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其核心理念是将人置身于天地之间，不仅关注人体自身结构或功能，而是系统性阐释“天—人—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揭示生命的本质与规律。
这种理念与中华传统文明息息相关。上古时期《周易系辞下》中有记载：“古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文明起源即将对生命的认知与天地宇宙法则联系在一起。了解系统中医学原理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传承五千年的华夏文明。
一、诗歌的系统思维特征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性
《乐》《易》《春秋》六经体系。而在《礼记·经解》《庄子·天运》《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等先秦至西汉时期的国学经典著作中，又因为《诗经》较之于《易经》浅显易懂，又具有贴近现实的柔性美，更利于教化与传播，遂均以《诗经》为“六经之首”。
《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四书合讲》将其解释为：“兴、观，是有益于身心。群、怨，是有益于性情。迩、远二句，是有益于人伦。”可见，中华诗歌，包罗万象，是中华文明之道的重要载体之一。
在中国新闻网《中华诗词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报道中指出：“中华诗词既有万物起源的哲学之道，也有人伦纲常的人本之道；既有天地君亲师的孔孟之道，也有知行合一的阳明之道；既有’幡动心动’的禅学之道，也有’源头活水’的理学之道。”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对系统论的引进和解读，系统思维作为一种能够从整体上解决复杂问题的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文化、卫生、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系统论强调将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系统整体，这个整体被贝塔朗菲定义为“相互关联的元素的集合”，从而系统便具备了“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和“动态性”。
当我们从系统论的视角再次解读诗歌的时候，会惊奇地发现构成诗的诸多要素，如日月星辰、江河湖海、九野五方、草木鸟兽亦或是人的身心性情，它们之间彼此关联，且通过有序地排列，以及层次性的铺陈，勾勒成了一幅鲜活生动的系统景象。诗歌之所以经典，之所以流传，也正是因为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系统性表达，使它更为真实和立体，从而穿越千年与今人共鸣。
例如在成书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中有一篇《豳风·七月》，其中不仅包含了“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四月秀葽”“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四时自然环境，还有“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心理状态的各类生活要素。这些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组合，而是以时间节律和农事活动的轴线进行有序性排列，又以平铺直叙、逐层递进的手法，从“七月流火”的宏观天象起笔，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多维度展示了当时豳地（在今陕西境内）部落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系统性的精巧构思，成就了一幅西周早期社会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二、系统论视角下传统诗歌与中医的天然联系分析
在古代社会中文人通医、医生长于诗文现象较为普遍。这一现象在于诗歌本身与中医有着天然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以意象思维主导的直觉体悟方面。所谓直觉体悟是与逻辑推理不同的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别所在。西方人习惯将世界以还原论的方式分解为简单要素或者单一线性关系后逐步推演、组合出整体形象或规律。
因此以还原论为主导的西方科学，常以规定理想条件下的简单逻辑关系为基准，通过模式递进的方式，阶梯式的叠加运算法则，以诠释世界的复杂性。而中华传统文化更倾向于将世界当作整体予以考察，可以从系统论原理进行解释。基于整体的复杂性和层次性，系统无法用单一明确的量化概念直接指代，因而我们采用了直觉体悟到的“整体意向”作为认知世界的方法，从而不经过明显的中间运算过程，就可以直接得出结论。
这种“象”跨度很大，内涵丰富，比如“五行”不是实体五材，而是“木曰曲直、火曰炎上、土爰稼穑、金曰从革、水曰润下”的性能意象，不仅可以解释四季五时“生、长、化、收、藏”的自然变化，也可以揭示“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运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以关系本体论为核心，渗透在诗歌文化以及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
例如，成书于春秋早期的《诗经》与同样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内容虽然不同，但其中“取象比类”思维方式一脉相通。《诗经·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取桃花“色彩艳丽”的意象来指代出嫁少女美艳容貌；“桃之夭夭，有蕡其实”取桃树“果实斑斓”的意象来指代新娘多生儿育女；“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取桃树“枝叶繁茂”的意向来指代新妇为家庭带来兴旺富足。
全诗阐述的主题是“美好品德的新娘能够有益全家”，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原理的解释，与取象比类的手法结合，让原本朴实的事实陈述，具有自然的合理性，也更加生动传神。同时期，中医学也借助这种“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将诸子百家的天文、历法、气象、数理等各个学科的知识，系统性地梳理总结，构建成以《黄帝内经》为蓝本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例如《灵枢·营卫生会篇》提出“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的功能性三焦的划分，也是以类比的手法将抽象的三焦（非解剖三焦）具象化。
可见，《内经》和《诗经》在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上很多地方相似，而最主要的就是二者都是形象思维。这种基于形象思维的对客观世界的直觉体悟，又是系统论认识复杂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对真实的系统性的世界规律的多维度综合阐释，而不是分解式地剖析研究。
因此，只要世界的系统性规律不变，诗歌具象化的意境就可以引起共鸣，中医药的养生治病理念也不会因为时代更迭而不合时宜，反而伴随着科技进步，在系统论指导下再次取得瞩目的成效。
归根结底，是因为诗歌或者中医理论，都是源自于对客观宇宙时空规律的总结，正如系统中医学原理中“天生人原理”所述，人禀气于天，只要天道不变，人的生命节律自然有章可循，治病之法也无非是将失序紊乱的生命节律再次调和到与天地同频的状态。像《豳风·七月》所述，遵照自然规律休养生息，年终之时，方可“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也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三、结语
中国是一个崇尚诗歌的国度，古典诗词凝聚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早在《中医杂志》创刊初期，编辑长王鞠仁以及编辑秦伯未、章成之、曹颖甫在杂志上开辟了“文苑”专栏，汇集了一大批擅长中医和诗词的人才，如陈杰、诸文萱、严云、宫昉、徐先慎、徐嘉树、许观等。
中医与诗词之间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在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可以运用系统论原理，采用“系统思维”和“取象比类思维”，从“传统文化”中吸收“自然科学”的营养，将“诗词”转化为“良方”，顺应自然社会规律，从身体和心灵两个层面保健预防疾病。
这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还能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学习中医”、“品味诗词”，实现“恬淡虚无”、“精神内守”，保持健康长寿，直至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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