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北京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们|女校|学堂|慕贞|教会学校

清末，西方列强为更好地推行殖民政策，用种种方法来换取清朝民众的信任，适时通过办教育的方式，化除国籍界限，通过教会设立学校，赋以各类福利来吸引国人来学。追随着列强进入国内的西方传教士们，开始四处建立教堂，并开办类似私塾的蒙学馆（堂）招收学生。

这其中，女子教育是教会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改变了传统女子教育只能附着于家庭教育中的旧观念，也直接催生了国人自办女学事业的发展。

京城“四大教会名校”之一的慕贞女校

清末的教会女子教育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深入，从南方向北方发展，成为最早培养妇女的教育机构。

1868年，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刘海澜（Hiram Harrison Lowry，1843-1924）等人从福州北上进入北京。1870年，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兴建亚斯立堂，并在其周围相继建起了住宅楼、博馆（大学和神学）和备馆（中学，即日后的汇文男校与慕贞女校）等附属建筑。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班美瑞（Mary E. Brandt）和博慕贞（Mary Q. Porter 1848—1906）两位女传教士来到北京，在此开办学校。第一任校长班美瑞，一年以后，博慕贞任校长。

1882年，博慕贞嫁给了传教士贾腓力（Francis Dunlap Gamewell），改名贾博慕贞（ Mary Porter Gamewell），博慕贞于1906年去世。在她担任校长期间

经过十年努力，学校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期为了纪念博慕贞的功劳，这所学校就以她的名字命名。

至朱查理夫人接任第五任校长期间，义和团运动爆发。1900年夏，校舍在庚子之变被毁，后来得以重建。慕贞女校也未能幸免，至1903年时重建成两座楼，到1908年时，慕贞女校发展得颇具规模。

至1930年7月，私立慕贞女子中学正式在教育部门备案，转由中国人执掌校政。

上图是耶鲁神学院图书馆馆藏的一张合影，注释中介绍说，1904年时，北京卫理公会女子寄宿学校（即慕贞女校）的毕业生。照片中，这些女生戴着耳坠，梳着覆盖额头的新发式，摆好姿势，脚上穿的是刺绣的元宝底布鞋，并没有裹脚。其中一些拿着扇子或手持手绢，看手指上戴的戒指和精致的衣衫，这些女子家庭条件应该比较富庶。

上图是1904年卫理公会女子寄宿学校旗手俱乐部的合影。注释介绍说，1904年在吉尔曼小姐的领导下，华北地区第一个“旗手”组织在寄宿学校成立。仅一年就有40名成员，捐款12.59美元。

穷人家女孩子的选择

据记载，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对传教士的敌视，“来学者不甚踊跃”，从而限制了这类教会学校的规模，传教士只得从街上招收一些乞丐、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了能够留住人，多采取免费的方法。

根据美以美会的1913年出版的《Minutes of the NorthChina Conforence》中的记载，汇文学校“为了吸引学生入学，免除学费、膳费、宿费，还有时补助旅费和衣服”，但即使如此，学生也多有流失，根据1911年由CH Lin编著，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的《The Education of Women in China》一书第50页中记载，慕贞女校的学生“有时仅仅接收了新的暖和的衣服，就离开了学校。”

不难理解，吸引这些贫苦家庭孩子前来的就读的原因很简单，不仅有饭吃，有地方睡觉，有衣服穿，还有能够读书，连假期回家的路费学校也给，毕业以后，还能够谋个养家糊口的职业。

上图是1907年6月，Mary Porter Gamewell的毕业生，即慕贞女校，注释中介绍，北京卫理公会女子寄宿学校更名为Mary Porter Gamewell学校，以纪念 Gamewell夫人（即博慕贞）。

教会学校慷慨的目的更简单，一是养成为教会服务的特殊人才，二是教育教徒的子女，三是通过办学来宣传教理。说白了就是让一群“天真”的孩子接受他们的信仰，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信徒。

“耶稣或孔子”结合新式学科现代化教育的萌芽

传教士们利用清末社会日益增长的对西学的兴趣与学习这种科学的愿望，来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除了宗教课程以外，加大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内容，还照顾了学生的兴趣，形成以理科、外语、体育、职业教育等作为除宗教教育以外的办学特点。

慕贞女校的管理十分严格，初时学制无定规,但规定不收缠足和已定婚的妇女，学生入校需要接受宗教生活，教师初期均为传教士，由此可见，进入这类学校的学生必须是接受宗教活动与宗教课程的。根据《北京档案史料》一书中的记载，当时，该校在北京学界素有“模范监狱”之谑称。

这类教会学校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后期生源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一些官宦家庭看好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社会资源，开始让子女报考教会学校，使得这些学校开始从全部免费向部分收费发展，这种变化，也说明了社会上开始对教会学校的看法慢慢发生变化。

民国时期，段祺瑞之女、张学良之妹等世家女子曾入此校就读。

下二图为1908年数学课，1920年左上地理课、右上几何课

从既不管理也不鼓励到收回教育权运动

根据《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书中的介绍，初期教会设立的学校并没有统一组织可言，但后来就产生了管理教会学校的组织，诸如长老会、美以美会等。

对于这类教会学校，在当时属于一个监管空白，在1943年6月出版的《现代史学》第5卷第2期中介绍，教会学校的产生“本没有条约的根据，当时的官吏，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从不加以注意去管理，任由他自由发展。”《中国教会学校史》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学部曾给各省督抚答复过“关于外人在华设学应否立案咨文”，申明“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意思是不承认这类学校的合法性，但也放弃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

直到20 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展开，所有教会学校必须接受接受民国领导管理，取缔外国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才实现了将外国人及教会经营学校的主权、管理权悉数移交给中国人，推进了教会学校的世俗化、中国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