得名瓜洲。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润州（镇江）刺史齐澣为贯穿瓜洲南北，开伊娄河二十五里，瓜洲得以繁荣。至唐代宗大历（766—779年）以后，瓜洲中部较宽部分始与长江北岸相连。而瓜洲的管辖权这时才移交扬州。随着江流不断北移，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瓜洲城全部坍入江中。民国初年，在原瓜洲城西北四里铺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形成今天的新瓜洲。由此可见，在张若虚时代，与京口隔江相望的瓜洲还是“两三星火”，不甚繁荣，与“芳甸”“花林”“青枫”难以匹配。而与之恰恰相反，江南岸的京口早已兴盛起来。“远岩映兰薄，白日丽江皋。原隰夷绿柳，墟囿散红桃。”南朝谢灵运在《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中如此描写春天傍晚京口北固江畔的风景；“青枫林下回天跸，杜若洲前转国容。……可怜宫观重江里，金镜相传三百年。……赤县唯馀江树月，黄图半入海人烟。暮来山水登临遍，览古愁吟泪如霰。唯有空城多白云，春风淡荡无人见。”这是与张若虚同时代的镇江籍诗人孙逖所作《丹阳（即镇江）行》。这些描写与“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的描写情景、语境与手法多么暗合，何其相似？！

四、从情感角度讲，诗中表达了思妇、游子等情结。

张若虚是扬州人，他若站在家门口的江边望月，怎有游子之慨？何来相思之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这么评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感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显示的是，少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据此，以及诗文中呈现出的流畅、优美和轻快的气质，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一下张若虚写这首诗的年纪，应该正值青春年华，还未入仕。唐代文人特别热衷于游历，少年游学几乎是一种社会性群体行为。其目的无外乎增长阅历见识，扩展人脉关系，以期得到达官名流的赏识和推荐。

于成我在《〈春江花月夜〉研究》中则是这样分析张若虚的：“温文尔雅，性情还算平和，富有才华，对现实和下层具有相当的了解和理解，借助地域人际关系圈子和自己的才华（期望）迅速而毫无障碍地获得当世的名声。”

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贺知章，越州永兴（浙江杭州萧山）人；张旭，苏州吴县人，而包融则是润州延陵（镇江丹阳）人。“吴中四士”虽不属于诗词流派，但一定是高水平的文艺组合。年轻的张若虚在春日渡江，即将沿着运河南下，一边游学，一边结识朋友，经营属于自己的文人圈子。当诗人夜宿京口，临江登高，面对壮阔无比的江海，以及天空高悬的一轮明月时，少年的惆怅不禁袭上眉头，“面对无穷宇宙，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和生命的有限”（李泽厚《美的历程》）。而同时涌上心头的，还有对家乡、亲人和爱人的思念。

当然，诚如闻一多先生所说的那样，这首诗表达了“更琼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寥廓更宁静的境界”，超越了时空，属于中华民族、属于全人类的范畴，那么该诗在哪里创作、抑或描写的是哪里就不那么重要了。对此，我们不宜过分纠结，甚至可以让镇江、扬州、泰州等一起联手，求同存异，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产业集聚效应。我们应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如何活化、传承和弘扬中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首诗的无穷魅力，体会到这首千古绝唱所带来的对人生、大自然和宇宙的哲理性思考，让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文/蔡晓伟 镇江市旅游学会副会长；吴雷 镇江市旅游培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