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魏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统一北方，在地方的管理上，经历了一个前后不同的过程。
以北魏河东地区为例，对于太守这一职位的人事任用，就表现出了一个变化过程。
河东地区作为一个战略要地，在行政管理上颇受中央的重视。
其中河东太守的籍贯变化，有着前后两个不同的变化，那么河东太守的这种籍贯变化，到底代表着什么？又有哪些原因促就了这种变化？
01 河东地区对于北魏的重要性
河东，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地理上看，黄河进入秦晋高原后，水势呈南北方向的走势。成为秦晋地区的天然分界线。
在黄河中游作为分界点，黄河之西为陕西，黄河之东为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带。可以说河东地区基本就是指的山西地区。
河东地带作为一个行政区，其地域范围总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有所变动。从春秋战国一直到近代中国都有所调整。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北方政权更迭频繁，河东地区的范围也时有变动。北魏政权时期，河东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属于雍州、泰州。
第二阶段，则是由于孝文帝改革，取消了泰州建制，建立了河东郡。河东地区的重要性来源于地理位置所在，河东地带是中原比邻我国西北、西南边疆。
与大夏、刘宋两个政权比邻。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河东地区因为和都城的距离减少，大致上也可算作王城内地，正是由于河东处于内外交界的第一线，才受到了王朝的进步重视。
从边境到内部地带，河东地区一直都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
河东地带的重要性，决定了在这个地区选任长官具有十分重要的考虑，无论是处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
02 北魏太守籍贯的变化
北魏建立政权以来，以迁都为界限，河东地区太守的籍贯发生了变化。
迁都之前，历任太守薛谨“皇兴时，河东太守”；薛破胡“稍迁河东太守”；薛洪隆“皇兴时，任河东太守”；薛寿“河东河北二郡守”；裴双虎“河东太守”。
这一部分人主要是河东本地的大姓。宋代《古今姓氏书辩证》中载：“柳、裴、薛为河东三姓。”
是河东地区根深蒂固的大家族，在河东地区的拥有很大的政治特权。
变化的发生在迁都后。
赵超宗“徙河东太守”；崔振“除河东太守”；薛怀瑾“河东太守”；杜遇“世宗时，河东太守”；崔习“转河东太守”；崔游“转河东太守”；高徽“河东太守”。
相关学者指出，前期多以河东本地士族作为用人的对象，迁都之后则用外地大姓士族较多。
虽然河东本地的氏族担任太守的情况变化了，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以地方大姓作为选官的对象的政治现状没有改变。
太守的人选只是从本地籍贯的大姓，换到其他地方籍贯的大姓。
03 河东大姓与前期太守的任用
河东地区裴、柳、薛三大家族，在中国北魏的汉人世家大族中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在河东地区保持了几个世纪的家族势力，而不见家族衰弱。
唐朝的柳芳在《氏族论》把河东三姓称之为“关中郡姓”。凭借家族的累世积累，裴、薛、柳几大家族在河东地区，几乎是垄断了河东地区的政治特权。
孝文帝改革，通过定姓氏，对鲜卑和汉人的门第等次重新安排。但其实像河东等地这样的大姓，只不过是换种方式把特权稳定下来。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北魏早期政权不够稳定，在政治上，不能削弱也无力削弱地方氏族。
从早期孝文帝“分定姓族” 在孝文帝定姓族的政策中，本意是想借助新的士族，但是早期的皇权无法摆脱门阀士族的影响力，所以只能保留大姓汉人士族的地位。
这里也可以看出，定姓族并没有使河东大族地位和影响削弱，甚至可以说由当朝政权在形式上正式确立了他们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
“而自皇始以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以上者，亦为族。”
有四个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孝文帝对汉人士族之间的门第排序为高低等级。
河东士族被称为“关中郡姓”。
孝文帝的这一改革，还是处于笼络统治集团的目的，以期安稳人心。
在这种政策的缓和之下，汉族大姓诸如山东等地，都纷纷与北魏政权合作。并且汉族的支持也对北魏政权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河东大姓以裴、柳、薛三族为首。
早在魏晋年间，裴氏家族就不断积累发展，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前，裴氏已经对历代政权建设有不小的影响，在河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
北魏初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鲜卑政权，孝文帝还不敢大肆打压这些地方当权派。
民族政权落后与制度不健全是北魏不敢打压汉族地主的关键。
北魏从孝武帝到孝文帝，两代帝王都在致力于摆脱鲜卑民族的部落社会特征，以便顺利进入封建王权。
怎样快速地在中国稳定自己的政权，成为统治者的考虑的第一要务？
历史上无论哪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中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冲突的解决是稳定政权的关键。金元、清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孝文帝的改革的原因，就是为了联络与维持与汉人大族的合作，以笼络汉人大族。
中古时期，中国政治的特点就是世族门阀，所以迁都之前河东地区的太守，还是以河东当地的大姓为主。
鲜卑统治者笼络汉人在河东地区也取得了成效，早期关中薛永宗起义等政乱，都是在河东世族的帮助下解决的。
又比如，柳氏在秦朝初期迁于河东，西汉时柳隗为齐相，后世子孙到东汉还在做官，柳丰为东汉光禄勋。
从西汉一直到北魏，柳家累世居官，凭借先朝以来的名望地位及北魏赐予的爵位，在河东地区具有很高影响力。
在北魏迁都前期，河东地区的主要太守，都是薛姓大族。薛姓家族，在长时间里，甚至衍化成若干枝系。
实力最强的两支，对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社会，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一支是“西祖”，一支是“南祖”。
拓跋氏入主中原以后，“西祖”一脉在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与拓跋族密切合作，取得了新政权的任用。
参与河东和整个北魏的政治的运行，社会地位在从前积累的基础上很快提高。在魏孝文帝的定姓氏族，薛氏被列为郡姓，跻身于世家大族之列。
把薛家的势力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
这种累世积累的大家族，在北魏建立之初，根本没有实力撼动，所以自然只能任用，在官职人事安排上自然着重考虑当时的地方大族，以此来巩固政权。
所以河东地区初期的太守任命主要以河东地区的大族为主。
04 皇权的加强与后期太守任用
从孝武帝推动鲜卑的国家化开始，到孝文帝汉化改革。孝文帝加强皇权的一系列措施，不必一一列举。
鲜卑政权经过一定时间的努力，整个国家已经有所变化。
- 国家有了时间的积累，国力发展，国家秩序开始正常运行，北魏政权在中原地区有了更多的合法性基础。
- 皇帝的锐意改革和迁都等举动，削弱了部分鲜卑贵族的掣肘，皇权加强。在文化、官制等方面的改革都促进了皇权的尊严。
这为在人事任用上，采取回避制度具有可能性。
河东地区的大族势力依然强大，尽管其他地方的人，作为太守并不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不过至少在一定程度也代表皇帝和中央的意志。
也维护了中央的安全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效果。
结语
门阀氏族和地方大姓是从东汉以来，就是这一历史时段的一个社会特征。
个人认为，在这种急流勇进的社会历史之下，皇权的强弱与地方势力之间具有很强的比例性，皇权强，则地方的大姓就稍弱。
地方的势力强，则皇权的就不得不妥协。
拓跋族政权早期，必须依赖已经在北方形成的政治势力格局，借助地方大姓解决统治的稳定问题。
所以不敢轻易地触动地方的权力结构。这也是河东地区早期时段，太守的任命主要以三大郡姓为主的一个原因。
政权得以稳定发展之后，皇帝手中的话语权就变得有分量。
于是在任免河东地区的太守问题上，具有更多的选择权，而相应的河东大族，也必须衡量一下和皇帝的力量对比，不敢轻易地反对皇帝的改革。
所以后期在地方的官员任免问题上，实行回避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皇权有一定的加强。
参考文献
《魏书》
《古今姓氏书辩证》
《资治通鉴》
《汉书》
《晋书》
《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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