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位置上来说，韩国应该是贫穷的，它位于亚洲大陆东北朝鲜半岛的南半部，东、南、西三面环海。半岛海岸线全长约1.7万公里（包括岛屿海岸线）。陆地面积占半岛面积的45%，地形东北高、西南低，山地面积约占70%。而单就国土面积而言，韩国比美国印第安纳州大一点点，但它与印第安纳州不同，它的农业生产力不高，受地形地貌的影响，韩国只有约22% 的土地是可耕种的。
并且这种情况并不能通过任何类型的矿产资源来弥补其农业缺陷。因为韩国矿产资源匮乏，原油、天然气、煤炭三大能源基本全靠进口。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天然气进口额达到567亿美元，是自1956年政府开始编制相关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打破了2014年创下的366亿美元的前纪录。煤炭进口额也达到了2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了2011年创下的183亿美元的前纪录。去年石油进口达到1058亿美元，略低于2012年创纪录的1083亿美元。加在一起，韩国去年的能源进口额增长了40%以上，达到创纪录的1908亿美元。
三星的崛起
与今天的“江南风格”相去甚远，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的韩国充斥着严重的贫困和暴力，国内自然资源的限制加上战争影响，韩国在当时十分贫穷，人均GDP仅为93.8美元，比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均GDP139.4美元还低（1961年数据）。但按如今GDP计算，韩国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2020年数据）——这与一家公司有很大关系。
在大韩民国出现之前，在定义韩国经济原则的战争之前，南部城市大邱有一家杂货店，经营鱼和面条，名为三星。虽然这家店的老板李秉喆在1938年还不知道，他的生意将很快成为20世纪韩国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经济学家称之为汉江奇迹。
从1960年到2000年的40年间，韩国GDP增长了100倍！这是精明的机会主义者长期规划的结果，部分原因还在于——战争。1950年8月，北朝鲜占领了半岛除此一角以外的所有地区，韩国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土地可以防御了。从南方的角度来看，这是战争最惨淡的时刻。但战争以及韩国在随后几年却仿佛命运逆转般地创造了机会。
1953 年，随着日本殖民地剩余资产以一美元的价格出售，而韩国本已微薄的工业基础设施大部分已毁，李秉喆收购开办了制糖厂Cheil Jedang，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创办了毛纺厂Cheil Mojik，两者都属于现在可以被视为三星集团的附属公司。对李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进展，因为韩国人迫切需要日常用品和食品。
为了加快国内经济复苏，韩国首任总统李承晚为李秉喆的新项目和进口原糖提供资金，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李秉喆可以向外国贷款。当时，国内贷款利率徘徊在25%左右，而国外贷款利率在5-6%左右。
在大多数公司因战争倒闭的情况下，政府支持的商人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经过几次扩张，三星集团成为全国第四大借款人。凭借亲密的政治关系和对关键行业的强大控制，三星集团腾飞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收购了Ankuk Fire and Marine Insurance和Chohung Bank，同时还成为其它四家银行的主要股东。在收购第一家糖厂后不到十年，三星就成为了半岛上最强大的企业集团，据估计，李在镕的净资产在当时已占韩国全部财富的19%。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财阀的诞生
问题是，虽然韩国已经分配了西方的“复兴资金”并废除了封建土地，但韩国人依旧很穷，而且该国仍然以农业为主且欠发达。韩国的经济崛起是在新领导人朴正熙的领导下，朴专注于扩大工业出口和最大限度地提高韩国的人力资本，这使韩国人均GDP增长率飙升，从1963年到1978年的16年间，仅有三次年增长率低于9%。推动这种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企业集团。
虽然朴槿惠在上台期间曾公开表示要打破战后通过不正当交易兴起的韩国垄断企业，但他在总统任期内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她没有拆分这些企业集团，而是给它们分配了更重要的任务——让韩国制造走向世界！
随着政府向主要制造商提供廉价钢材、大量补贴、宽松贷款和税收减免，三星、LG、现代和SK 迅速发展扩张。而这些由家族控制、政府资助的企业集团被称为“财阀“，这个词来自财富（“chae”）和氏族（“bol”）这两个词的合并。在70年代和80年代，财阀占据主导地位，在将产品推向世界的同时拉动了韩国经济。
三星推出电视，然后是半导体，再然后是出口手机；现代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汽车；LG在亚拉巴马州开设了一家工厂。尽管韩国公民开始争论“财阀“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但毫无争议的是它们对韩国人的日常生活水平已产生显着影响。从1950年到1990年以来，财阀们都没有放缓发展的迹象，韩国GDP持续增长。即使在 1987年李秉喆去世后，三星集团在其儿子李健熙的领导下继续在全球扩张并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
在21世纪的今天，韩国就是三星，三星就是韩国的理念在韩国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从2017年到2021年的五年间，三星集团的收入始终保持在全国总GDP的20%左右，唯一可以与之匹敌的是韩国政府，其支出通常占总GDP的20%至25%。这种惊人的经济集中使得即使是世界其它地方最极端的例子也显得司空见惯。
日本最大的公司丰田约占GDP 的5%，而美国沃尔玛仅占2.5%。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收入归于一家公司，尤其是在一个主要的、发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中由一个家族控制的一家公司，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无与伦比的。而三星集团的这种特殊地位也已渗透到韩国日常生活中。年轻人，尤其是他们的父母，相比于为政府做事，更倾向于成为所谓的“三星人”。
正如美国年轻人可能会搬到洛杉矶以在好莱坞取得成功或住在纽约以闯入大企业一样，每年都会有数十万人参加一年一度的三星能力倾向测试（GSAT），希望获得足够高的分数来引起招聘人员的注意。该测试通常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没有通过测试的会进入社会职业等级的下一层：为更“小“的人工作，例如现代或LG这样的小财阀。
而那些在三星工作却最后离职的人，他们会转向该国的中小型企业，由于其被描述为“失败“，他们将试图向家人和朋友隐瞒这一事实。这种行为归因于三星已经渗透到韩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你在韩国购买智能手机时，你会从三星购买；当您在韩国需要人寿保险时，您可以向三星购买保单；在韩国坐渡轮，你会踏上三星建造的轮船；当你去韩国的主题公园时，你又一次把钱付给了三星。
错综复杂的三星股权结构
今天，三星集团有59家主要附属公司，与三星股权结构的许多方面一样。或许有人会好奇，三星集团是如何牢牢控制这59家附属公司的，很简单，现在大多数重大商业决策都是以简单投票决定的，这意味着一个决策的批准生效需要50%的股东加上一个人投赞成票，也就是51%。
假设现有AB两家公司：A由李氏家族全资拥有，B由外部投资者全资拥有，两家公司的资产同为5000万美元。从控制的角度来看，李氏家族在公司A中的100%完全控股实际上毫无意义，所以他们将公司A中卖掉49%的股份，购买公司B49%的股份，然后使用少量额外资金获得公司B的2%的股份以达到51%的相对控股。这本质上是相同数量的投资，但李氏家族操作后实际控制的是两家公司，而不是一家。
然后利用他们对这两家公司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指示公司使用年营业利润购买第三家公司51%的股份，而不是将其营业利润返还给自己和其他股权所有者，前者无任何损失，后者将受到所得税的清算。
虽然他们不会直接拥有第三家公司，但他们会控制它，因为他们控制着前两家公司，而这两家公司又控制着第三家。虽然51%是控制公司所必需的，但在实践中，它往往是矫枉过正的，因为它只有在其他所有股东完全反对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因此，如果另外10%或20%的股份由值得信赖的外部投资者拥有，那么李氏家族可能只需要对特定关联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30%或40%就够了。
几十年来，这些和其它系统共同创造出了一个分散、错综复杂的股权结构，最终导致李氏家族对三星集团的完全控制。但这些结构同时也很脆弱，尤其是当有人去世时。原因就是——遗产税。目前，韩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遗产税50%。这意味着当资产从一代传给下一代时，50%的总资产将归政府所有。
以李健熙为例，李将价值50亿美元的股票传给了他的儿子李在镕，而作为继承人，李在镕将支付政府25亿美元的巨额遗产税。如此巨额的遗产税，李在镕不得不变卖资产，例如——股票。而变卖股票的结果就是三星将失去51%的相对控股，纸牌屋也会崩塌。
合并企业，“支付”遗产税
2014年5月10日，李健熙心脏病发作被送医急救，当他在三星医疗中心的病床上昏迷数天、数周、数月甚至数年时，李在镕利用这段时间制定了一项计划，以在李健熙死后支付巨额遗产税并让三星保持家族控制权。
李氏家族股权网络中最关键的两个环节是三星建筑贸易公司 (C&T) 和 Cheil Industries（第一毛织），它们都是三星历史最悠久的两家附属公司，主要充当各种事实上的控股公司。但 李氏家族对C&T的控制随着越来越敌对的投资者买入，三星对Cheil Industries（第一毛织）的控制比C&T强得多。因此，李在镕计划合并C&T和Cheil，如果在合并过程中Cheil 估值高于C&T ，那么在合并后，李在镕对合并后的实际控股公司将拥有更多的相对控制权。所以，他提出了1股C&T股票将转换成0.3股 Cheil 股份。
但却遭到了C&T 股东，尤其是最大的美国对冲基金Elliot的强烈反对，他认为Cheil的客观价值约为 34.2 亿美元，但0.35的转化率将其价值夸大至40.8亿美元，赠送了Cheil数亿美元，而这笔钱是直接从C&T股东口袋里出的。
与李氏家族可以通过简单多数的51%直接控制的大多数商业决策不同，并购需要三分之二股东批准。但对李在镕来说，其他股东不足为惧，拥有11.6%股权的单一外部股东——由韩国卫生部和福利部联合管理的韩国国民年金公社才最难说服，因为当时的总统是朴槿惠。
在李在镕一筹莫展之际，他通过“内部消息“得知了崔瑞元。她是朴槿惠的好友兼亲信，虽然她没有任何正式职位，但却对朴的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面上，崔瑞元在首尔繁华的江南区经营着一家意大利餐厅，但经常有人看到政界人士和商界人士走上三楼。这在韩国的权力掮客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朴上任不久后，崔就成立了两个”非营利”组织——Mir和K-sports基金会。在合并C&T和Cheil的计划执行不久后，三星在李在镕的指导下，向崔氏基金会捐赠了合计3600万美元，虽然对具体内部运作仍知之甚少，但不久之后，持中立态度的韩国国民年金公社就投票赞成李在镕的合并计划。之后，两家公司成功合并，李氏家族将三星的控制权传给了下一代。
大到“不能倒”，三星集团会长李在镕获特赦
2016年，闺蜜门事件爆发，朴槿惠被弹劾入狱，李在镕因贿赂被起诉入狱。5年后李获假释出狱，朴被特赦。而事实上，李在镕的法律纠纷实际上是他父亲李健熙十年前的翻版。李健熙在2008年因受贿等罪名被判入狱三年，但仅一年后就被李明博赦免，以便他可以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并指导韩国申办2018年冬季奥运会。虽然这是公开声明的理由，但李健熙后来被媒体揭露使用贿赂来说服总统赦免他的贿赂指控。
而在2022年夏天，李在镕获得赦免时也使用了类似的理由。而在假释期间，李在镕仍然扮演着被剥夺自由的角色。但在同年5月作为三星实际领导人的李在镕与拜登会面，两个月后尹锡烈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为李在镕的赦免辩护——他说，作为三星集团唯一家族继承人，领导三星集团迅速从流感中恢复是最大的任务。
虽然以三星集团对韩国的巨大经济影响力来说，这个理由并不牵强。但它确实延续了似乎无法打破的循环：韩国，尤其是韩国政客，没有三星就无法生存。而在某种程度上，三星可以在没有韩国的情况下生存。这种企业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结构，很难相信它能站得住脚。但以三星集团现有的实力来看，三星已经壮大到“不能倒“的地步。
随着财阀的增长开始放缓，韩国需要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开放的模式，而不是依赖当前的企业巨头。但是，韩国要想改变经济模式，就必须首先对抗掌握国家权力的财阀。三星和韩国之间脆弱的权力平衡，很难知道哪个纸牌屋会先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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