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民大会堂遭遇的唯一一次枪击案，引得周总理勃然大怒，下令必须抓住凶手。
公安部全城地毯式搜查，最后真相却让所有人直呼意外这场枪击案的背后真相到底如何，总理又会如何处置凶手？
1966年2月2日下午，一声枪响划破了人民大会堂的静谧，此时的议事厅内，周恩来总理正在与外宾会谈，听到声音后，被迫中断了会议。
一向温润亲和的总理刷地一下脸沉了下来，随即命人赶紧彻查此事。
最先发现线索的是人民大会堂外的一位服务人员，据她描述，枪声结束后，她在大会堂北侧西头，二楼的双层玻璃窗上发现了弹孔，子弹威力之猛，径直穿透了双层玻璃。
不久后市公安局技术勘察人员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了案发现场，在进一步的勘察中他们发现，外层玻璃存在两个孔洞，裂纹呈蛛网放射状；内层玻璃却只有一个孔洞。
也就是说子弹很可能在穿过二层的时候，明显动力不足，弹壳很大概率就掉在不远的地方。
果不其然，在双层玻璃之间的角落，技术人员发现了这枚直径5.6mm的弹头，市警察局副局长拿到后判断，凶手应该用的是一种小口径枪。与此同时，周总理在安顿好外宾后也匆匆赶来，见面就问公安部的人来了吗？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在了解过枪击过去了一天后依然没有多少进展后，周总理勃然大怒，当众批评起在场的所有人。
要知道，人民大会堂是举办重要会议和接待外宾的政治场所，对国家来说相当重要，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十年，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事要是传到外国人的耳朵里，非常有损国家形象，早在会议前，总理就已经叮嘱过工作人员务必打起精神，保障会议顺利进行。
然而在整个事件中，从头到尾却没有一个安保人员发现了潜在危险，这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安全事故了。
考虑到会议特殊性，随即周总理下令此次定性为政治事件，公安部全权负责，要求尽快破案，抓住凶手！
当天下午公安部便展开了行动。
最初他们怀疑作案人员是混在人群中进入大会堂内部，再朝窗户开了枪，但由于在现场周围并未发觉可疑痕迹，于是便推断此人的射击位置应该是路过的车辆，或者临近大会堂的建筑群中。
基于此推断，首先统计好2日下午所有通行车辆的信息，从车上人员身份到当日行程安排，统统了解清楚；其次调查各单位有无小口径枪支，或者丢失枪支的情况；最重要的是，还要把中山公园和南长街南口的高层楼房全部摸排一遍，因为从子弹射程来看，凶手极大概率出现过这两个地方。
然而，即便进行了如此全面的部署，公安部依然没有收获有用的线索。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向上级汇报了一条线索，正是这条线索让走进死胡同里的部长打开了新思路。
1966年2月7日，此时距离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已经过去了五天，眼看调查还没有动静，公安部部长非常着急。
要知道，1966年国内还存有部分敌特残余势力，这次枪击事件万一出自于这些人之手，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国内外最近已经有流言蜚语传出来了，得赶紧把真凶揪出来，给人民和总理一个交代。
正在他焦头烂额的时候，公安部六局办公室主任找上了门。原来，在工作人员走访调查之中，经过南长街南口时，有群众向他们反映最近这周围有群小孩，他们经常偷家里的枪，在院子里打麻雀玩儿，担心哪天伤到路人，这才趁机向公安局反映。
这位群众刚好是某家属大院的门卫，想必他所讲的可信度还是很高听闻此事，工作人员原本只想当作普通的安全事件处理，但同行的一位年轻人却突然提出了自己的猜测，会不会是这群小孩在开枪打麻雀的时候，不小心射中了人民大会堂的玻璃？
这位年轻人在警队是出了名的专家，在弹道学上颇有见解，在技术人员整理现场的时候他去看过，从弹道的方向和玻璃的破碎方式来分析，开枪点和大会堂二楼之间至少存在400米距离。
其他的调查人员其实也有这种猜想，但不敢妄下结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家属院里住了很多干部，其中不少还是政治要员，他们的子女怎么可能向人民大会堂开枪呢。这样的工作实在不好做。
于是他们便把自身的顾虑请示了周总理，此时的总理正因别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但听到调查人员的汇报还是停下了手上的工作，明确要求他们不必顾忌干部身份，绝不准搞特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有了总理的示意，调查小组便集中调查了这个家属大院，每一户有枪的家庭都必须填报信息，一一核对统计所持枪支。最后通过对比子弹型号，他们锁定了当时国家体委主任的家。他们的上门令国家体委主任一家感到很惊讶，但也配合工作，较为详细地描述了2月2日的整体经历。
据当事人回忆，案发当天，国家体委主任因工作临时出门，留下年仅16岁的儿子独自在家写作业，这个生性贪玩的小孩见家中无人，写完作业便玩了起来这时候看见窗外有一群麻雀停在电线杆上，便产生了打鸟的想法。
正好家里有一把多年未用的老式小口径枪，便趁没人偷了出来。呼朋唤友，在自家楼上冲着鸟开了一枪，然而只听见巨大一声枪响，却没见麻雀掉下来，小伙伴笑他枪破技术差，连说要拿自家的来试试，就这样，几个十多岁的小孩子竟然抱着枪玩了一下午。
直到调查人员找上门，体委主任的儿子都没意识到自己犯了错，前几天的确听说有敌特分子冲人民大会堂开了一枪，迟迟没抓到凶手。
他还听到父母回家感慨：现在的敌人可真狡猾。却没想到这正是自己做的，但他只不过拿枪打鸟，怎么能是犯罪呢？事实上，在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一个。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都没有重视对枪械的管制，只要不乱用，没人管你家里到底有没有枪。但事实证明，很多时候有没有乱用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无心之失也会铸成大错。
调查队按照公安部指示将家属大院的所有枪支弹药一并没收，同时把此次枪击案的“凶手”带回了北京市公安局。
专案组得知此次凶手竟然只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纷纷表示很荒唐，犹豫再三还是把调查结果上报给了周总理。
总理了解后很生气，表示这些干部子女太过分！在城市里开枪万一伤到人怎么办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指示。
直到三天后总理令人把这位小孩无罪释放，除了叮嘱家长严加管理，其余并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
这个决定令所有人都感到十分费解，要知道周总理在处理工作上向来异常严格，这次却直接把凶手放走，难道因为对方是干部子女才这样吗?
显然不是,一方面总理考虑到对方只是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实属过失事件另一方面，总理从这次事件中意识到管理枪械的重要性，并由此颁发了一条影响至今的重要法律，开启了我国在禁枪的漫长道路。
其实早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有人提出要严管枪械，但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西藏、新疆等地都还没有被解放，局势尚不稳定，全民持枪的说法在当时毫不夸张。
因此一直没有找到全面管理的好时机，枪械相关的法律迟迟无法定下，但自打经过1966年这次人民大会堂枪击事件后，领导人意识到人民在用枪的意识上已经出现偏差，枪械管理刻不容缓。
在处理好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后，周总理马不停蹄召开了居民枪支管理会议至此开始了我国为期几十年的枪械统一管理之路。
现如今我国是世界上枪支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在禁枪政策的保障下普通人得以过上安稳日子，但在一开始我国的禁枪之路走得并不顺利。
一直以来国内都存在反对禁枪的言论，这些人认为，只有把枪拿在人民手里，才算真正的安全。其中不乏有普通老百姓。
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一点，我国的民风在建国初期那是相当的彪悍，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可以说男女老少，人人都会用枪，尤其在朝鲜战争前后阶段，美苏对我国的强硬政策让民众不得不防。
所以，哪怕是新生代年轻人也可以从父辈那儿继承了抗战时期流传下来的民兵手册舞枪弄剑不在话下。
如果是战争时期，这将是很不错的风气，但建国后已经不需要普通人上战场，过于纵容民众持枪只会不断地引发冲突，不利于正常生产活动。因此在当年，人与人直接产生冲突的解决办法，就是出去来一次真枪实弹的“演习”。
其中最为出名的要数湖南两村炮轰事件。1993年9月11日，在湖南郴州就发生过民间恶劣枪械对殴，马田村和井冈村。
两个村子5000余人投入了此次对决，两边人民二话不说直接上火炮对轰，土枪更是不计其数。这场民间战争持续了整整34个小时，最终在1000余名武警战士的干预下被迫叫停。
除了普通矛盾，国内也出现过恶劣性质的警匪枪战事件。1992年3月，在北京西门的一个闹市区里，一群悍匪公然举着土枪向附近的民警和群众开枪，子弹漫天飞舞，一时间造成了十多名警察因公殉职，民众多人伤残。
性质之恶劣，国家终于在1996年出台了史上最为严格的控枪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直到今天依然严防死守枪械在民间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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