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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贫困问题专家李小云扎根云南勐腊县

贫困瑶族村河边村

展开驻村扶贫，创造了复合型产业与深度贫困综合治理的河边扶贫模式，

河边村2018年整村脱贫，成为全国著名脱贫村

作为国内外知名发展学家，李小云将二十多年的扶贫经历汇集于《贫困的终结》一书，从微观视角见证了中国扶贫的全过程。以下内容为河边村脱贫实录，摘自《贫困的终结》。

李小云著《贫困的终结》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重建一个“系统”---新建瑶族木楼

三月的河边村已入夏

，日落后，山里凉起来。在这个深藏于滇南雨林的瑶族村寨里，几十栋木楼灯火渐消。黑黢黢的山路，忽而被大灯照亮。

白天，村里刚接待了一个不小的考察团。李小云给来宾们做报告，讲述河边村如何大变身，村民们布置会场、准备团餐，一直忙到天黑。

四年前，自从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带着师生们住进来后，整个寨子像上了发条一样突突猛冲，全村200多口人忙得不可开交。

李小云住在坡顶，村民们都叫他李老师，只有小勇玩笑似的叫他“李老头”。他觉得这几年李小云老了不少，头发都白了。全村人都知道李小云睡眠不好。他一躺下就忍不住琢磨寨子里的事，

他想重建一个“系统”

李小云最初来到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是在2015年初。那时，勐腊县还是国家级贫困县，背靠雨林的河边村还没有一条好路，一下雨，村民就被水堵在家中。

2015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以下简称“小云助贫”），并招募了三个专职人员和不少志愿者，他在农大的同事和博士生也陆续进村。

师生几人住在一间废弃的木屋里，这个住所也是李小云的第一间办公室

曾经，这种木屋是村里最常见的房子——木板围一圈，石棉瓦搭个顶，矮小，无窗，开门才能采光。那时，人畜混居的情况也很普遍，村民们习惯散养猪和鸡，晚上就圈在屋里。

如今，这间老办公室成了个稀罕物，李小云把它留作“博物馆”。“现在进来看不到过去了，变化只有村民自己知道。”现在村里的57户人家，绝大部分已经盖起了新木楼，两层、三层的都有，单层面积普遍超过100平方米。

当地的异地搬迁政策落实到河边村，是在2015年下半年。村落中的住房规划更为集中，村民们开始盖新房。河边村是1982年由别处迁移而来，三十多年过去了，传统的木房普遍破败，但迫于经济压力，还没有一户人家建起新房。

就在那时，李小云的团队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方案——新建瑶族木楼。

“整个村，就没有一栋像样的住房。”这是李小云对河边村的第一印象。2015年8月，就在那间破旧的办公室里，李小云拿出来一张图，跟村民讨论他们未来的房子。

建新房前，李小云和村民开会讨论规划方案。“我跟志愿者讲，一定要做成有颜色的、好看的房子。”

李小云还记得那天开会的场景，在破旧、昏暗的办公室里，他把设计图投影给村民看，村民们光着脚，坐在地上，彩色的图片放得很大

“这么高，看着害怕。”有村民反映。那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们能住进这样的房子里。

邓雪梅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时，她家正准备建房，木料已经储备得差不多了，李小云几番沟通下来，她家就成了瑶族新居的“示范户”。

新规划的房屋设计仍沿袭了瑶族传统的干栏式木楼，方便就地取材。木楼从房梁到围墙均为木质，上下两层，一层架空，二层住人。但这种木楼十分高大，村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房子，担心建不起来。

等真正施工起来，村民的房子越起越大，第一个试水的“示范户”，如今成了村里最小的房子。

在“示范户”的建设过程中，帮工的、围观的村民众多。很快，又一批新房动工，村民开始“放胆”。从2015年底到2017年中，整个寨子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油锯嗡嗡作响。回想起那时，有人直呼腰疼。

建一栋木楼，准备木料就要三五个月，从集体林中砍树、就地改成一截一截的原木、众人抬到路边、雇车拉回村里……房梁、木板、窗格、围栏，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村民们亲手建的。

小勇家是“示范户”后第一批建房子的人家。最初，家里计划单层建90平方米，实际盖下来，单层建到了130平方米以上，最终盖了3层。

至今，村里的57户人家中，46户已经全部完工，还有几户正在建设中。

打造高端新业态，力争摆脱“贫困陷阱”

瑶族木楼的设计，李小云琢磨了半年。

他发现，当地瑶族的老房子都没窗、没阳光，因为山里只有木头，没有玻璃和砖头，老房子靠着木板的缝隙透进阳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晒太阳。于是，他想建造充满阳光又有瑶族特色的房子，还能当作客房来赚钱。

“瑶族妈妈客房”是小云助贫团队的一个公益项目，通过社会力量的资助，他们帮助农户在自己家的住房中嵌套了一个“客房”，既能做住宿生意，也不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这种设计是很“小心”的，“刚去河边村时，根本没有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空间，我们就慢慢往村子里渗入一些东西”。

李小云希望，是瑶族当地文化包围外来文化，而不是反过来。

在建成的新居里，村民们依然在木楼下的架空层里烤火盆、抽旱烟，只是家里从此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除客房之外，村里还配套建设了会议中心、餐饮、酒吧等，主要接待高端会议和自然教育夏令营等团客。

不是低端旅游，不搞烧烤，不搞餐饮，通过供给侧创新新业态搞高端。

”李小云把客房的价格定在每晚300~1000元，“

只挣一点钱，解决不了问题

”。当初进村后，李小云组织学生挨家挨户走访调研，他们发现，村里几乎家家负债。2015年，河边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3元，而人均债务为3049元，支出主要集中于日常消费、教育、医疗，都是刚需，很难缩减。调研报告的诊断是，河边村陷入了“贫困陷阱”，没有收入的大幅提高，脱不了贫。

为什么叫‘贫困陷阱’

？就是说，即便按较高的增长速度9%来算，河边村的村民也要到2021年才能还清债务，要是有生病、教育这些额外支出，生活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李小云说。

由此，一场河边实验开始了。师生们希望探索出一种路径，把村民拉出这个陷阱。

“瑶族妈妈客房”建成投用后，

从2017年到2018年，全村来自客房和厨房的新增收入达到了80万元，户均增收达1.3万元，很多农户新增收入高达3万。

到了2018年春，李小云感觉到，河边村的发展才开始遇到

真正的困难。

那时，

他召集村民开了一次大会，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三年来，他只召集村民开过两次会。会上，李小云问村民：“

如果我和其他老师都撤走了，你们还能有这样的收入吗？

”他话音刚落，很多农民就齐声说：“

李老师，你们可不能走啊！

在过去一年多，李小云和同事、学生围着“瑶族妈妈客房”忙得团团转，联系各种客源，签订各种合同，想尽一切办法开具发票。团客来了，老师和学生们几乎都是接待员。

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几乎没有参与。

“不是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参与，而是所有这些工作，农民都做不了，这是扶贫真正的深水区。”李小云说。

产生现代化就业，留住更多年轻人

2019年春节前，在小云助贫的主导下，村里注册成立了“雨林瑶家专业合作社”，目前的主营业务就是“瑶族妈妈客房”。成立大会上，村民尹文刚发言：“我的大脑里面是空的，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开始‘断奶’了有些不习惯。”最近几个月，他们正在学习用Excel制表。过去，他们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电脑。

26岁的周志学是合作社的首席执行官（CEO）。回村盖房前，他在外打工近10年，他打过水井，当过搬运工，最后开始学厨，川菜、粤菜、徽菜他都拿得出手，可让他用电脑打字，键盘总是显得“不听话”。

“让年轻人回村不是‘种地’搞农业，地也要种，但是这么多年轻人不能都种地，乡村要有新产业，三产融合乡村才能振兴。”李小云说，“

我们要让乡村产生现代的价值，连城里人都想来，村里的年轻人才能不想走，青年人是趋现代性的群体，吸引年轻人的不是城市空间，是收入和现代的就业和文化，让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和城市的创投空间一样，他们就不想走了。

所以，李小云和同事把村里合作社的办公室装修得和城里的一样，

让“洋”入“土”，让村里也有自己的CEO。

村里，小云助贫的办公室建在半山腰上，这里也是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屋内电脑、打印机、会议室一应俱全。在李小云看来，只有在村里产生了现代化的就业，才更有可能留住更多的年轻人。

李小云坦言，河边村实验是不是可持续，目前仍是一个问题。将来，农民有没有能力把合作社运营下去，仍是一个未知数。在他看来，

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合作社里年轻人的能力培养起来

每一个细节，都要从头教起

平时，农大的老师出去办事，尽量会把周志学他们带上，让他们学着跟政府部门、各个机构打交道，每一个细节，都要从头教起。

最近的会上，董强老师对周志学提了一点建议——

不抽烟

。他希望周志学能跟别的村民有一点不一样，就从不抽烟做起。

在河边村，男人们几乎个个抽烟，家家喝酒。在村里的家庭日常支出中，烟酒的比例最大，占到了总量的25%。

村里的青壮年男性几乎每天一包烟，价格8～11元不等，一年差不多要在买烟上花3000多元。

有些村外来的人会说：“他们就知道抽烟喝酒，活该穷！”李小云问过村民，能不能少抽点、省点。可村民说，柴火和香烟把他们一天的疲劳和烦恼都烧掉了，晚上，当李小云和村民一起烤火聊天时，自己的烟也会越抽越多。

李小云渐渐理解，让村民牺牲喝酒抽烟，换成存钱，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

在这个封闭的山地村落里，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的亲属团体，福利分享和平均主义才是村庄的生存伦理：

无论盖房子还是收甘蔗，村民都要相互帮工，主家每天管饭、管酒、备烟

如何可持续脱贫？

四年共同生活的经历让李小云明白，这种类型的村庄，未来可持续脱贫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早在两年前，因河边村项目的扶贫创新，李小云获得了“2017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及今，项目日趋完善，成了众多相关机构、团体参观考察的样板。

20世纪80年代，李小云在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开始从事农村政策研究，之后他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人文发展学院等先后担任机构负责人。

研究扶贫理论二十多年，最后选择蹲在一个村庄里，在李小云看来，这是他自己补的一课，河边村就是他希望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一个实验。

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一样有斗争、有政治，李小云在村里始终能“摆得平”，这一方面由于他超常规的投入，另一方面，他刻意保持距离——他不希望和个别村民陷入特殊的关系，而是始终保持研究的独立视角。

多年下来，李小云时常能感受到村民发自内心的善意——他的睡眠不好，夏夜，年轻人们就到房子周边帮他抓蛐蛐。哪怕躺下，李小云的大脑也闲不下来，他总是忍不住琢磨村里的工作。

有时，李小云会跟李叔诉诉苦，说自己太累了。李福林是看着李小云变老的。这几年，李福林也觉得恍惚，村里总是忙忙碌碌，好像每年一下子就到了春节。

4年里，很多人的命运在悄然改变。

务工青年周志学成了农业合作社的总经理，5户村民成了餐厅老板，40多户村民成了民宿主人，还有十几名学龄前儿童成了幼儿园的学生。

在小云助贫办公室的二楼，他们开设了一间免费的儿童活动中心，作为村里的幼儿园，18岁的本村姑娘邓颖当起了幼儿园老师——这是她初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每天清晨，邓颖带着孩子们早读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幼儿园里，自小说瑶话长大的孩子们逐渐学会了普通话，甚至比一些村外的小学生讲得还好。碰上夏令营的团客，孩子们就当起雨林小导游，他们从不认生，见人会主动打招呼，还习惯问一句，“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吗？”这几年，众多北京来的师生进驻河边村，镇里把这儿叫作“小北京”。

如今，李小云待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和几位专家出资在山顶盖了一所教授工作站，自此常住，这个工作站的客房也成了村集体收入的来源。河边会议厅和专家工作站客房给村集体带来将近10万元的收入。

在李小云看来，现在还无法真正评价河边村实验是否成功，“

等过几十年，我们回头再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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