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1975年9月23日,阴天,入夜小雨。

一个特别适合睡眠的雨夜,儿子带来了女儿的死讯。

他从床上弹起,惊恐不可名状。

他没有丝毫怀疑,各种死人的事发生得很平常,只是噩耗再次祸临己身,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惊悸。

当儿子啜泣着哭腔说:“爸爸,我们家的人都死了,一个接一个的......”,他呆滞的神思才幡然梦醒。

原来不单止女儿死了,儿子的妈妈,他的二弟,也都死了。而卧轨自杀的三弟,不久前才刚刚捡回一条小命。

这一切该从何说起,姑且就从他不那么悲伤的一个悲伤起点说起吧。

1948年5月,程述尧草草结束了仅维持三年不到的第一段婚姻。

他的第一任妻子黄宗英,是一个刚结婚十八天就死老公的年轻寡妇。

没遇到程述尧之前,一直被风烛残年的婆婆死盯在一个幽深的院子里守着几棵光秃秃的老树度日如年。

出于与黄宗江(黄宗英哥哥)的同窗情谊牵线,程述尧与这位未来大红大紫的著名演员相恋结婚。

不管是黄宗江还是黄宗英本人,都评价他是一个“大好人”,对黄家人极尽关照,敬爱有加。

但他的好,在外人看来,近乎愚蠢。

几乎不会有一个男人会像他那样,婚姻破裂后,仍然供养着前妻的母亲和三个兄弟寄住在自己的北京家。

尤其这段婚姻的破裂给他带来巨大的耻辱,黄宗英在他未知的情况下,与演员赵丹苟合;后又在他已知的情况下,公然与赵丹同居。

程述尧头顶绿帽颜面扫地,但难以置信的是,日后他并没有记恨这个给他带来奇耻大辱的女人,反而保持了互相来往的友谊。

1949年,政权更迭。作为前任政府的雇员,程述尧虽感错愕,但他依然受到器重。

组织上打算让他在上海电影厂担任办公室主任或行政副厂长,但最终拍板他调往兰心大戏院当第一副经理。

在兰心工作,程述尧主张务实,而他的顶头上司吕复却善于精明,所以两人的合作并不融洽。

但程述尧是上面钦点过来的大将,吕复不好说什么,至少他没有诛锄异己的能力,只能在工作上给程述尧使点绊子让他吃吃苦头。

程述尧察觉不到敌意环视,依旧秉持着我行我素的书生作风,既不愿谄媚讨好,也不懂隐藏锋芒,这为他日后接踵而来的灾难种下祸根。

感情空窗沉寂两年。

1950年2月,程述尧迎来了布满荆棘的春天——他与前来兰心演戏的上官云珠步入婚姻。

上官云珠有着精彩绝伦但却令人诟病的过去。

与程述尧结合,是她的第三段婚姻。她的第一段婚姻,是在16岁时嫁给了学校的美术老师张大炎。

张家首屈一指的富裕使得上官云珠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她搬进了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为张大炎诞下一子。

母凭子贵,也许她会在一个保守大户人家的深宅庭院简单过完一生,但在1937年,日军的铁蹄摧毁了张家的安宁。

上官云珠跟随张大炎背井离乡逃到上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东方明珠拓宽了上官云珠的眼界。

见识了上流明星的光鲜亮丽,她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大明星。偶然的机会,她在1941年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玫瑰飘零》,正式踏入演艺界。

张大炎大为不满,他要求妻子恪守本分,做好一个贤妻良母,而不是从事早出晚归抛头露面,伤风败俗有辱门楣的戏子事业。

上官云珠不买账。她性格刚烈,是一个富有冲劲的女人。虽然张大炎没有拿刀架到她脖子上威胁她,但她无法忍受丈夫的干预,决定出走单干。

男人没了个女人就像没了一件衣服,只要女人狠得下心把儿子留下,放走一个女人也只不过是节省一碗米饭。

上官云珠就狠得下这个心,她宣告与儿子缘尽,自此如痴如醉地投入自己的演艺事业。

用不了多久,她又与著名的剧作家姚克结婚,并于1944年生下女儿姚姚。

靠拢姚克,使得上官云珠在演艺界站稳了脚跟。

但面对这样一个给予自己巨大帮助的男人,上官云珠也不改敢爱敢恨的性情,当坐实姚克出轨某小姐的绯闻时,她眼里容不得沙子,果断提出离婚。

上官云珠甫一离婚,便和演员蓝马同居。

速度之快,令姚克感觉两鬓发绿,他骂道:“原来这女人早有小动作。”气得要找上官对质。

但显然他们的道德水平都不相伯仲间。

上官不少佳作都与蓝马合作拍摄,两人称得上珠联璧合,但始终没有建立婚姻契约。

据说是因为脾气难以相融,但两个脾气难以相融的人能走到一起同居,自有各取所需的东西。

不管怎样,由于上官云珠拥有未婚女性的身份,便给任何男人都开了一扇窗。

只是她在与程述尧相恋的过程中,有没有脱离与蓝马的同居关系便耐人寻味,不然蓝马也不会在他俩正式结婚后,才绝望离开上海黯然参军。

上官云珠是个上进心极强的实力派演员,她喜欢和有实力的人强强联合。

时任兰心大戏院副经理,掌握着兰心实权的程述尧,比蓝马更有话语实力,或许这也是他后来居上扳倒蓝马的原因。

像上官这样美貌与风情并存的女人,再美,一旦涉及婚姻,男人都得低头掂量三思。

但程述尧并不计较上官云珠有着怎样遭人话柄乱七八糟的感情履历,也不介意她拖着一个六岁的女儿来到自己身边。

自古以来审视女人的人品都与其是否水性杨花挂钩,但却豁免男人花史年少,放诞风流的罪过。

他就是对此嗤之以鼻,遂信心满满地表示:感情无法代表人品。

只结过一次婚的他不知道,如果弄不清楚一个女人为什么会结那么多次婚,是要付出代价的。

新婚燕尔,程述尧和上官云珠把家安在了复兴西路147号,一幢西班牙风的公寓,他们还养着一条德国猎犬。

一年后,他们的儿子灯灯出世,又请了一个专门喂奶的奶妈,还有一个专门照看孩子的小阿姨。

目前为止,他们过着的还是滋润优渥的中产小资生活。

那时,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已经七岁,早已到了长记忆的年龄,她清楚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却一点也不排斥程述尧这个新来乍到的继父。

或许源于她四岁就跟着母亲在片场认识了这个长着一张书生脸的男人。

她对程述尧有种一见如故温婉可亲的自来熟。以前她亲切地喊他程伯伯,现在她也乐意喊他爸爸。

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个新家应该感谢程述尧肯接纳这个两岁便因家庭破裂而失去父亲的小女孩。

儿子灯灯出世后,程述尧生怕奶妈重男轻女,特别吩咐要多些疼爱姚姚。

若干年后,奶妈忆述说:“程先生是好人,他对姚姚是真的好,一下班,手里还拿着包,外套也没有脱下来,就宝贝宝贝地叫。他们要好得像亲父女一样。宝贝欢喜撒娇,可不敢对妈妈,就对程先生。”

日子久了,上官云珠的女儿反而跟程述尧更亲。

正因如此,继女日后的命运,成为他生命不可承受的锥心之痛。

不过现在,他们一家还其乐融融,程述尧和上官云珠勤恳工作,努力维持着这个家的美好生活。

他们都是从抗战走过来的人,深知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个人力量远远无法抗衡国家动荡带来的冲击,如果国家稳定,他们的小家也不出意外会一直安稳下去,但如果即将掀起一场暴风雨,那么拥有幸福,也只不过是迎接悲伤的开始。

1951年,三反文件下发,全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其中提到“发动广大群众”,“号召坦白和检举”。

这意味着这个社会最底层最弱小的一批人,也能大吵大闹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传说中的鸡毛令箭。

程述尧一头雾水,他从未经历过运动。

1952年2月,他正在皖北参加土改,突然接到电报,被匆匆召回兰心,结果一只脚刚踏进兰心大戏院,就被扣住了。

众目睽睽之下,他的燕大校友义正辞严揭发他在1949年上海影剧界劳军园游会义卖募捐中贪污善款。

天大的委屈,他激动得青筋暴起,指着这位燕京大学的校友质问道:“你...你也算知识分子?”

这位燕大校友反嗔道:“你算?你算你是怎么算的?算成这个鸟样?”顺手就把一本账本砸在他脸上。

程述尧被自己的下属批得体无完肤,而那本劈头盖脸砸过来的账本,就是实锤他贪污的证据。

去年年底,上面就说要倒查三年的账。他依稀记得,49年那场义卖募捐,盛况空前。一连六天,上海复兴公园累计流动了十几万游客。

热心群众捐来的钱可以用算盘打响条分缕析,捐来的物却堆积如山杂乱无章。

加之前来协助的人都是从各地临时抽调,人员复杂配合混乱,千头万绪的记账工作,难免存在遗失、漏记、错记,甚至有人偷拿。

基于这种状况,负责总账目的程述尧在补凑账本时,天真以为是例行检查理解万岁,没想到是锱铢必较存心刁难。

面对百口莫辩的账本,他确实是粗枝大叶工作草率,落得个“账目不清”的罪证贻人口实。

但无心之失在所难免,百密一疏人皆有之。

说自己贪污?这死猫硬吃,捏破了胆汁倒流味蕾,也没有这般苦。

他的书生意气应激反应,冲检举人大喊:“这种账,谁来算也厘不清。我要是拿了一分钱,天打雷劈!”

“你有没有拿,组织上会查清楚。嚷嚷什么?”

剧院决定限制他的自由,扣押在兰心接受调查。

上官似乎不能稳住这个乍起风浪的家,一岁的儿子灯灯没了爸爸闹腾个不停。

生性顾家的程述尧更加按捺不住内心对家的依恋,他常常望着房间唯一一扇透光的窗惆怅。

一段时间里,他不能回家,不能工作,不是丈夫,不是父亲,在一个方寸之间的角落不知在干嘛。

他出身北京富家,从来随性散漫惯,从不觉自由重要。

现在才懂,失去自由,就是失去一切。

奶妈的心思比上官细腻,她来到剧院关押室隔了一条马路的地方高喊:“程先生,程先生......”她把一岁的灯灯举得高高的,“灯灯快看爸爸......”

程述尧双脚蹭着近两米高的泥墙,吃力地趴在窗户上和儿子挥手。

此后每隔两天,奶妈都带着孩子在对面的马路与他遥遥相望。

相比奶妈的关心慰藉,上官顾不得这些,她快崩溃了。

自己丈夫捅出这么大的篓子,或者婚后有这么大的后患,是她婚前始料未及的。

她陷入恐慌。本来成色就不好。

她既不来自解放区,也不来自国统区,而是沦陷区滋长起来的腐殠明星,以至于她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银幕大咖,解放后却评了个四级演员。

悬殊的落差是她的痛,也是她的动力。

为了抹平差距,她频繁参加劳军义演,事事不甘人后,主动清算旧社会思想,处处寻求新社会进步。

如今程述尧的事让她心烦意乱,她担心付出的所有牺牲和努力,都要面临前功尽弃付诸东流的挫败。

正当她焦头烂额地未雨绸缪时,一个五雷轰顶的消息让她瘫软在地。

程述尧妥协了,他哀怨地向纠察领导“认罪”:

“实在受不了了,不就是690块吗?我认了。”

纠察领导见他似有不服,敲着案板训斥:“什么叫不就是?甭说拿六百九,就算拿一分你也是贪污犯,有你受的。”

这话一点不假,计算出来的赃款,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安下来的罪名,却是一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山。

公告一出,上官晴天霹雳,北京婆家怕她力有不逮,寄来一笔钱,催促她平息风波。

她只好从家里拿出800美金和两个戒指,把清清白白的钱交出去,全当赃款退赔给剧院。

破财挡灾,程述尧如愿获释,但饭碗是丢了,还被判处留在剧院劳动管制一年。

但不管怎么说,他终于重见天日,一家团聚。

这本是普天同庆的日子,但上官云珠不打算为这一幕的久别重逢舒展一丝笑容,反而深思熟虑地做出了一个更大的决定:向程述尧提出离婚。

亲朋好友一片哗然,她的丈夫刚走出禁闭,当下还没结束管制,正是最需要同甘共苦的时候。

分不清这是雪上加霜还是落井下石。

谈判当晚,惨白的吊顶灯亮光下,程述尧以戴罪之身痛哭流涕,他卑微地向上官云珠发问:“连你也不相信我?”

上官云珠心里咯噔一下,确实,贪污?别开玩笑了,家里有多少钱,她再清楚不过了。

她平静地落泪,平静地回应:“我相信你有什么用?你把脏水往自己身上泼,还怪人家冤枉你了?”

“非离不可吗?非离不可吗?”程述尧指着奶妈怀里的儿子,还有躲在佣人衣角下观望的姚姚,说道:

“灯灯才一岁,姚姚才刚上小学,想想孩子,他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姚姚从小没爸爸,灯灯难道也要从小没妈妈吗?”

这句话刚一脱口,不知是刺痛了上官云珠对女儿由来已久的愧疚神经还是怎的,她突然狂怒而暴躁,动手打了程述尧一巴掌,吼道:

“就是非离不可!你一个大男人也拿孩子说事,你算什么男人。”

奶妈连忙过去架住她还要挥起来再打下去的手,反遭她怒色诘问:“撒开!你是我的人还是他的人?”

在场的还有程述尧的二弟程述铭,他一直本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怯弱站一旁噤声,这下倒也忍不住了。

他上前救场说:“大嫂,事态还没到这么严重的地步,说离婚真是小题大做,借题发......”还没说完,程述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哎!...大哥不能跪!”程述铭拉着他的胳膊,硬是扶不起来,“老程家的脸面都给你丢尽了。”

客厅里的奶妈、佣人,都惊呆了,连懵懂的姚姚也泪眼不忍。

唯有她,扭过脸去。心如死灰,不容转圜。

像一块木头,更像一块钢铁。

程述铭还在当他的和事佬。

“大哥,你快起来!”

“大嫂,你看这...你就饶了大哥吧。”

见双方都无动于衷,一向对大哥唯唯诺诺谦敬恭谨的程述铭失望到无以复加,愤然摔门离去。

他依旧跪着,卑躬屈膝委曲求全,他能做的一切都做了,挽留的话该说的也都说了。

这个软弱而窝囊的男人,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双膝跪地,上缴尊严,是他最后的绝招。

男人一旦自贱尊严,女人就更加去意坚决了。

当晚的谈判,以泪流满面,不欢而散结束。

在一片嘈杂不绝的劝和声中,上官云珠拿到了她志在必得的离婚签字书,同时也无所忌惮地败露了她与上影副导演贺路的私情。

贺路这个人,程述尧熟悉得很。婚前就是上官的亲密好友,婚后一度住进自家门外空着的小间保姆房交钱搭伙吃饭。只是他与人为善的智商从不曾怀疑妻子会与他有猫腻。

这是他第二次头顶绿茵,但他深刻明白,贺路不是婚变的主要刺客。

正如上官所说,他已经脏掉了,有一个残酷的未来。

在上官眼里,婚姻是两个强者之间的风花雪月,不是两个弱者之间的苦大仇深。

程述尧既已沦为累赘,她就不可能背着累赘负重前行。

比之张大炎、姚克、蓝马,前几个男人都为她的生命事业发光发热,唯独程述尧叫她失算,还没来得及添光增色,便使她的声誉惨遭抹黑。

一手好牌突然变成烂牌,上官懂得权衡利弊的最终行动就是及时止损。如果不能当垫脚石,那就只能当绊脚石处理掉。

她像剥离姚克那样如法炮制,手上攥着丈夫犯错的由头,气势汹汹,离婚一办成,立马毫不避嫌和人同居。

这样做好坏掺半,既摆脱了程述尧,又启用了贺路,但也放弃了儿子。

无疑,她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尽管利己没有错,但却反噬了自己。

眼睛雪亮的组织再也看不下去,以私生活糜乱对她处以五年禁演的惩罚。

又一段短暂的婚姻告一段落。

姚姚再度失去爸爸,程述尧把房子留给了母女二人,因为仍处于机关管制阶段,归他抚养的儿子只能送进托儿所全托。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他们破裂的不是婚姻,是家庭。

彩云易散琉璃脆,波谲云诡人飘摇。

谁来感慨建立一个幸福家庭的艰难多辛,又有谁来唏嘘摧毁一个幸福家庭的轻而易举。

1953年11月,程述尧为期一年的机关管制处罚期满解除。

兰心大戏院,摆设朴素的办公间内,领导找来他谈话。

程述尧脸上挂着一丝不安,一丝不服,隔着一张桃红木桌,与领导相对而坐。

领导点了根烟,又递了一根给他,开腔说:

“老程,你是个人才,是人才就不能浪费。但兰心你是不能待了,组织上打算调你到衡山电影院,任影院经理,不过得第二年再升,第一年先屈尊当个宣传组长,要循序渐进嘛,免得人家犯眼红病。”

程述尧把烟点上,“呵,这几个意思?那不等于官复原职嘛!都是当经理,我在衡山影院当和我在兰心剧院当,有什么区别?干脆就给我在兰心官复原职好了。”

领导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说道:“区别可大了。在兰心,大家都知道你头上有帽子,你再坐回原来的位置,人家不服你!”

程述尧不紧不慢地吐了一口烟圈,目光斜睨说:“那我顶着帽子去衡山影院当经理,人家照样不服我,我还是别去好了。”

“不去不行!”领导把烟摁在桌上掐灭,正色道:“老程你真是油盐不进,以往我们工作有些失误,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现在要弥补你,你不买账,说明我们的纠偏工作做得不够好。”

程述尧站起来,挥舞着拿烟的手愤懑道:“工作都会出错,我能理解。可哪有你们这子样纠错的?纠完错人头上还凿着个‘贼’字,这算哪门子纠错?”

他扭过头去,一口把烟吸尽,“我的名誉比我的生命还重要,要是这帽子不给我脱下来,说什么我都不干。”

领导摆摆手,“不行,原有的帽子不能脱下来,脱下来那还得了,这不得乱套了?顶多我私人给你认个错。 ”

气氛变得针锋相对,程述尧硬气道:“低调修补错误,高调维护正确。你们气量真大,是我小气了,衡山那边去不了,你找别人去吧。”

“程述尧你...哼!你要去去,不去拉倒。”

程述尧咬咬牙,一言不发摔门而去。

通过中间人斡旋调和,双方在不愉快的交谈过后,忍气吞声,达成了一致的结果。

程述尧收拾包袱去了衡山电影院,第二年升任经理。

这阵子北京剧团到上海演出,程述尧和相熟的朋友在饭桌上谈起了自己的遭遇。

老朋友于是之为他鸣不平:“当初程大哥你在南北剧社打工,剧社一分钱薪水都没发给你,还忽悠你自掏腰包填了大笔钱进去维持运营。说句不好听的,这样的大冤种怎么会有脑子贪污?”

程述尧深以为然,晦气说:“唉,当初被他们搞昏了头脑,想着查出来的六百九也没几个钱,以自认倒霉的心态当冤大头破财消灾。本以为吃了贪污这只死猫他们就会息事宁人,没想到坦白不能从宽,反而从严,贪污分子就坐实了。”

于是之叹了口气深表同情,程述尧又说:“肠子都悔青了,要知道迟早会真相大白,就让他们往死里查也不该承认。”

于是之劝慰说:“程大哥你又不是神算子,毕竟不能事后诸葛,现在相安无事就好。”

诚然,人不能用结局思维追溯开局思维。

但帽子的深远影响,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此后,在风靡全国的运动中,这顶贪污分子的帽子,成为了鸡毛令箭们敲打他的有力把柄。

1955年1月,程述尧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段婚姻。

通过介绍,他与35岁的名伶戏子吴嫣结为夫妻。

吴嫣因为身世使然,有着比上官云珠更不能接受的过去。

她自小被父母卖入长三堂子当陪客卖笑的娼女,成年后先是被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所包养,后又被汪伪政府机构下的世家公子孙曜东纳为侧室小妾。

抗战胜利,孙曜东被处以汉奸罪关进提篮桥监狱。

吴嫣见势不妙,大难临头各自飞。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她基本全占。

洞悉吴嫣的过往,北京方面的老爷子来信申饬,

“你图她什么?一来出身低微,二来从业污秽,三来水性杨花,四来不能生育。全身上下一无是处。令汝速速两断,若恣意妄为,程家坚决不予承认。”

程述尧置之不理,北京程家也鞭长莫及。

婚姻甫一办完,他便搬到吴嫣名下虹桥路丹天路86号的一幢花园别墅居住。

不乏有人讥笑他,从没跟没结过婚的女人结婚,全是拣别人的二手货三手货,且个个都是问题女人。

这些无聊的揶揄他充耳不闻,实际他与吴嫣的结合也没有那么不堪。

上海解放前,吴嫣被潘汉年争取为我所用,利用她左右逢源的交际本领协助我党收集情报,购买武器,掩护地下党秘密活动,策反国民党特务等等。

解放后,感念她的功劳,上海政府安排她进文化局编制就业。

一个名字刻在功劳簿上的女人,金银细软的积蓄还不少,程述尧与她结合,少说可以冲淡帽子带来的不良影响,生活也可以重回富裕无忧的小资情调。

谁说这样的婚姻不好?

更重要的是,吴嫣不介意上官云珠唯恐避之不及的贪污分子,程述尧也不介意她复杂多舛遭人耻笑的身世背景。

强强联合当然好,惺惺相惜也不赖。

相比之下程述尧与继女的熟络,吴嫣与继子灯灯的关系可就差多了。

婚后,北京的老爷子刻不容缓把孙子接走,不知灌输了什么思想,日后灯灯对继母格外生分。

有一次见面,灯灯冲吴嫣佯装笑脸,忽然之间,又变成了鬼脸,吓了吴嫣一跳。

鬼脸之所以吓人,在于一瞬间的抠嘴捏鼻拉眼皮,上一秒笑容可掬,下一秒面目狰狞,给人措不及防的视觉反差感。

有时候人的命运也像极了这样的过程,甚至命运的鬼脸更惊悚,更吓人。

结婚刚过三个月,5月19日,吴嫣如常到黄浦路文化局办公大楼上班。

刚迈进门,冷不丁的,她被捕了。

吴嫣感到莫名其妙,抓她的人也稀里糊涂,出示的逮捕证只写着:

“具备逮捕条件,并搜查其住宅。”

因何获捕,竟含糊不清。

程述尧有感于最近的“潘扬落难”新闻闹得沸沸扬扬,与案有关的虾兵蟹将都在一网打尽的名单之内。

而解放前启用吴嫣的人物,正是潘、扬二人。沾上边了。

获悉吴嫣被捕,程述尧的单位领导动作很快,立刻找来他谈话。

已是半夜,衡山影院办公间内,香薰木散发出醉人的平静,低瓦数的西式台灯光线昏黄,照得老领导的两边脸一暗一明,程述尧忐忑入内。

“程老弟,吴嫣的情况,想了解一下你是什么看法?”领导示意他落座。

程述尧眼神笃定,“我相信她是清白的。”

“话虽这么说,但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吴嫣就是跟不干不净的人混得太近了,才惹一身骚。老弟,你要引以为戒啊!”

程述尧略略品出大意,脸色顿时不耐烦,“行了,你也别兜圈子了,你想我怎样?”

“那我就把话撂明白了。你女人成了阶下囚,单位希望你划清界限,表明立场。甭管自私还是自保,没人会说你半个不是,和那女人离了吧!”领导顺手把一份夹着派克钢笔的文件推了过去。

须臾之间,文件被程述尧撕得稀碎。

他暴跳如雷,拍案而起。

“老祖宗有教,宁教人打子,莫教人分妻。像你们这样的,连哄带骗软硬兼施强拆人家的婚姻,教唆人家夫妻反目,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世风日下?常常一个一个家庭被你们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再这样下去,老祖宗传下来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个大字,都给你们祸祸完啦!”

他一通即兴发泄完,老领导用手指直戳他鼻尖,气急败坏,“程述尧你!你!你!......好,不离是吧?你不革你的妻,我就革你的职!”

程述尧怒目圆睁道:“悉随尊便!”

一意孤行的下场不言而喻。

他被降薪降职,从影院经理跌落至领票员,改拿行政二十级的待遇。

此后二十多年里,他曾目睹许多人时来运转枯木逢春,可他再也没有获得任何咸鱼翻身的机会,一直维持现状,直到退休。

人人都笑他不该沦落如斯田地,皆因脾气倔,性子莽,思想轴。

淋过雨的人总想为别人撑伞。

或许他被人遗弃过,更懂那是什么滋味,所以更不想趁人之危。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吴嫣被举棋不定关了三年,欲加何罪悬而未决。

直到1958年秋天,才终于痛下决心,大发慈悲判了她五年。

监期合并计算,吴嫣1960年刑满送农场劳改,两年后因身体抱恙,才又被送回上海。

一番折腾,他们两个都是有帽子的人了。

吴嫣攒存多年的财产被全数罚没,就连维持生活的工资也没了。

往日风光不再。

程述尧用70多元的微薄薪资养活她,养活她健在的父母。

月月入不敷出,琳琅满目的家被他一点一点掏空,任由典当铺塞满家的记忆。

狂风乍起不停,暴雨骤然而至。

1966年,最坏的开始。

炎热的八月,一向风平浪静的北京家首当其冲接受抗压。

一群十七八岁的不速之客破门而入,二话不说翻箱倒柜,东砸西拆。

连人家庄严供奉多年的祖宗牌位都被抄出来踩个粉碎。

连续两天,第一天砸,第二天搬。

70岁的老爷子穿着一件短汗衫跪在地上忏愧。

一个热血沸腾的中学生问他,“为什么四九年就不外出工作?宁愿在家当一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人。”

老爷子如实回答,“一来年事已高,二来置有房产,勉强能够靠收租度日。”

“岂有此理,人民水深火热,你倒高枕无忧。还是旧社会房产,谁知道你是抢来的,偷来的,还是剥削来的?”

“啪”一声,皮带洗涤了老爷子的罪恶。

另一个激情四射的中学生又嚷嚷着比划说:“让你写‘万岁’,不是‘萬歲’。”

老爷子昏昏欲睡,嚅嚅说:“老朽文化有限,不会写简体字。”

那孩子轻啐一声,抡起皮带就要打,多亏看热闹的邻居暗暗阻拦。

要是再多吃一记,老爷子就不是和阎罗王混个脸熟那样简单了。

夏秋之际,程述尧回了趟北京家。

映入眼帘光秃秃一片,院子的月季树、桂花树、核桃树、葡萄架,全都刨光了。

一家九口住进了逼仄的两间小屋,大房子腾出给了来历不明的人。

至于那些一辈子心血的房产,自然一片瓦砾不剩。

老爷子无甚大碍,依旧谈笑自若,一副生死看淡的样子。

程述尧歇了口气,看来家里除了院子荒凉些,一切都还好。

回到上海,他发誓不再较劲,守好生气萎靡但仍能苟延残喘的生活。

然而,就连得过且过的苟活,也不能称心如意。

1967年起,他长期受到画地为牢的特殊保护,清洁大队把他家打扫得干干净净。

工作也不用干了,批准他带薪学习,移居耕牛之家和几位书法上乘的知识分子呆在一起竞赛练字。

由于他的两任老婆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和上官云珠,八卦猎奇的人民群众还常常邀请他上台表演单口相声,讲讲两个老婆不可告人的野史秘密。

他招架不住热情,总是爽快答应,赢得掌声雷鸣。

这种诙谐的调调,像极了他的乐天态度。

藉此关口,已经有人剑走偏锋,自绝人民。

他却主张好死不如赖活,打不还口骂不还手,让干嘛就干嘛,将臣服于女人的软弱和窝囊发挥到极致。

一个年轻小伙挑衅他:“你三个老婆都趴下了,你就是一条死狗,还有什么本事兴风作浪的?”

他报以憨笑,收敛冲动,不再辩驳。

但不是人人都能像他那样逆来顺受,每个人的坚强和脆弱都不一样,一旦哀莫大于心死,就不会再有向死而生的勇气,再多的鼓励和安慰都是徒劳。

他那位动了两个大手术的前妻,便是如此。

1968年11月23日凌晨,48岁的上官云珠,在拳脚交加的淬炼中,参透生命的极限,选择主动坠亡。

她掉在一个装满青菜的菜篮子里。

菜农冲干净菜叶子的鲜血。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这些沾了死人的血的青菜,照样卖给了活人。

疏远亲人的程述尧信息闭塞,上官的死,他是最后一个从儿子口中得知的。

回想这位离婚多年的妻子昔日那股势不可挡追求进步的劲头,却适得其反饮恨而亡,不禁慨叹命运无常。

他记得上官云珠在《太太万岁》中说过一句台词:

“看见苦戏,我就会想到自己的身世。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

一语成谶,戏里戏外,都是人生。

同时期,他最引以为傲的二弟程述铭,也殊途同归。

程述铭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妻子是留美高材生任以书,岳父岳母为东大、川大校长任鸿隽和中国第一女教授、新文学女作家陈衡哲。

1971年,程述铭正在国家天文台第三研究室负责带头攻关卫星和导弹研制的基础项目。

有一天下班路上,一个小孩向他扔石头,还骂了几句不堪入耳不堪复述的话。

他回到家里放声大哭,任以书一边给他冰敷消肿,一边提醒说:“以后记得护着点儿,别傻愣愣给人当活靶子了。”

他咬牙切齿道:“以后?只此一次,没有下次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任以书拍了一下他的脑袋,“呸!你不要这样傻啦。有命才有尊严。命都没有了,有尊严有什么用?”

他口吻严肃地说道:“没有尊严,有命又有什么

用?古人舍生取义,今人岂能苟且偷生。”

这一年的夏末秋初,程述铭回北京看望老爷子,又难得与兄妹一聚。

他们在一堵刷有大字的白色围墙前合影。

程述铭站在笑得最开心的三弟一旁,阴影遮住了他小半边脸,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的,笑容含蓄拘谨。

短暂相聚,他没有过多逗留,因为天文台急召他回上海。

1971年9月25日星期六下午,程述铭到达天文台接受关押。

两日后即27日早上,他被发现吊死在房间里。

那一年,他46岁,没有孩子,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空白的基础科研事业。

任以书无力面对,程述尧独自去了天文台料理后事。

他拿到了弟弟在26日晚写下的遗书,

“大哥,我去了,八个兄弟姐妹我是先去,又是这样走,实非始料所及。劳烦代为照顾以书,瞒住老爷子......”

多事之秋,陆续有来。

他的三弟程述武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钢铁学院教书。

学生问他,与前大嫂上官云珠有什么关系?

学生年轻力壮,手段新奇。

他实在想不通,到清华园的铁路边卧轨,庆幸的是,他被救下来了。

没发生这些事情之前,程述尧把汹涌袭来的厄运看得很无所谓。

像一块打湿的抹布,任人揉搓干拧,晾干后又重新支棱起来。

发生这些事情之后,他才体会到,个人的苦难可以心如止水,亲人的苦难却无法心平气和。

他不会为自己的遭遇掉一滴眼泪,却绷不住为二弟的死泪如雨下。

他开始留意亲人的异动,最让他担心的是女儿姚姚。

姚姚已经长大,是上海音乐学院1972年的毕业生。

毕业后,一直没有单位愿意给她一份工作。

她闲来无事,常常到五原路的父亲家打转。

程述尧自吴嫣被捕就搬出了丹天路86号花园别墅,住回原先和上官云珠租赁的淮海中路1417弄1号小房子。

1967年时,他被告函欠下200元房租,那时他穷得连儿子每月15元的生活费都停掉了。

又是一顿砸锅卖铁东借西凑,缴清了房租,结果人家嫌他住在那里有碍观瞻,赶了出去。

所以就搬到了五原路137号一座私人住宅里和人合租。

程述尧很高兴姚姚能常来看他,各自报告彼此安好。

1972年,他已经恢复工作,也不用练字了。尽管只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给电影院送胶片的打杂工,但他起码有寄托,有收入。

可姚姚不一样,她整天不知道要干嘛。可以说无所事事,也可以说游手好闲。

快三十岁的人了,还要爸爸和弟弟接济。

焦虑的境况持续到1975年,姚姚才终于找到工作。浙江歌舞团愿意接收她。

本来已经拨开云雾见青天,老天却跟她开了一个玩笑。

9月23日上午,到岗工作前一天,惊雷小雨,姚姚骑着自行车在南京西路禁止机动车驶入的时间段,被一辆重型卡车卷入车轮底下。

当天晚上雨仍在下,他早早入睡,儿子重重的推门声惊醒了他。

还没等他开口,儿子就先把“姐姐死了......”这一噩耗吐出。

他在大风大浪中早已养成一种思维,人家说一个人死了,就不要质疑他还活着。

他撕心裂肺拷问苍天,“老天啊,你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父子俩抱头痛哭,“爸爸,我们家的人都死了,一个接一个的......”

这是他最爱的女儿。

天崩地裂,万箭穿心,一个苍老的男人在泣不成声的一夜,被杀死了无数次。

重压之下,姚姚的死状惨不忍睹,要通过修复才能入殓。

程述尧没有勇气参加女儿的追悼会,没有勇气目睹女儿的遗容。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外孙,只有死去的女儿才知道送给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