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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编辑丨张溥杰
引言
1961年4月26日，正在河北保定调研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忽然接到电话，要他在第二天下午必须回到北京。
杨尚昆挂断电话之后，心乱如麻，当晚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杨尚昆如此寝食难安？
第二天下午，杨尚昆准时出现在了北京，立即找到邓小平和彭真汇报情况。在后续的几天里，杨尚昆接连与一些相关同志谈话。
原来，让杨尚昆头疼的是所谓的“秘密录音”事件，也就是后来“窃听风波”。
“谁派的就开除谁的党籍”
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视察。有天在和一个服务员在办公室谈完话后，服务员遇到了另外一位工作人员。
那个工作人员一脸神秘地说，我知道你和毛主席的谈话内容。
服务员惊讶对方如何知道。只见那位工作人员展示了录音的装备。
服务员将此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面露不悦，当即找来了汪东兴，质问他何人安排。
也有一说是毛泽东在长沙即将会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非常生气。
不管哪种情况，反正都是发现了要被录音，也都是质问了汪东兴。
汪东兴没敢向毛泽东说，这是自己打招呼安排的，也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毛泽东越发心烦意乱，指示：查一查是谁派的，谁派的就开除谁的党籍。
其实这也不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录音事件发脾气。
早在1959年11月，毛泽东已经就此事专门作过指示。当时在杭州开会，毛泽东讲话中涉及中苏关系，专门提示不要做记录。话音刚落，胡乔木接着说“还有录音呢”。
毛泽东有些不高兴，批评问谁让录的音，搞这些干什么。
身为机要室主任兼机要秘书的叶子龙赶紧让人停止了录音，从此以后，机要室就再也没有主动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如果确有录音需要，也都会先请示毛泽东。
所以当1961年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发现有人录音勃然大怒，也是可以理解的。
后来杨尚昆专门召开会议，认真研究了此事。并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责令机要室赶快将重要录音转换为文字记录，清点录音带销毁。
早在延安时期，为了将领导同志的讲话准确无误的传达记录，专门培养了速记人员。但是解放以后，随着事务更加繁忙，机要室的速记工作越来越跟不上需求。
但毛泽东有时候不太喜欢别人在他讲话的时候作记录。
50年代初期，有次杨尚昆向毛泽东建议，无论什么会议，应该作个记录。毛泽东同意了。不久后，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看见杨尚昆和胡乔木在做记录，说记这些干什么，以后别记了。
结果在1956 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没有任何速记，只能根据一些参会同志的笔记整理出来了相关内容，毛泽东看后不是很满意。
还有次中央领导要查阅毛泽东主席一些讲话的原始资料，机要室都拿不出来。
叶子龙逐渐感到工作力不从心，就向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周恩来总理汇报相关工作的难处。对此杨尚昆和周恩来也深有感触。
1956年下半年，机要室作为中央核心秘书部门，开始采购录音设备，培养相关人才。
本来这项工作是为了与速记相互佐证，确保领导讲话不打折不走样，作为重要历史资料保存。此举也一度得到认可。
据王光美回忆，有次毛泽东与外宾谈论“纸老虎”与帝国主义之间的问题时，因为有现场录音，会后整理的文字非常准确，毛泽东对此进行了表扬。
有时候一些重要的讲话，毛泽东还会专门安排人员录音。
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即为毛泽东亲自安排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的时候，毛泽东在会前专门指示安排录音。但那个时候技术不成熟，录音设备过于庞大，就找了个微型录音机。
微型录音机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话筒，像手表一样戴在手腕上，然后用个钢丝连接一个录音存储设备。缺点就是每隔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下录音钢丝。
当时话筒戴在了翻译手上，录音机揣在了翻译的怀里。但是机器会发烫，烫得翻译肚皮疼。即便如此，因为无法当着苏联大使的面更换钢丝，致使没能成功录音，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
录音工作不仅是毛主席讲话的时候，其他中央领导开会的时候，也都采用了这种办法，效果很好。
但是有领导感觉对着话筒讲话不是很不舒服，于是后来一般都用盆花挡着麦克风，这样讲话的时候，就不感到别扭了。
最初，只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上进行录音，随着毛泽东外出视察、会见的频次增加，1958年11月，针对毛泽东外出时的一些讲话，也进行录音。
这些录音经整理成文字纪要后，都会被放进机要室。没有中办主任批准，录音不会外借，更不会公布。
叶子龙在1960年的时候，专门向毛泽东请示说，录音工作是为了保存珍贵资料，毛泽东并未表示反对。
毛泽东也曾就录音问题专门做过指示，“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
叶子龙依照指示拟定了一些录音相关的规章制度，呈报毛泽东批阅，毛泽东看后也同意了。
1960年4月杨尚昆曾陪毛泽东外出视察，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不管是在临时下榻的地方还是在专列上。经毛泽东事先同意后都进行了录音。甚至在天津的时候，毛泽东专门要求杨尚昆安排人录音，作为新闻发布时的核对。
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正常录音工作，是没有意见的。但是这些工作开展前，要经他本人同意。这也就难怪在1961年的时候，发现未经同意就录音，何故发那么大火了。
在此之后，录音工作就停掉了，还是培训速记员，进行会议现场的速记工作。
“这个小鬼蛮机灵”
很多人以为机要部门的工作只是收发文件等工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在革命年代，机要部门工作主要肩负起秘密通讯的任务。在我党历史上，周恩来不仅组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身为机要通讯机构，而且长期领导。
为了保证核心机密不被泄露，1931年周恩来亲自编制了以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密码工作手册，这也是党的第一本密码本。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健全了机要通讯工作，使得中央工作如虎添翼。不管是侦察回去敌人情报，还是联络前后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毛泽东曾打趣称赞机要通讯工作像是“走夜路的一盏灯笼”，“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5年叶子龙19岁的叶子龙进入中央军委机要股担任译电员，领导是股长刘三源。
刘三源为叶子龙简要介绍了机要的相关工作，并交给了他一本“豪密”密码本。
在参加工作后不久，11月的一天，叶子龙见到了毛主席。
那时叶子龙把一份毛泽东的电报交给其参谋黄友凤。而黄友凤正好有事，就让叶子龙直接送去。叶子龙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谈起话来，格外亲切。
毛泽东对他这个19岁的小老乡印象也非常好，对彭德怀说：“这个小鬼蛮机灵，叫他到我这里来工作吧。”
此后不久刘三源调走了，年轻的叶子龙就被任命为了机要股长。再后来黄友凤也调走了，叶子龙被调往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那时是战争年代，工作分工没那么细致。叶子龙在负责毛泽东机要秘书和中央军委、中央机要工作时，也兼管着其日常生活起居。
当然在工作过程中，叶子龙也有与毛泽东“冲突”的时候。
1948年3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来找叶子龙要一份电报。叶子龙有些纳闷，这份电报毛主席已经看过了。胡乔木说他也觉得看过。为此事，他还挨了毛泽东的一顿骂。
叶子龙赶紧从文件堆里找了出来，上面有许多勾。当时中央领导看过文件后，都会在首页上打个勾。
此时毛泽东的电话也打了过来，叶子龙就对毛泽东说： “主席，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
毛泽东有些不悦，表示自己根本没有看过。
但因为只有打勾，也看不出来到底是谁看了。这件事后，叶子龙和胡乔木两人就商量出了“圈阅”制度。
也就是在电报和文件上，把需要批阅的领导名字写上，谁看过了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
两人把想法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欣然同意。
毛泽东的往来文电，叶子龙大部分都知道，因为要经过他的手。当然有一些，他也不知道。
为了区分急缓和密级，在电报和文件上，毛泽东都会单独区分出来。
如果遇到急件的话，毛泽东就文件的右上角写上“A”，“A”越多表示越急，最多时写4个“A”。
除了带“A”的之外，还有一种情况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将文件对折，然后用钉书针在中间钉一下。
看到这种文件，叶子龙就知道这是绝密的，自己不能看。在跟随毛泽东的27年里，这种情况大概有10次。
毛泽东素来重视机要工作，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以后，给予了许多指示。
1962年夏天，毛泽东找来叶子龙长谈，提出让他离开自己身边，语重心长地说道：“你跟了我二十多年很不容易。你还有前途，到任何地方都要努力工作。”
最后毛泽东亲自将其送出门外，并提出合个影，自此叶子龙告别了中南海，离开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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