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苏区沦陷时，祖父养伤的红军后方医院被陈济棠部一个旅合围，熟知地形的祖父连滚带爬地窜入芦源河，躲在河中漂浮的尸体下面，顺流而漂，侥幸逃回了家。接下来的三个多月里，他一直躺在堂伯家专门用来堆放柴草的柴茅房的稻草堆里，躲过了国民党军的数次搜查。当然，家族的强大和团结，也是庇护他们免陷敌手的重要原因。当时逃回村的散落红军战士，还有两位我的爷爷辈，他们都安然无恙地活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三个穿过血雨腥风的老人，常常在逢墟赶集之日，结伴去乡政府领取每月11块钱的“老苏干补助”，再到墟镇上吃一碗清汤两根油条，或就着两个豆饼喝一碗冬酒，在喧闹的人群中静静地享受他们为之流血奋斗的太平日子！

民国二十五年的十二月，祖父结婚了。

我的祖母出身并不贫寒，她的哥哥不仅在县城读完了国立高小，甚至还去景德镇读了省立甲种陶瓷工业学校。小时候，我和叔叔年年是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就被祖母赶到五里之外的黎家村给老舅母拜年。老舅家是一栋“二五九”青砖到顶、飞檐翘壁的大瓦房，不仅比两代“恩荣登仕郎、九品入衙”的堂伯家的房子更大，而且雕梁画栋、门窗鎏金！

祖母家从大清雍正年间开始，就在县城开铺经商。我在县志上看到过乾隆末期有“黎半城”的记载，估计即使说的不是祖母家，至少她家应该有一份。按理说，这等富裕家庭的女孩不应该去别人家做童养媳的，但我的祖母确确实实是童养媳出身。她的那个姓张的婆家是本县著名的名门望族，祖上做过两广总督和兵部尚书，村口的红岩石牌坊至今犹在。在民国十六年那场暴风骤雨的大暴动中，张家家破人亡、家道败落，还未成亲的祖母无奈只能回到娘家。

祖父结婚前并不认识祖母，但和她的哥哥却很熟悉。

祖母的哥哥、我的老舅参加革命很早，民国十四年在南昌就入了党，是江西最早的那拨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受长江局委派到泰和开展农运活动。民国十八年组建泰和红军独立团时，老舅是独立团的领导人之一。民国二十年六月中旬，万安、泰和、遂川三县的红军独立团在泰和沙村整编成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有2000余人枪，首任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第一上将肖克，独立第五师当时是江西军区的绝对主力，成立两个月后就配合黄公略指挥的红三军（也就是民国十九年一月在万安成立的红六军），在老营盘截击“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第九师，歼敌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缴枪三千余支，第九师残部在蒋鼎文的率领下仓惶奔逃吉安城。老营盘战斗为彻底粉碎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开创中央苏区全盛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

老舅就是在这次整编时离开了主力部队，回到万泰县茅坪苏区担任区委副书记，但是他和主力部队的关系却没有割断。民国二十一年八月初，国军28师公秉潘残部一个营进驻红、白区交界部的黎家村，老舅亲自跑到独立第五师的驻地兰田村向肖克师长求援，独立第五师在堂伯率领的独立团的配合下当日下午将敌人合围，战斗在午夜结束，全歼守敌一个营，缴枪230余枝，国军自此龟缩在县城，一年多不敢出城。

独立第八团作为万泰苏区的地方红军部队，和茅坪区委来往密切，祖父和老舅自然也就熟悉。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苏区沦陷时，祖父侥幸逃回了家，老舅却没有那么幸运，他落入陈济棠部队的手中，英勇不屈，最终牺牲。

在烈士陵园，堂姑父、堂伯和老舅的墓碑紧挨着，安放在纪念碑下第一排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