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七月，外公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时，他的家实际上已是家破人亡了。在民国十六年的那场大暴动中，他的父亲被乡亲所杀，家产也被分了“浮财”，就连老家那栋青砖黛瓦的两进小院也差点被农军一把火烧了，幸亏他的几个贫寒的远房堂兄弟觊觎这点家产，才力阻农军的莽撞行为，把房子保了下来。

在外公留下的一手漂亮的小楷书写的自传里，他一直想不明白，他的乡亲们为什么要杀他那为人谦和、乐善好施的老父亲？在他执掌兵权以后，他不是没想过报复。但是，他的族兄、也是他人生导师和政治领路者的肖秉章，劝熄了他的报复之念。

在我的家乡，被全县官民、国共两党都尊称为“云帆老师”的肖秉章，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晚清末年，他13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被家乡官民誉为“神童”。废除科举后，光绪二十九年被选为官费留洋生，保送至日本政法大学深造。在日期间遇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同盟会最早的成员。回国后，他做过北洋政府的国会参议员，也当过广州国民政府的非常国会议员、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大本营中将参议。北伐胜利后，出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省党部执行委员、教育厅长。在民国那个年代，肖秉章是不折不扣的党国元勋，连蒋总司令都礼敬三分。

不仅如此，肖秉章从日本政法大学毕业后，回县主持创办了县立高小；担任教育厅长期间，又在家乡连续创办了第一、第二、第三启明小学。在家乡所有读书人的眼中，“云帆老师”是只能高山仰止、不可比肩的神。

也正因此，外公一直追随在其左右，不惜耽误自己的大好前程。当然，也因追随在其左右，他收获了自己的终身姻缘。

外公黄埔军校毕业后，最早是被分派到西北军旧部的四十九师警卫团任中尉排长，三个月后被提升为师参谋处上尉参谋。该部在民国十九年被蒋氏整编，派入大量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各级军官，而外公却在此时应因参加南昌起义而被国民政府通缉的肖秉章之邀，离开军队，去了上海。

就是在此期间，外公在法租界肖秉章的家中，认识了黄埔四期学长、同乡肖振五伉俪，又通过肖振五认识了他的妻妹、复旦大学女高才生、我的外婆。

外婆出身于无锡的一个实业家族，她的父亲在清末的出国留学浪潮中留洋美国，回国后创办了自家的银行；她的母亲却是无锡郊外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子，还不识字。后来姨外婆给我解释过，她的父母是“亲上加亲”的娃娃亲，属于堂表兄妹结婚。我才理解了，这位老人为什么不愿住在无锡的公馆内，却要跑到穷乡僻壤的外公家，住在那栋青砖黛瓦的两进小院里，悠然自得地过乡下日子，直到去世，她都没有再回无锡。

因为有这样一位眼界开阔、思想新潮的父亲，所以不仅外婆和她的姐、弟都在上海接受了高等教育，而且在子女的婚姻大事上，他也能充分尊重子女的选择。

外公和外婆是民国二十一年底在上海结婚的，婚礼是外婆娘家操办的，场面宏大而隆重，宋庆龄、肖秉章、章伯钧等一大批名流大痂，还有外公的一大拨黄埔师兄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其实，当时的外公，除了黄埔“天子门生”这一金字招牌外，兜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

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于次日与我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肖秉章受李济深之邀，携外公赴闽任事。那个时候，我的舅舅刚刚出生。外婆的母亲，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跟随在外婆的身边。

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外公和肖秉章回到了家乡。虽然此时肖秉章还在国民政府通缉名单上，但由于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是其故交旧友，而万安县长彭雨英一直对“云帆老师”执弟子礼，所以肖秉章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家。

由于云帆老师发话了，外公的家被“复原”了，被瓜分的“浮财”归还了，连那张被抬走的笨重的八仙桌都被洗得干干净净地又抬了回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厅堂上。

外公这次回家，只办了一件事：把他父亲的遗骨，从芦源河边的浅沙堆里扒拉出来，隆重地迁葬到了四十里外的芦源洞中的大山上，并且买下了墓地周边的三百六十亩山场。他在自传中说：只想让父亲远离那些杀他的乡亲。由此可见，虽然他的族兄云帆老师劝熄了他的报复之念，却难平他的心意，这也为他日后的结局埋下了隐患。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外公从南昌赴上饶出任第六行政区保安司令部一科中校科长。8月，奉令组建抗战青年服务团并担任军事教官。也就在那时，大姨在南昌出生。

民国二十七年年二月，外公转任吉安江西省抗战青年服务团第六大队中校大队长。赴任前，他把我的舅舅、大姨、外婆以及她的母亲，全部送回了老家。

那几天，正好是我父亲出生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