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6日，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共有20个项目入围终评。其中，四川报送的广汉三星堆遗址和稻城皮洛遗址两个项目进入终评。
三星堆遗址作为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不仅出土了金面具残片、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500余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还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神秘诡谲的未解之谜，它的入围毫无悬念，也必将成为最终入选十大的热门。
稻城皮洛遗址就不一样了，它所出土的器物，在外形上可视性不强，不过就是一块块经过打制、琢磨的旧石器早期的石器，有手斧、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
这些原始人使用的生存工具，在平常人的眼里，跟河沟地畔中那些常见的普通石块并无二致，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考古学家一看到这些石器，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心潮澎湃”，有着“石破天惊”般的欣喜和震撼。他们认为，稻城皮洛遗址发现的这些石器，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具有世界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完全突破了人们以往的想象。
那么，这些手斧、薄刃斧何以惊动考古界，让中国考古学家惊喜不已呢？
什么是手斧
手斧，不只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制作和使用的一种重要工具，也是史前考古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概念。
1911年在英格兰诺福克郡发现的一枚旧石器时代的手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被称为“手斧”的原始石器，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斧头，在形态上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手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定型工具，具有对称性、多功能性，它两面打制，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呈泪滴状，拥有对称美感和修长身躯，握起来非常顺手，可用于砍伐、狩猎等。
和早期相比，这时的手斧制作精美，技术要求高，表明当时直立人双手已经非常灵巧，而且具备了一定的认知和思维水平。
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在制作手斧之前，脑子里会有一个目标产品的基本模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工业制造专业中常说的“概念模版”。也就是说，能够使用这种“两面器技术”制作工具，意味着当时人类的想象力和对工具设计的能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也因此，手斧作为人类早期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备受国际考古界关注，并把它作为衡量早期人类智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1948年，美国学者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就用手斧的有无作为标准，提出人种优劣有别论。
莫维斯认为，旧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按照早期人类的技术和行为能力，存在着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也就是说，西边有手斧，东边没有手斧，并以此为标志画了一条线，区分东西方两个文化圈，这就是著名的“莫维斯线”。
这条线大致经过印度半岛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按照莫维斯的划分，线的西边，是西欧、中东和非洲地区等所谓的早期人类文化先进地区，因为那里发现了阿舍利手斧，是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传统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缺少手斧这种精细的石器、特别是阿舍利技术。
什么是阿舍利技术
“阿舍利”是个地名，在法国北部城市亚眠。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距今5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典型遗物为手斧。
这种手斧，也被称为阿舍利手斧，它的对称性、工整性，以及对精美度的追求和技术的实施，体现出人类对技术的掌握和认知能力，甚至审美的能力，因而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
依据国际考古学界惯例，考古学文化大多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所以就把距今170万年至20万年间这段旧石器文化称之为“阿舍利文化”。这种制作精湛、技术要求很高、兼具美学价值的石器制作技术，便被称作“阿舍利技术”。
阿舍利技术体系鲜明特色就是两面打制、左右对称的石器，其组合包括手斧、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尤其以手斧为典型代表。
石器技术的发展具有区域间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但从整体来看，人类石器技术大致经历了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其中阿舍利技术就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一种石器技术。
旧石器时代始于距今300多万年以前，结束于距今1万年左右，是人类在地球上经历过的最漫长的时代。人类不断地迁徙、流动，通过打制的方式生产石器，猎取野兽或是在自然界采集能够食用的植物果实。
在那段没有文字记载的时间里，能为后世了解这个时代打开一扇窗的，就是这一块块不起眼的石头。
当然，石器时代并不代表那个时候的人类只会使用石器，而是相比其他物质材料（木质、骨质等），石器最易保存，因此发现的数量也最多，最受研究者的关注和青睐。透过大量的旧石器遗址，我们能够了解到“人类童年”的大致模样。
阿舍利手斧，便是旧石器时代最典型的代表。这种左右对称，兼具审美和实用功能的手斧，最早出现在距今约176万年的东非，代表性遗址有肯尼亚图尔卡纳湖以西的科基赛雷遗址和埃塞俄比亚孔索遗址。西欧、西亚和印度次大陆，也先后发现了大量的阿舍利遗址。
那么，中国境内有没有发现阿舍利技术的遗存呢？
皮洛遗址为何“石破天惊”
阿舍利技术的典型代表是两面打制的手斧，所以学术界常常将“阿舍利”“手斧”“两面器”替换使用。
“手斧”一词，在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文献中出现得很早。
1935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宣布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掘出土的石制品中识别出少量手斧；1939年，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将周口店第15 地点出土的几件小石片/砾石工具归类为“小型手斧”；1954年，在山西丁村遗址附近的沙女沟地表采集到一件“似手斧”标本，被认为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在形态上同西欧旧石器时代早期手斧非常接近的石器。
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手斧在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等地也有零星单件发现，但其制作工艺尚不具备经典的阿舍利标准，也就是说手斧做得不是很薄、很对称，因而被国外学者认为不典型。
2019年，为配合川藏铁路的基建调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甘孜州展开文物调查，并于2020年5月在稻城县发现了皮洛遗址。
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近万件制作精美、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这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
皮洛手斧的发掘，彻底终结了西方学术界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东西方“优劣有别”的争论，把西方考古界奉为圭臬的“莫维斯线”擦掉了。
除了实证“东方早期人类文化落后于西方”的学术论调纯属偏见外，皮洛遗址的手斧还有两个重要意义。
首先，皮洛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而敏感，刚好在南亚、东亚交界地带，它的发现把东西方的手斧连起来了，再次证明东西方早期文化就是有交流有联系的。
此前我国发现的阿舍利遗迹零星分布，但是始终无法建立交流扩散的路线，因为在青藏高原、四川盆地没有这种遗存。皮洛遗址的发现，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皮洛遗址的发现，连接起了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皮洛遗址发现于海拔3700米的青藏高原，是目前发现世界最高的阿舍利遗存，这刷新了人们对人类征服极端环境历程的认识。
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而遗址最下部的年代或许是20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20万年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这么极端的环境了。这项发现可能会让我们对于早期人类发展、东西方人类迁徙、文化交流产生新的认识。
因此，稻城皮洛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川考古界这一对“双子星”最终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应该是毫无悬念的。（张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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