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苏格兰公共教育的重要性可以视为其南部邻国的典范。在这一时期，苏格兰教育体系的声誉不仅在苏格兰本身得到提升，而且在其邻国英格兰、欧洲和北美大陆越来越受到尊重和承认。
苏格兰的国家基础教育结构被亚当·斯密奉为模仿的标准，就像后来他的同胞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Patrick Colquhoun）一样，他本人明确地建立在著名教育家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1753-1832）的工作之上。
史密斯强调说：“在苏格兰，这种教区学校的建立教会了所有普通人阅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学会了写作和记账。”这里与史密斯指出的英格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史密斯在《国富论》（1776）中评论道：“在英国，慈善学校的建立尽管不是那么普遍，但还是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同样，英国领先的教育改革家约瑟夫·兰开斯特（Joseph Lancaster，1778-1838）声称：“苏格兰在宗教、教育、功绩和美德方面在各国中排名第一，是全人类的榜样。
柯克人的国家地位和权威，由1707年与英格兰的议会联盟保持，这深刻地塑造了十八世纪苏格兰的教育，这是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都乐意看到的景象。
苏格兰大众教育体系的发展，让教会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并留下了悠久的遗产。苏格兰知识分子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Patrick Colquhoun）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的论点为基础，将当地的教区学校结构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基础。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对教育最原始和最有影响力的讨论包含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穷人的教育在斯密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而，斯密对公共教育的解放、赋权利益的积极和人道的看法，实际上源于他对劳动分工对工人福利的潜在破坏性的焦虑，劳动分工是现代商业文明时代的特征和进步。
引人注目的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着重强调了政府在为劳动穷人提供大规模教育方面的作用。在史密斯看来，国家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抵消经济发展和专业化对普通工人的负面影响。
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共教育确实是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核心，也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核心问题。然而有趣的是，史密斯出于经济原因，并不主张普及教育。事实上，斯密关于教育在商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的大部分思考是充满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斯密对教育的讨论主要出现在《国富论》第五卷《论主权或联邦的收入》的第三部分“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费用中”。他将教育分为两个不同的分支，第一个分支侧重于年轻人，第二个分支涉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的指导”。
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史密斯专注于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教育，第二类主要涉及宗教的作用，斯密的核心问题是：“公众是否应该不关注政治，而是可以要求对人民进行能够普及的教育？”
随后史密斯感叹道：“他们以这种方式在特定行业生存，似乎是以牺牲他们的智力、社会和尚武美德为代价获得的。”他对现代劳动结构和道德影响深感担忧，这似乎威胁到普通工人在公共领域行使责任的能力。
因此，对于亚当·斯密来说，这种堕落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有影响力的历史概念所体现的“进步”结果，如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思想家卡梅斯勋爵和亚当弗格森，他们对现代商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进步感到焦虑。
史密斯非常清楚，当局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提供公共教育来抵消社会危害，史密斯告诫说：“在每一个进步的文明社会中，劳动穷人，即广大人民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除非政府煞费苦心地加以阻止。”
苏格兰教育和苏格兰启蒙思想塑造了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的生活和思想，然而，他也像这个时代的其他苏格兰人一样，科尔克霍恩被英国经济和政治权力中心所吸引。
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开始，科尔库霍恩曾多次前往英国首都，为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的商业和制造业利益进行游说，并在建立下议院贸易常务委员会方面发挥了作用，最后他于1789年在伦敦永久定居。
科尔库霍恩从格拉斯哥（十九世纪帝国第二大城市）搬到帝国大都市伦敦，他作为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大英帝国和整个欧洲大陆的演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792年，大都会政府任命科尔库霍恩为伦敦东区的临时治安法官，他在伦敦东区的商业中心地带担任地方法官。
在帝国大都市，新的城市工人阶级在犯罪、劳资关系和社会福利方面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这促使科尔库霍恩在市场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
科尔库霍恩专注于教育，并将教育作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危害的一种方式，这反映了他的苏格兰背景以及他对苏格兰政治经济学的部署。
帕特里克·科尔库霍恩（Patrick Colquhoun）对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改善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在格拉斯哥和苏格兰传统知识中的经验。正如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表明的那样，启蒙时代的苏格兰作家并不赞同知识专长或学科界限。
科尔库霍恩对教育的处理和他对公立学校教育的倡导，表明了他作为启蒙学者博取他人兴趣的方式，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这些建议利用政治经济学和实证统计分析来改革刑事司法和贫困救济。
科尔库霍恩认为教育是缓解社会紧张局势和为穷人提供改善状况的关键手段，他将这些关切和利益结合在一起。
科尔库霍恩从苏格兰搬到伦敦后不久就积极参与教育事业，他在会计和管理方面表现出强大的敏锐度，在1796年的《大都会警察论文》一书中强调了教育对穷人的重要性，该书详细介绍了公共和私人财产受到危害的各种罪行，并提出了预防这些罪行的补救措施。
科尔克霍恩在他的《大都会警察》中认为，犯罪的关键原因是“对教育很少关注”。他指出伦敦的情况尤其严峻，因为这里缺乏为穷人提供基础教育。
基于亚当·斯密、安德鲁·贝尔和约瑟夫·兰开斯特关于教育促进国家进步作用的见解，科尔克霍恩希望“在立法机关方面做出一种倾向，以实现为穷人的孩子提供国家教育的伟大目标”。
科尔克霍恩关于在英国发展国家教育体系的建议，设想了私人和公共努力之间的伙伴关系。在寻求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时，科尔克霍恩的教育议程反映了他倡导机构改革的经验，这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
科尔克霍恩与地方法官约翰·哈里奥特、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在泰晤士河警察的建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这支警察部队最初是在西印度群岛商人的支持下于1798年成立的，随后在1800年获得了议会的法定支持。泰晤士河警察可以被解释为体现了刑事司法和社会政策的历史演变。
然而，这也与科尔克霍恩早期作为公民领袖的经历有关，因为格拉斯哥就是英国最早拥有警察部队的城市，并成立于1779年。
议会法案最终在1800年授权了格拉斯哥警察部队，科尔克霍恩担任苏格兰地方政府领导人的经历对他改变伦敦警务以及构建大众教育模式的努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科尔库霍恩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英格兰建立国家教育体系，十八世纪后期在苏格兰取得了成功（主要在柯克的授权下以及民政政府的支持下），个人努力和领导也占有重要地位。
科尔克霍恩出版的“威斯敏斯特自由学校模式”明确提出激励英国和爱尔兰的人们提供财政支持，以扩大穷人的入学机会。科尔克霍恩认为：“很难设想一种模式，使国家或整个社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它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学中重要的所有对象。”
尽管讨论过科尔库霍恩关于警察权力的学者通常认为科尔克霍恩是镇压措施的保守理论家，但他也是十八世纪英国“血腥法典”的坚定批评者，他对英国司法制度严厉性的批评，与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中都铎王朝对盗贼的正义批评相呼应。
科尔库霍恩抱怨说：“让下层人民受到不良教育，完全不注意那些有助于改善他们道德的国家政策规定，然后以前所未有的措施惩罚他们，这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错误的，要知道他们的罪行源于不良习惯，要纠正这一失败的刑事司法系统，首先需要的是改善教育问题。”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相互关联在伦敦最为激烈，这对科尔库霍恩对英国贫困、犯罪和社会政策的辩论提供了帮助，所有这些问题都汇集在教育的最终解决方案中。
社会下层阶级的道德正在迅速下降，这对每个细心的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科尔克霍恩在1806年警告说：“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新兴的一代人如果不接受良好教育会变成什么样？”
对穷人的教育应注重让他们具有道德能力，以此让他们抵制那些恶习和诱惑，从而使他们成为社区中善良和有用的成员。
参考文献：
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
帕特里克·科尔克霍恩《大都会警察论文》（1796）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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