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少安、王维、白彩全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导读】曾被视为没落工业老城的山东淄博，今年以来成为全国瞩目的旅游热城，而且热度持续不减，被盛赞为政通人和的温暖之城。人们追问：为什么淄博有别于昙花一现的网红城市，获得现象级热度？这一现象反映了怎样的发展逻辑？
从直接动因看，年轻大学生反哺、民众感念久违的人情味、淄博官民齐心共建、网络接力造势等促成了这一现象。从深层看，或许还与文化影响有关。本文虽未直接分析淄博现象，却提供了把握淄博现象及其深层机理的一个特殊视角，即从儒家文化切入，分析非正式制度如何影响南北经济分殊。微妙的是，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发现，淄博过去一个时期的没落，与其今天突然爆红，可能源于同一种观念意识。
作者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南北经济出现分化，原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与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有关，儒家文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一方面，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官本位、等级观、关系型交易虽然可能影响创新，但在经济粗放增长阶段，有助于动员和组织各类资源、推动经济增长。这也解释了1978−2008年期间为什么南北经济并未显著分化。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拼资源、拼劳动力的发展模式逐渐被创新驱动的市场化机制取代。相对而言，北方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要高一些，而儒家文化具有路径依赖乃至自我强化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会导致资源错配和人才错配，进而导致南北经济差异。
作者认为，总的来看，不能笼统地判断儒家文化影响就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较为合理的路径是，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科学、法治、平等、竞争、创新等时代观念的有机结合。对于地方而言，把对外开放作为外部冲击，来倒逼观念、体制和营商环境的变革，有时甚至可以采用看起来相悖的方式——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在一定限度内也是可行和有效的。就此而言，淄博从没落边缘到全国走红、从地方运作到全民参与、既发展经济又讲人情味的整个过程，或许是一个微妙的例证。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原题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
——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调整，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呈现出收敛态势，但是，201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不平衡明显地由原来东中西部差距迅速转变为南北差距，南方各省GDP增速快于北方省份，且南方各省GDP总和占全国GDP的比重上升；东部的南北方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的差距持续扩大；中部地区的南北方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的差距也持续扩大；西部地区的南北省份差距经历收敛后，也在2010年代开始扩大。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并吸引了一些学者的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GDP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的角度测度了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并从多方面对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就原因分析，已有文献主要聚焦于资本积累速度、经济结构、创新驱动、要素回报等因素对南北区域经济分化的塑造（限于篇幅，在此略去相关的研究综述）。但是这些原因还是表层的和直观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是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表现形式，不是根源性原因。要想深入理解中国南北经济的分化，还必须探寻根本原因。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自汉朝汉武帝时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不仅影响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也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微观主体行为产生长期的深远影响。此外，有研究发现，中国不同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在中国南北方，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否造就了中国目前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如果是，那么其背后的影响机理又是如何呢？目前，尚无文献对此进行深入考察。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拓展和边际贡献：（1）本文扩展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效应的研究文献，为深入理解两者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证据；（2）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经营模式、社会价值塑造与创新创业等方面在南北区域中的差异性影响，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也弥补了非正式制度影响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相关研究的不足。（3）在刻画、测度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差距的指标和维度上有所丰富。
本文以下各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南北经济差距演变的历史回顾；第三部分为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第四部分为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理论分析；第五部分为儒家文化影响程度在南北方的异质性表现及其通过影响社会价值、创新创业和企业经营从而最终塑造南北经济分化的作用机制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南北区域经济演变的历史回顾
2010年代以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显化是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历史上南北经济格局是怎样的呢？我们对南北区域经济格局演变进行简单梳理，将古今南北区域经济差异背后的成因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区域演变规律、识别本次区域经济演变的动因及需要采取的措施。
由于战乱和自然环境演变，中国古代历史上，就出现“经济重心南移”，学者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远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二阶段时间节点是隋唐时期，第三阶段则是北宋至南宋时期。每一次的经济重心南移，都为南方地区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和丰裕的劳动力，其中最重要的阶段是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历经元、明、清三代，南方经济更加繁荣。
从远古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虽然也有过变动，但是也只在“长安−洛阳”东西移动。这一时期，北方战乱频生，导致部分“北民南迁”，但最重要的阶段是三国时期，蜀国和吴国在南方定都，南方地区得到开发，南北经济差距缩小，但北方依旧占领先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至隋唐五代时期，此时经济中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大量北方居民为躲避战乱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许多产业也开始南移，如麻苎纺织业、矿冶业、盐业等，行政区划南方多于北方，农田水利建设重心移向南方，唐朝中央政府财赋重心南移。历经“五代十国”的经济持续开发，南方经济开始超过北方。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阶段。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大举入侵，统治者逃亡至临安（今杭州），政治中心南移，至此“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南宋时期，东南地区依靠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手工业生产，相反，北方战乱频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此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明代，珠三角地区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清朝，广州十三行是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历经元明清，中国经济重心一直在南方。
对比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与当前的南北经济差距，不难发现，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更多受自然灾害和战乱等外部冲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境内没有发生战争，且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大幅提升。因而，本次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不是由外部冲击导致，与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驱动因素有着本质差别。既然不是外部冲击，则只能是内源性原因。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并创造了中国奇迹，当前阶段南北经济差距扩大是在南北总体上经济都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和目标也都是中央政府确定的、相同的，那么，差距扩大的原因应该不是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甚至不是正规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制度（因为这些方面南北方都是处在同样的变革方向，都是允许变革的），而很可能与文化观念这些非正规制度有关。本文试图从主流的儒家文化及其影响效应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2010年代以来中国南北经济的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
为了刻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演变，本文将从南北区域名义GDP及其占全国GDP的比重、个人所得税收入（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等角度对南北区域经济的差距进行测度。
（一）GDP演变情况
首先考察南北区域经济总量差异的演变趋势。从图1南北方名义GDP差值可以看出，在1978−2019年间，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呈逐年扩大的态势。同时，从南北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来看，南方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大于北方地区，且南北GDP占比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从具体数据来看，1978年南方区域名义GDP占全国GDP的比重为53.68%，2019年该比重上升为64.56%，增加了10.88个百分点，而其间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仅增加了1.6个百分点左右，表明北方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南方，南北经济发展分野。根据图1可将南北方GDP占比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1978−1994年，南北方GDP占比的差距出现扩大倾向，南方GDP占比从53.68%上升至58.43%，北方GDP占比从46.32%下降到41.57%。在此期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南方地区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被充分激活，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从安徽、四川逐步向南方省份推广。此外，中国逐步开放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经济特区，并且设立浦东新区，对外开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广东、福建等地利用靠近港澳台、侨胞众多的优势，引进大量外资，经济先行。因此，在此期间，南方地区GDP在全国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
（2）1995−2013年，南北方GDP占比进入相对平衡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南方GDP占比大致为57.5%，北方GDP占比约为42.5%。北方地区依托良好的重工业基础、自然资源丰裕等优势，形成环渤海经济圈，而南方地区逐步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圈，并向周边省份辐射。在此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并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南北地区经济则呈相对平衡发展状态。
（3）2014−2019年，南北经济差距迅速扩大。在这短短的数年间，南方GDP占比由2013年的57.42%上升到2019年的64.56%，而北方GDP占比由2013年的42.58%下降至2019年的35.44%，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加速拉大。其实这种趋势始于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在全球经济危机下，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受经济危机冲击较大，不得不面临经济的转型升级，以浙江省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且，随着交通发展，长三角辐射能力深入内陆，珠三角范围不断扩大，形成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长三角、珠三角的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轻工业向长江中上游转移，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省经济发展速度名列前茅，长江沿岸城市带崛起，南方经济中心地位得到巩固。而北方地区产业为重工业，多为大型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无法很好地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结构转型。而且在经济危机期间，北方地区承接大量东南沿海地区淘汰产能，虽然在当时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使南北经济差距出现了缩小趋势（如图1所示）。但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更追求经济发展的质量，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北方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这个阶段，南北经济差距持续分化。
（二）个人所得税情况
个人所得税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工具，更能反映居民收入情况。在1998−2018年间，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和山东一直是个人所得税排名前十的省份，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起初进入前十的北方省份辽宁、河南和河北省逐渐跌出前十，同时，南方省份的四川和湖北逐渐进入前十。就北方经济第一大省山东而言，其GDP排名全国第三，人口排名全国第一，但其2018年个人所得税总额为215.3亿元，是广东省个人所得税缴纳总额的四分之一；此外，2018年山东省GDP高于浙江省，但其个人所得税总额却只有浙江省的一半，说明山东省居民收入与GDP严重背离。全国人口第二大省的北方省份河南省，也跌出了个人所得税总额排名的前十。1998−2018年间，个人所得税纳税总额南北差距从71.35亿元扩大至1888.28亿元。
（三）创新投入产出情况
从创新投入产出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南北经济差异。考察2006−2018年的数据，R&D投入强度前十的省份基本为南方6个省（市）和北方4个省（市）。具体地，北京和上海的R&D投入强度一直位于前两位，广东省R&D投入强度排名一直处于上升态势，而陕西省的排名则在不断下降，起初位于前十的辽宁省逐渐跌出前十。考虑R&D支出，2000−2018年间，R&D经费内部支出南北差距从36.62亿元扩大至5778.90亿元，且在2018年，京津冀R&D经费内部支出为2862.91亿元，东北地区为710.1亿元，山东省为1643.33亿元，河南省为671.52亿元，广东省为2704.7亿元，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为5958.28亿元，湖北、湖南和江西为1791.01亿元，南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的R&D投入高于北方经济第一大省山东省1000多亿元。
考察2000−2018年创新产出（发明专利数量），南方地区江浙沪粤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最多，北方地区的山东和北京则在第五名徘徊。北京R&D投入强度全国第一，但其发明专利授权量基本位于第五、六名，山东省R&D投入强度与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相当，但与其经济体量则不相匹配。从具体数据来看，2000−2018年，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南北差距由18361件扩大至1096519件，2018年广东专利授权量为478082件，江苏为306996件，浙江为284621件，将南北方排名前三名的省份进行对比，山东省为132382件，其不足广东省的三分之一，河南省为82318件，其不足江苏省的三分之一，河北省为51894件，其不足浙江省的五分之一。北方地区R&D投入转化效率较低。
（四）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
根据2020年公布的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以及对2018年各省区的GDP修订数据［资料来源：各省（市、区）的统计局］，有14个省区修订后的GDP出现了下降，北方地区占了其中的12个，主要集中于东北三省、环渤海和西部地区，而南方地区仅湖南和广西两省区修订后的GDP出现了小幅下降。有17个省区的GDP经修订后出现了调增，其中，北方仅有北京、河南和新疆3个省区出现了调增，而南方则有14个省区出现了调增。山东省是中国经济排名第三的省份，其修订后GDP下降幅度最大，经济缩水了9820.67亿元，天津下调了5446.72亿元。第三次经济普查对2013年各省（市、区）GDP数据进行了修订，但各省区修订后的GDP都呈上调，而第四次经济普查中北方绝大部分省区均出现了GDP下调，南方绝大多数省区均出现了GDP上调，南强北弱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理论分析
统计数据显示，南北经济差距扩大始于2014年，但是，实质性差距（不体现在数据上）应该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的。实际上，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创新能力等都不是南北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完全可以追问：为什么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增长方式转变和创新能力会出现南北差异？
我们试图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将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与南北经济差距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系统研究儒家文化对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已有理论表明，非正式制度决定正规制度的偏好或选择，从而决定经济绩效；或者在正规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前提下，非正规制度影响正规制度的有效运行，从而影响经济绩效。在此基础上，围绕非正式制度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已有文献进一步从合约的形式和实施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从理论上讲，合约治理中的关系型合约属于典型的非正式制度，这种关系型合约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交易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它通过节省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关系型合约的治理成本越来越高，依赖关系型合约难以有效调动资源和促成交易，从而导致经济陷入停滞。
借鉴以上理论，并结合中国南北方地区儒家文化影响的差异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经验事实，我们提出“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不同”的理论。在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约束。当经济处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和发展阶段时，经济规模还相对较小，市场体制并不完善，经济中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其他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都靠拼资源、拼劳动力，对创新的依赖度低，此时，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动员和组织经济体系中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北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衍生出来的官本位文化、等级观念、中庸之道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不明显，某些方面甚至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积极作用，例如，它能够依靠权威命令和协调作用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实现各种资源的充分调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78−2008年期间，北方经济并没有明显落后于南方，南北方经济并未在此阶段出现显著分化。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基本告别依靠资源消耗、劳动密集、环境污染、大量中低端出口型的阶段，进入或不得不进入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各种资源相对越来越稀缺，单纯依靠大量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必然面临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和竞争力的下降，不再能够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创新已成为引领发展的核心动力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相对盛行的那套儒家文化作用下的官本位文化、等级观念等，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创新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这种文化相对更容易亲近、接受和善于操作计划管理体制，对平等竞争的市场体制接受度比较低、操作不习惯，更容易形成依赖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的经济体制。进入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后，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的弱点：创新突破意识和动力、法制意识、平等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相对不足，从而不利于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相对而言，南方由于儒家文化影响程度低，从而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创新意识和能力、开放意识和能力、产业结构调整意识和能力、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意识和能力等，在相同的外部客观条件下，相对要强一些，从而导致南方经济发展在速度和质量上拉开了与北方的差距。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甚至自我强化的性质。如果社会经济交易的某个初始状态，官本位文化、等级观念、圈子文化等更厚重或根基更深，那么，市场规则、法治规则、科学规则等正式制度往往相对难以确立和运转，反过来人们就会更接受和倚重官本位、等级制度、血缘关系和江湖规则等关系型交易。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非正式制度会导致各种资源、包括人才错配，进而导致经济表现差异。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非正式制度成因分析
一个关键问题是：“北方比南方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深”这个判断成立吗？可以通过数据分析，论证儒家文化对社会价值和创新创业精神的塑造从而对企业经营制度偏好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在南北方的异质性。本文以1978−2018年中国内地南北区域（31个省市区）经济差距为研究对象，所用到的政府官员籍贯数据是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省级官员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各省级政府官方网站公布资料加以整理更新所得，两院院士籍贯来自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官网，企业董事长和创始人籍贯资料是在《财富（2020）》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的基础上剔除其中的央企，并从各个企业网站手工整理所得。
（一）儒家文化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历史文化积淀对地区经济发展和人的行为具有重要长期影响。因此，要考察儒家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中国南北经济分化的影响与塑造，首先有必要对其空间异质性进行探究。已有文献常用孔庙数量、儒学学堂数量、祠堂数量、古代烈女和忠义人数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考虑到历史上行政区划与现行行政区划存在一定差异，历史遗迹和史书记录随历史变迁存在损毁和记录不清的情况，此外，历史遗址不代表信仰问题，且其与地方经济实力存在高度相关性，无法判断历史遗址的存在是否受到文化影响，从而采用历史遗址的数量作为文化影响程度的代理变量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测量误差。考虑到对儒家思想有好感的人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深，故采用儒家思想好感率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儒家思想好感率计算方法为各省区被调查人数中对儒家思想有好感的人数所占的比重，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此外，本文还采用在职的儒学研究人员数量和现有的儒学研究机构数量来辅助分析不同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差异，因为科研人员对自己所从事的科研工作是从内心信仰的。儒学研究人员数量是根据全国一本招生高校名单并结合各高校官方网站公开资料逐个手工整理所得，儒学研究机构数量则来自《中国儒学年鉴（2018）》。
表1列（1）展示的是2015年各省区儒家思想好感率的分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北方地区儒家思想好感率平均为12.94%，而南方地区为7.74%，北方省区的平均好感率显著高于南方省区。儒家思想好感率在前十名的省区分别为：山东省、辽宁省、北京市、天津市、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山西省、河南省、四川省及青海省，其中有8个省份位于北方，只有2个省份位于南方。表1的列（2）和（3）分别展示了中国南北方儒学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的数量，从中可以看出，北方儒学研究机构为20所，南方为13所，北方儒学研究机构数量多于南方，且从平均值来看，北方和南方地区分别为1.33个和0.81个，北方也高于南方。从儒学研究人员看，北方的平均人数是多于南方的。
表1充分表明儒家文化在北方的影响力强于南方，换句话说，南北方受到的儒家文化影响是有差异的，北方受儒家思想影响比南方更深刻。因此，儒家文化影响力在南北方的差异将会对南北方的社会价值取向及个人行为的塑造产生异质性影响。
（二）儒家文化对社会价值的塑造
1. “官本位”思想的塑造。
儒家思想主张“学而优则仕”，因而形成浓厚的“官本位文化”，容易导致社会精英更多地流向党政机关，导致公务员体制内精英相对过剩，而具有企业家精神、去创造财富的创新创业人才偏少。除此之外，官员更偏好向自己的籍贯地转移资源，进而影响当地经济增长。本文根据籍贯来统计各省份官员数量，并以此作为官本位思想的代理变量，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精英的就业状况及官员政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如表2所示，改革开放以来，北方籍贯的省长有190位，南方籍贯的省长有172位，北方籍贯的省委书记有173位，南方籍贯的有145位，北方官员人数大于南方人数。其中，山东籍的省长和省委书记人数均是全国最多的，其次是河北省，此外，北京是中国政治中心，聚集大量官员。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各省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官本位现象，结合表1和表2可以发现，北方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更为深刻，相对应地，山东籍和河北籍的官员也是最多的。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深的省区，其“官本位”思想也更为突出，就业者则更倾向于选择公务员和国有企业，从而确实造成一定的人力资本错配。例如，表3显示了国内某综合性A大学2018−2020届毕业生在机关部门的就业率，其中，籍贯为北方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毕业生其机关部门就业率显著高于南方的东部和中部地区。籍贯为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毕业生进入机关部门的比例都较高，这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产业质量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高层次人才可供选择的岗位较少，大量高素质人才流入机关部门。总体而言，在“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北方毕业生更倾向选择机关部门。长期如此，很可能导致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动力不足。虽然南方省份中江苏籍和浙江籍的官员也较多，但结合表4可以看出，江浙的两院院士是全国之最，两省院士总人数比整个北方还要多，对比之下，江浙科研创新风气更为浓厚。
官员越多的省份，不一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在资源投入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在市场机制不完善、计划手段更多分配资源、而且官员有更多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可能更能获得经济发展的资源，从而经济增长速度不会落后，甚至某些方面占优。所以，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代以前，南北方经济差距一直控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甚至在某些年份，一些北方地区省份在速度上还具一定优势。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在危机的冲击下北方一些省份也能够更有效地依靠官员及其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保证经济增长，从而GDP在短期内增速不降反升。这也是南北经济差距的统计数据一直到2014年后才迅速扩大的原因之一。
2. “安土重迁”思想的塑造。
儒家思想主张“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公布的2000−2018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变动情况可知，在北方的15个省区中，河北、河南、甘肃和陕西省存在较为稳定的人口流出情况，山西省则在2008−2009年有人口流出，黑龙江是2008−2010年有人口流出，山东省2017年开始有人口净流出情况。反观南方的16个省份，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和贵州省都存在大规模人口流出。北方居民受儒家思想影响更为深刻，更加“安土重迁”，而南方居民更多是“机会追逐”型的。北方人口被束缚在当地，而南方人口随机遇而动，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在户籍制度严格实施的情况下，这种“安土重迁”的社会价值不会体现在区域差距上，但一旦户籍制度放松，这种社会价值的差异就会体现出来，北方居民还在想尽办法考公务员和进体制时，南方出现了大规模“下海创业潮”，同时解决了南方中西部省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快速进行财富的积累，由此导致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扩大。
（三）儒家文化对创新创业的影响
1. 对“科本位”观念的影响。
在“官本位”观念的影响下，就业者有更强的从政倾向，为与之对应，本文将择业者更倾向于从事科研创新工作的文化氛围定义为“科本位”观念。假定两院院士是创新的中坚力量，而院士的培养根植于成长环境，因此，本文采用依据籍贯统计的院士人数来衡量“科本位”观念。如表4所示，北方籍贯的两院院士有710位，南方籍贯的两院院士有1865位，北方籍贯院士人数不到总数的30%，而南方籍贯的接近70%。其中，浙江和江苏两省院士人数为853位，比北方所有省份院士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北方只有山东和河北两省院士人数超过100位，而南方除江浙以外，上海、安徽、福建、湖南和广东等省份的两院院士人数都超过了100位，显然南方地区的“科本位”思想更突出。结合表1和表4，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北方地区习文重儒，“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为社会价值风向标，并且成为判断成功与否的世俗标准；而南方地区重视教育的同时，也鼓励多元化就业，人才具有更为自由和宽松的成长环境，有利于培养探索和创新精神。
2. 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本文根据企业家的籍贯来统计企业家的数量，以此作为企业家精神的代理变量。
表4中企业家数量是根据《财富》2020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注册地为中国的民营企业董事长籍贯统计而来的，本文中称为“企业家”，北方地区民营企业家的数量为7位，而南方地区民营企业家的数量为44位，南方企业家的数量是北方的6倍多。其中浙江民营企业家的数量为13位，江苏省10位，广东省8位，都超过了整个北方地区，无论是两院院士还是世界500强级别的民营企业家，江浙都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结合表1和表4中企业家数量分析可得，北方儒家文化氛围更浓，但是企业家数量却不是最多的。儒家文化推崇中庸之道，这与竞争和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相冲突，并可能抑制潜在的企业家为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创业动机和行为。企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体，南北方企业家经营理念的差异会带来企业绩效的差异，进而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的差距。
（四）儒家文化对企业体制偏好的影响
表5展示了世界500强企业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南北方的数量分布，从中可以看出，总部位于北方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为15家，民营企业仅有9家，而南方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为19家，民营企业也为19家。北方国有企业显著多于民营企业，而南方国企和民企数量相当。
具体分析表5中的企业可以看出，首先，从国有企业角度来看南北差异，南方国企数量比北方多4家，北方地区在国有（控股）企业数量上似乎与南方没有太大的差距。其次，细分企业类型，北方的国企多为资源消耗型企业，如山西省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分别是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山西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潞安集团和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5家企业全部是能源型企业且均偏计划经济体制；而南方国企主要涉及电器、地产、金融投资、汽车和医药等行业，所涉行业多样，更能满足市场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也就是说，北方的国有企业是依托资源和政策运营，而南方的国有企业更迎合市场。最后，从民营企业角度来看，南方民营企业的数量约为北方民营企业数量的2倍，南方民营企业经营成果显著优于北方。由此也可以得出，北方企业更偏好计划经济，而南方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表现更为出色。
进一步地，还可以对表4和表5中所涉及企业的董事长个人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北方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与政府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南方国有企业的董事长企业家属性更强，例如珠海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等。北京虽然有6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这与北京的政治中心职能不无关系。结合表4和表5可得，山东是北方经济第一大省，但民营企业能进入世界500强的仅有1家；而南方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有10家，江苏和浙江也分别有4家。显然，北方经济大省的企业经营成果弱于南方，儒家文化可能对民营企业经营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山西的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有5家，与其自身丰富的煤矿资源有关，南方的广东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营都较好。通过南北方企业的对比，将南北方经济体制总结为：以山东省为代表的北方地区是“国有经济+类国有的民营经济+强县域、弱大城市经济+（儒家文化型）家长型政府”经济模式，南方沿海地区形成的经济模式是“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市场型国有经济”。
北方的企业多是依托资源建立的，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较强，经济增长方式偏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和劳动力密集型，北方企业在经营上更有优势，南北区域经济差距不会大幅度拉开。但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进行，北方的企业会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性。首先，儒家文化偏向人伦、权力、血缘和江湖原则建立经济网络、获得经济资源、处理经济关系的风格，与市场机制和创新发展的兼容度是比较低的。其次，在“官本位”思想引导下，国有企业的领导者想进入公务员体制，民营企业的领导者想跟政府领导“拉关系”甚至想进入公务员体制，培养的社会精英也想进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经营缺乏长期盈利目标以及创新驱动不足。最后，北方的企业大都是依托资源建立的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企业，这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也是相违背的。此外，根据《中国营商环境指数蓝皮书（2021）》发布的数据来看，中国营商环境排在前5的省区分别为：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上海市、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深圳市、苏州市、南京市、武汉市、成都市、西安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儒家文化对营商环境存在较为显著的负向作用。
▍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0年代中国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明显拉大，无论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质量，北方都明显落后于南方。从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经济体制改革广度深度等方面去解释这种差距拉大，虽有一定解释力，但是比较直观和表面，因为完全可以追问：北方地区为什么在上述方面落后于南方？应该有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规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文化根源，多维度的实证分析也证实了北方地区在官本位思想方面明显强一些，而在开放意识、市场意识、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弱于南方地区。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客观存在，但是影响机制比较复杂，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在经济学分析时也不好处理。因此，不能笼统地判断儒家文化影响就一定不利于经济发展。
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中和主要依靠对资源计划动员配置的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速度未必不快，统计数据也显示如此。关键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现出阶段性，到了2010年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资源配置转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各种要素的计划型配置不再是基础的配置方式，关系型配置方式基本退出历史；经济增长基本告别了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密集型和大量低端产品出口型的方式，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型方式。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
也许观念和意识本身差异不是很大，但是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导致北方地区经济比较快、比较大地拉开了与南方地区的差距。不过，有一点要说明：“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等于“南北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后者没有前者大，因为人是可以流动的，北方居民收入可以来自南方，不要简单地用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去解读南北居民收入差距。
虽然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因为资源禀赋等的差异而不可能相同，不平衡是绝对的，在追求共同富裕时，要在区域协调发展与人的共同富裕之间寻求平衡，重点是人的共同富裕。但是，中国作为大国，有些维度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还是应该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予以重视。现在的南北经济差距快速拉大的趋势就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宏观均衡和其他方面。但是文化的影响又不可能短期内彻底改观，不过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第一，在宣传引导方面，既强调继承、发扬、光大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强调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使得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与科学、法治、平等、竞争、创新等观念有机结合。
第二，进一步加大北方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开放作为外部冲击倒逼改革，包括改革观念、体制和营商环境。甚至可以采用看起来相悖的方式，即依靠行政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在一定限度是可行和有效的。
第三，用经济手段合理平衡各行业的实际收入和福利，使得社会精英能够更多地进入科学和实业部门，创新创业，尽量减少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错配。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原题为《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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