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本文为真实事件

旨在揭极凶罪恶，养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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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战后最著名的绑架杀人案之一，被称为「日本战后最大的绑架事件」。

本案正好发生在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节点上，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次」。

那时，借着奥运会的东风，电视和收音机刚刚在日本普及。

人们开始认识到，新闻媒体可以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被绑架的男孩年仅4岁，靠着媒体的传播，营救男孩的过程牵动了亿万日本民众的心。

这是日本媒体首次定下「报道协议」，避免在报道中刺激歹徒，进而危害人质的安全。

这也是警察第一次在媒体中公开犯人的录音。

也是第一次动用声纹鉴定的方法来锁定凶手。

因为这起案件，日本修改了法律，让警察可以通过电话定位歹徒的位置。

本案中，抓捕嫌犯的过程也极为曲折离奇。

日本警察动用了语言学、心理侧写、测谎等多种先进刑侦手段，虽然锁定了嫌疑人，却苦于缺少直接证据。

最后是被称为「昭和的名刑事」的传奇警察平冢八兵卫登场，凭借高超的审讯技巧走进了嫌犯的内心，让他交代了罪行。

犯人的身世也令人唏嘘。

让人思考是否「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犯人出身贫困，自小残疾，屡屡试图爬出生活的泥淖却又跌了回去。

但不管怎样，他都要为伤害别人付出代价。

在被执行死刑前，犯人对平冢刑警表达了谢意。

「请转告他，下次投胎转世，我会做一个正派的人。」

这起里程碑式的案件，就是著名的「吉展绑架杀人事件」。

失踪

事情发生在1963年，也就是日本首次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

彼时的日本正处在战后复兴时期，跟现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整洁、安全的日本完全不同。

那时的人们还随手乱扔垃圾，所以街上总是脏兮兮的。

社会上犯罪率很高，大到杀人放火，小到偷鸡摸狗，甚至还能经常听说拐卖人口的事情。

那时候，说到谁家有人失踪了，一般都会想到是被抓去做黑工或者卖淫。

在这种情况下，吉展绑架案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受害者是一个年仅4岁的小男孩。

1963年3月31日，晚上六点。

东京都台东区（现松谷区），入谷南公园。

4岁的小吉展在这里玩耍时，突然不见了踪影。

父母以为孩子只是走丢了，赶紧去附近的下谷北派出所报案。

警察找到了几个目击者，有人说曾经看到小吉展在公园厕所附近玩水枪。

另一个目击者则说，曾看到男孩在公园与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交谈。

警察认为小吉展很有可能是被绑架了。

不管是走失还是被绑架，在这种幼儿失踪案里，失踪后的48小时都是寻找的黄金时间。

警视厅搜查一课立刻成立了小吉展失踪案搜查本部，全力寻找男孩的下落。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小吉展依然没有被找到。

时间来到小吉展失踪两天后。

4月2日下午17点 48 分，小吉展家接到了一通电话，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男人说，小吉展在他手里，想要回去就得准备50万日元的赎金。

这是一笔巨款，换算到现在的话大约相当于650万日元。

小吉展的父亲村越繁雄经营着一家建筑公司，经济上还算富足。

接到索要赎金的电话，村越家又是担心，又有点松了口气。

担心是怕犯人伤害自己的孩子，松了口气则是因为总算知道孩子去了哪里。

报道协议与通信隐私

4月2日，为了不刺激到犯人，最大程度保证小吉展的安全，警视厅请求新闻机构不要大肆报道本案。

警视厅之所以会提出这种请求，是因为已经有了前车之鉴。

四年前，一个叫雅树的小男孩被绑架了。

各大报纸第一时间就对雅树绑架案进行了细致的报道。

绑匪看到报纸上的详细报道后心生恐惧，竟然杀害了雅树。

为了不重蹈覆辙，平安找回小吉展，各个新闻机构同意了警视厅的请求，缔结了「报道协议」。

这是日本新闻机构第一次缔结这样的报道协议。

4月3日晚上19点15分，小吉展家再次接到了来自绑匪的电话。

「准备好现金，我会把孩子还给你们。」

绑匪再次索要赎金。

能否根据绑匪打来的电话，锁定他所在的位置呢？

我们现在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这样的做法。

但在当时，日本电信电话公社却以「通信的保密义务」为由，拒绝配合警方调查。

以本案为契机，1964年，日本修改了有关法律，允许警察因办案需要锁定电话的发信位置。

此后，靠电话锁定犯人位置的做法才逐渐成为常识。

赎金交付

4月4日晚上22点18分，犯人再次打来电话时，小吉展的家人要求听一听孩子的声音。

他们之所以要想方设法拖延时间，是想要录下犯人的声音。

不过，这并不是警察的主意。

小吉展的家人自己准备了所需的器材，靠智慧与犯人周旋，成功地录下了4分钟的录音。

4月6日凌晨1点40分，犯人再次打来电话。

「孩子睡下了，等会儿我会告诉你们把钱放到哪儿。」

4小时后，早晨5点30分，犯人再次来电。

「带着现金，来上野站前住友银行旁边的电话亭。」

小吉展的母亲丰子立刻带着赎金前往那个电话亭。

可是这一次，犯人并没有出现。。

丰子无可奈何，只好写了一个字条留言，然后就回家了。

「我把现金拿回去了，请再联络。」

晚上23点12分，犯人果然又打来了电话。

「早上上野站的电话亭那里（有警察）太危险了，所以我没有靠近。」

孩子失踪后，除了犯人索要赎金的电话之外，村越家还接到了很多恶作剧电话。

因此村越家向犯人提出要求，希望他带来一件小吉展的随身物品，以证明孩子确实在他手里。

「下次我会放一只小孩的鞋作为证据，你把现金放在鞋子的位置就行。

「具体位置我晚点会告诉你们。」

4月7日凌晨1点25分，犯人再次打来电话。

「村越先生，我说，你会给我钱对吧？

「好，那就让孩子妈现在一个人来。

「这回是最后一次了。

「听懂了吗？」

犯人制定的位置是距离村越家300米远的汽车销售店「品川汽车」旁边，他说会把物品放在「品川汽车」店铺旁边的一辆电动三轮车上。

丰子立刻出发。

来到指定地点后，她在那里发现了小吉展的鞋子。

这是犯人留下的记号，证明他手上真的有小吉展。

按照约定，丰子把装有50万日元赎金的信封放在了那里。

脱逃

不出意外地，警察这边又出意外了。

丰子交付赎金时，警视厅派了5名警察跟了过去。

为了不让犯人察觉，5名警察分别从不同方向包抄过去。

但因为那时的通信工具不够发达，5名警察之间没有打好配合。

就靠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差，犯人拿了赎金，跑掉了。

犯人逃跑途中，甚至曾经跟一名赶来的警察擦肩而过。

但对方急于赶往赎金的交付现场，并没有把他拦下问话。

回到村越家的，只有小吉展的一只鞋。

得到赎金的犯人，再也没有打来过电话。

因为担心小吉展的生命安全，所以村越家交付的赎金是真实的现金。

警方因为满心以为可以现场逮捕罪犯，没有考虑需要用赎金中的纸币进行追踪，所以并没有记录下赎金的纸币序号。

事已至此，线索全部中断。

4月13日，时任警视厅总监的原文兵通过媒体向犯人喊话。

「请把孩子还给他的父母。」

警察高层这个样子向犯人喊话，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这基本可以说是不要面子了。

当然，犯人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公开搜查

4月19日，因为未能第一时间破案，小吉展案切换成了公开搜查的状态。

警视厅向公众坦诚了在村越家附近令犯人拿走赎金、成功逃脱的事实，向全体民众公开征集线索。

结果，警察局很快就收到了超过一万条线索。

光是验证这些线索的真伪和有用性，就要消耗大量精力。

找回小吉展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小吉展的安危牵动着全日本民众的心。

全国各地都有民众自发组织，上街派发传单，寻找小吉展的线索。

另一方面，由于案件细节的公布，日本各地也开始出现一些模仿作案。

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警视厅的搜查能力提出质疑。

让犯人在警察眼皮底下拿走了赎金，这简直太丢人了。

经过小吉展案的失败，警视厅高层深刻认识到了日本警察能力上的不足。

痛定思痛后，1964年4月，警视厅搜查一课内部成立了「特殊犯罪调查课」（简称SIT） 。

1970年，警视厅决定在各个警察本部都设立「特殊犯罪调查课」。

到1981年3月时，日本所有道府县的警察本部都设立了这个部门。

这个最初为了解决绑架案而成立的部门，后来不断强化在特殊通信、追踪、谈判等方面的技术，成为了日本警察中应对人质事件、反恐事件的精英力量。

这也是小吉展案对日本警察机构产生的深远影响之一。

时间回到1963年。

当时，对于小吉展案这种以索要赎金为目的进行的绑架，日本警察缺乏应对的经验。

警察内部没有一套成熟、完整的应对流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完全呈现出被动的状态。

警察没有第一时间给受害者家庭配备录音机，法律也不支持通过电话追踪犯人的位置。

由于没有记录下赎金中的钱币编号，导致后面无法对犯人进行追踪。

转向公开搜查前，也对可能收到的线索数量缺乏预估。

此时公开征集到的1万多条线索中，确实隐藏着与犯人有关的信息。

不过，不管是嫌犯的逮捕还是最后的定罪，都与这些线索并没有什么关系。

识声寻踪

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小吉展的家人录下的那段录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