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高教科创园今天（5月18日）就要开园，从没有哪个“园”像天开园一样广受天津人乃至全国的关注。
建设天开园，是天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十项行动的具体措施，承载着当下天津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创业的梦想。
园内的天津大学与南开大学两所高校，是天开园的重要依托。回望百年，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假如盛宣怀、张伯苓——两位两所著名高校的创办者回到今日天津，他们能和天开园的创业者碰撞出哪些“思想的火花”呢？
爱国：天开的理想
爱国是两所学校的共同理想和底色。
1844年，盛宣怀出生在江苏常州，这一年，鸦片战争硝烟未尽。盛宣怀三次乡试未中，经人推荐，进入李鸿章团队，成为幕僚之一，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历史的时针拨到1894年，此时的盛宣怀已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盛宣怀却偏要逆天改命，目睹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割地、赔款……盛宣怀意识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提出“兴学强国”的主张。
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存放着一份奏折，奏折标题是：“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寥寥数字，开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新纪元，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由此肇始。
在那个民族苦难深重的至暗时期，谋求教育救国的还有张伯苓。
1876年，张伯苓出生于天津一个家道中落的私塾先生家庭，年轻时的他是一名“斜杠青年”，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是航海驾驶班最好的学生，毕业后派往北洋舰队实习。
1898年张伯苓在山东威海亲历“国帜三易”，感到奇耻大辱。胡适曾经为张伯苓做传，感叹张伯苓的爱国精神：“清末，张伯苓在北洋水师的同济舰上服役，看到威海卫的旗子两天之间，由龙旗替换下太阳旗，又由米字旗替换下龙旗。张伯苓言：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赖以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
在南开“校父”严修的支持下，张伯苓用一生践行诺言。从严氏家馆，到“私立中学堂”，再到1919年的南开大学……百年来，南开始终“与中国同一命运，与中国同一前途”，为国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
因为爱国，天津大学聚集和培养了大批服务中国现代化的英才，除了大家熟知的革命家张太雷，还有王宠惠，天大第一位毕业生——“钦字第壹号”文凭获得者，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部长，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还有孙越崎，中国石油工业创始人；侯德榜，杰出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茅以升，主持了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还有经济学家马寅初、水利学家张含英……
因为爱国，1935年9月17日，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始业式”上，向青年学子发出著名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爱国精神在南开人身上得到了传承与体现，周恩来，被张伯苓称为“南开最好的学生”；杨石先，成为中国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享誉海内外的数学家陈省身，回国创建南开数学研究所；郭永怀，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因为爱国而办学，因为爱国而科学，因为爱国而创新创业。
时代不同了，中国经过站起来、富起来后正在强起来。
假如盛宣怀、张伯苓来到今天的天津，来到天开园，一定会为中国当代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也当然会问：爱国还是人才们奋斗的理想吗？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今日天开园的理想与先贤如同一场接力。一个为了救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现代化；一个为了强国，为了应对世界百年之变，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近年来，科技成为影响国家实力、国际格局重构和大国博弈的关键变量，关键核心技术是不可能像当年买洋枪洋炮而来，必须靠自己研发、自己发展。要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天津和天津的创业者要通过天开园建设，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策源地。
创新：天开的实践
盛宣怀算得上那个时代的创业先锋，曾创下11项中国第一：创办第一家商办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凭此，盛宣怀得到“中国实业之父”的头衔。有人评价盛宣怀“所治皆未有故事，为中外商人所敬服。”
如果盛宣怀来到今日的天开园，他将为这里的创业气氛所感染。他或许会找到一位天津大学的校友企业家，以众多中国“第一”的经验对话今天的创业方式。
如果说百年前的创新多为打破封建思想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及时引进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成果，比如电报、电话、轮船等，今天的创新则是主要靠科技人员世界级的自主创新和产学研的高速协同。
比如刘毅，他是天津九安医疗的董事长、天津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今年4月，刘毅被聘任为天津大学宣怀学院院长，成为我国首位担任高校创业学院院长的民营企业家。刘毅有一个“小目标”——吸引500家科创企业入驻天开园，汇聚1万名以上大学毕业生留津创新创业。目前，天大已有28个优质成果转化项目入驻天开园。
如果张伯苓先生穿越到天开园，他又会遇到什么呢？
1932年，全国第一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南开大学成立。定名时，张伯苓特别强调“应用”二字。他指出，成立研究所的目的是“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
一战结束后，中国的纯碱价格为英国公司所垄断，最高的时候甚至一盎司黄金才能购买一磅纯碱，简直是把纯碱当银子卖。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学成归国的侯德榜进入永利制碱公司，并在天津大学兼职任教，其后以创立“侯氏制碱法”，打破国外垄断而闻名于世。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创建后，就与天津永利碱厂、黄海化学化工研究社等密切合作，打破了日本在华北地区对酸碱工业的垄断。这些产学研的结合，奠定了中国重化工业的基础。
张伯苓也许会问，今天还要这么干吗？
回答是不仅要这么干，还是升级版。如今，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正在成为天开园的核心要素。就在一周之前，南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军刚刚带领南开大学应用化学与工程研究所与西青区签署合作协议，在天开园西翼携手打造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和交流合作中心，着力推进新能源政产学研用融合，并作为核心骨干力量服务天开园高质量建设。
共赢：天开与天津
大学和城市是互相成就的。美国的斯坦福与硅谷，北大、清华等高校与中关村与海淀区，历史上天大和南开也是如此。
如果盛宣怀、张伯苓来到今日的天津，他们也会问今天如何彼此影响？
他们首先会发现，天津在升级创新创业生态。让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师生进入成果转化的“无障碍”通道，政府、企业、科研、金融共同组成的多方协作机制，让企业“办事不求人”，对企业“无事不打扰”，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就放手”，让创新的活水迅速奔涌。
他们还会发现，天开园近期频繁走进各所高校。天津拥有普通高等院校56所，在校学生70余万人，这些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天开园的责任与愿景是为他们找到最好的导师团队、最佳的合作伙伴、最强的科研平台、最优的孵化政策，让未来的“张一鸣们”能够享受到最好的资源，留在天津。
有专业机构做过调查，“在选择未来发展城市时，青年最看重什么？”结果显示，排在首位的是就业机会，其次是生活环境、教育配套、落户政策、文化吸引等。看来，吸引青年人，不仅要靠天开园自己努力，还需要整座城市同向发力，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
他们还会发现创新创业政策不断出台。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具体到天开园，“好制度”“好政策”成为“发展好”的基础和前提。
今年4月，支持天开园发展的34条政策出台，聚焦“成果转化、科技金融、创业孵化”三类创新服务，构建起“政府引导、共建共享、市场化运营”三种机制。
政策明确：本科生创办企业可获得一次性5000元创业奖励，研究生可获得10000元；将不低于70%的净收入奖励给发明人或团队；高成长初创科技型企业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支持……政策中“元”字和“%”特别多，这些都是对科技创新真金白银的支持与尊重，满满的诚意。
无论是位于南开区的八里台，还是位于津南区的海河教育园区，北望是实事求是，南望是允公允能，一墙之隔的近邻关系，联结着两所高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相互交融与相互赋能。过去一同跨越世纪，如今更是携手走向未来。
穿越是一种假设，重要的是此时此刻，通过改革最大程度释放创造力，汇聚资源，尊重创新，宽容失败，致敬辉煌历史，成就新时代的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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