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正好是我父亲出生的日子。

那几天，也是祖父最煎熬的日子。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尽情享受初为人父的喜悦，就被弟弟的不幸所折磨。

祖父唯一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小爷爷，出继给了村里的长房长孙为嗣，但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在村里有多大的话语权。他的养父是个吃喝赌抽俱全的烂人，因为抽大烟把家里的耕地全部卖光了。是族议决定从祠堂的祭田中划了三斗（1.5亩）水田给小爷爷，他才不至于饿肚子。

自古以来人穷言轻无人听，曾祖父是如此，小爷爷也是如此。

抗战爆发后，乡村“二丁抽一”入伍从军，祖父和小爷爷原本已是两家人，却硬生生被族中大佬们按一家处理要“二丁抽一”，祖父当红军排长打仗时腿部受伤全村皆知，小爷爷硬生生被“抽”入伍。性情刚烈的小爷爷受不得这般欺负，抓起菜刀砍下了自己食指和中指的两节指头。可惜的是，在情急之下，他习惯性地右手抓刀，砍下的是自己左手的两节手指。只要右手食指还在，就能放枪。所以，在敷上金创药简单包扎后，他还是被送到了县里的新兵结集地。接兵的军官看到他的左手后，把他踢出了队伍。县政府又把接兵军官刷下来的老弱病残全部塞到了警察局，小爷爷就这样成了县警察大队的一名黑衣残兵。

因为知道战场有多危险、多残酷，所以祖父才会为小爷爷揪心煎熬。直到二十几天后小爷爷穿着一身黑皮回到家打了个转，祖父才终于舒了这口气。

小爷爷这彪悍的一刀，不仅斩断了他的从军之路，也为他的人生斩获了第一枚硕果。

中央苏区沦陷以后，乡村苏维埃和农会组织被国军荡涤一空，农村乡绅治理格局迅速恢复，“祠堂族议”成为村庄自治自理的主要决策方式。

小爷爷回到村里后，从家族长者那儿了解到了自己被抓丁的前因后果，他逼着守祠族丁打开宗祠大门，站在祠堂的大厅上，拍着祠堂上的立柱斩钉截铁地宣布：“祠堂八棵柱子，有我一棵。以后没有我的参加，族议不作数，谁敢不信我就抄谁的家！”

还真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当时掌族的前清上庠生、当过清朝县衙钱粮师爷的士湖老太公思量再三，最后发话了：以后族议，让这个“蛮牛”来吧，不管怎么说，他是全村的长房长孙，本来就有他一份。

其实，房还是这个房，孙还是那个孙。只不过，小爷爷这次回家，除了穿了身黑皮官衣，肩上还扛了把“汉阳造”！

就这样，小爷爷凭他的一身彪悍，拿回了他作为全村长房长孙在祠堂上的话语权。

具体表现就是，年终的族议过后，祖父成了本保的保长。

祖父当了保长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守山人向他报告：山里来了户人家，住下了。

我的故乡处于吉泰平原的边沿，村里耕地多、山地少，百十来户的大村庄，仅有村后四五十亩丘陵山场，既是后龙山，也是丧葬山。因此，在大清乾隆年间，我家祖上那五兄弟，在离村二十余里的天湖山区，合力买了一块二百余亩的山场。从此以后，整个家族才木、竹够用，柴火充足。因为山场离村庄太远，为了防止别人盗采盗伐，族中常年派人轮流驻守在那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面。

那时，祖父的腿伤，经过一年多的休养，已经行走自如了。所以，他立刻随守山人进了山。

那家人并没有住在族里的山场上，而是在山谷之外小溪边的一小块平地上搭了两个简易的窝棚。当然，搭窝棚用的树，是在我们的山谷中砍的。

那是两个逃难的家庭，四个大人、两男两女，七个孩子，其中包括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衣着破旧但整洁，带着两个简易的杉木箱。

祖父一见这伙人，就对他们的身份判定了个八九不离十，所以他让守山人回到守山棚，自己单独留了下来。

果然，那兄弟两家是从瑞金沙洲坝逃难而来的。祖父坦诚地告知了自己的红军身份，并露出了腿上的伤疤佐证之后，对方才慢慢放下了戒备之心。兄弟俩的父亲是乡苏维埃主席，叔叔和另两个兄弟都参加了红军。民国二十三年十月苏区沦陷时，父亲和叔叔都已牺牲，两个兄弟随主力部队而去，生死不明。为了躲避杀红了眼的还乡团和康泽的别动队，他们逃出瑞金，一路尽往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钻，走走停停一年多。

“别逃了。捡点岩块砍点树，建两间能挡风雨的屋，住下吧。我现在是保长，说了算数。”祖父自己当时都没想到，他的这一善举，对自己的后裔影响有多大。

就这样，这家人在大山里住了下来。他们在小溪边开垦出几小块耕地，种些水稻蔬菜，哥哥有剃头的手艺，弟弟会建筑泥水活。最重要的是，那一片山区和瑞金一样，都属于客家人居住区，讲的是同种同源、相差无几的客家话，所以，他们在山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二年。直到全国解放，那弟弟才带着他的一儿一女回到了沙洲坝老家；那哥哥也带着四儿一女搬到了县城西门外的城墙边上开了一家理发铺子，居住了下来。“大跃进”大修水库时，那条小溪下游建起了大坝，他们的房子被淹，从此与村里断了往来。当然，他们本来就和我的村里几乎没什么往来，除了祖父和几个族中长者，村里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山里有这么一户人家。

多年以后，在老家院子里，祖父跟我说起这家人时，一直喃喃自语：没活路了，真是没活路了，会被杀绝啊！

其实，他说这话的时候，当年那个襁褓中的婴儿，已经成长为共和国空军的一名团参谋长了。

我结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按照乡俗，接了岳父岳母来到我的老家与我的父母“会亲”。

看到村里的老祠堂时，岳父突然冒出一句：“我小时候来过这里。”他接下来的一番话让我无比震惊、目瞪口呆：“我们家是我出生的那年从从瑞金沙洲坝逃难到这儿的，那年红军长征走了，我家里出了四个红军，不逃就要杀全家。从瑞金一路躲躲藏藏逃到那边山里。”岳父用手指了指村庄东面的那片大山。“是这个村的保长让我们一直住在他家的山里，那时候不敢出来。我九岁那年冬天，我爸爸在山里挖坑装到一只麂子，养了大半个月，快过年时就带着我走了几十里路到了这个村子，把麂子送给保长家过年，我记得他家就住在这祠堂边上的巷子里，他们家那老太太还给了我很多花生。”岳父还想去那小巷子里边找找，被我拦住了。我告诉他：那保长就是我祖父，两年前已经去世了。

祖父享年八十有三，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算高寿了。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早在县高中读书时就认识了“参谋长”的校花女儿，却一直耽误着自己，直到祖父走了一年以后，才第一次带她回到老家见我的父母，没能让祖父生前见到他救下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之女——他的长孙媳妇。

那年的清明节，岳父岳母特意叮嘱我妻子，以后每年必须陪我回家给爷爷奶奶扫墓，而且她必须在墓前给我的爷爷奶奶磕头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