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特赦1959》，我们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功德林里战犯有白面包子吃，而管理与人员吃的，是金黄色的窝头，就连被梁东芳连声夸奖“好吃”的包子，也是黄灿灿的，一个褶儿都没有。于是有人说：那些窝头和包子都是玉米面的，看来当时人们很懂营养均衡。
熟悉那段历史的的知情者会苦笑：顿顿吃玉米面窝头玉米面包子？想得美！这玩笑还是别开了，就是当时的高级干部，也未必能顿顿都吃得上、吃得饱纯玉米面窝头！
大家看《特赦1959》，就会看到那个有洁癖而且极为高傲的叶立三，也会为了要吃一顿红烧肉而跟王英光面红耳赤。
战犯们早餐吃着大包子喝着小米粥，一个个红光满面。但是他们锦衣玉食惯了，几个包子一碗小米粥又怎么能满足得了他们的胃口？经常喝洋酒抽洋烟的原高级将领，被俘前就是士兵吃糠咽菜，也不影响他们早餐喝牛奶吃面包。
于是叶立三“理直气壮”的向王英光发难：“你们把高粱米、玉米、小米，什么都拿来给我们吃，你们那我们当牲口（王英光无奈苦笑）了？我要吃红烧肉！”
王英光这时候已经有点哭笑不得了：“一般人都不会一大早上就想吃红烧肉，你不会是想了一晚上吧？”
叶立三看来是真的馋急眼了：“我们想吃红烧肉，都要求了多少回了，到现在都没吃上一顿！”
估计王英光也犯了馋虫了，砸着嘴回答：“红烧肉，香啊，谁都想吃，可是这肉现在实在是太贵了。红烧需要很多肉，我们现在只能拿肉去炒菜。想吃红烧肉，过新年的时候一定能吃上一顿。”
有一些年纪的读者可能知道，当时虽然物价比较便宜，但是肉蛋油都是定量供应，如果没有肉票粮票，有钱你也未必能买到肉。
王英光领着叶立三参观功德林管理人员食堂：当天战犯的早餐是两个肉菜包，一个鸡蛋，一个白面馒头，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粥不限量随便吃。而王英光等管理人员，干部战士标准一样：没有鸡蛋，没有肉菜包，只有玉米面窝头，小菜也比战犯少一样。
功德林干部战士啃窝头，战犯吃肉菜包，那是因为战犯们都是原高级将领、高级特务、封疆大吏，所以伙食标准是十块钱。这个标准是管理人员的两倍半，也是所长王英光的津贴两倍半、普通战士津贴的五倍。
这一点王英光跟叶立三解释了：你们的每月伙食标准是十块钱，我们伙食标准是每月四块钱，普通市民只有两块钱，这个正团级干部每月津贴只有四块钱，普通战士只有两块钱。
这样看来，就是王英光这个正团级干部把津贴费也全部自己吃掉，不买生活用品，不给母亲，也不会像战犯们吃得那么好。
徐高平是一个副主任级别（王英光说他差不多跟自己平级）的大记者，一饭盒鸡蛋羹，也舍不得自己吃。而还在跟徐高平“闹别扭”的小花儿，也被鸡蛋羹“感动”而原谅了他。
副所长胡大树很爱去王英光家蹭饭，就是因为可以吃到杂合面皮韭菜馅儿的饺子。所以胡大树一听叶立三要吃红烧肉，差点把手里的玉米面窝头掉碗里：“我们都半年没吃红烧肉了！”
这段剧情很真实，因为除了北边和东边的毛熊和脚盆鸡，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虐待战俘（战犯），英美可能做得还更好，但是我们那时候穷呀，能让战犯们吃饱吃好，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梁东芳是将军之女，你看看她吃两个玉米面包子，乐成啥样了。而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下面这帮配图，梁东芳手里的拿的包子是黄的，没有褶儿，而第一张图片战犯手里的包子是白面的。
吃一顿玉米面包子就觉得生活好了，可见平常吃得有多差。这其中有一段话叶立三说得对，同时也告诉我们，纯玉米面窝头，在当时也不是每顿都能吃得上的。那么当时的窝头是用什么做的呢？按照功德林管理人员的伙食标准，那应该是“杂合面”，里面高粱米面、玉米面、橡子面甚至榆树皮粉，都是可能加进去的。
当年有一本纪实小说写过：他们吃的是高粱面、棒子面、黑豆面、芸豆面。磨面时还会加上棒子骨头（玉米芯）、高粱帽子（高粱壳）、树皮、山药梗子（马铃薯藤），以及杂七杂八的东西。这种杂合面蒸成窝窝头，硬得像石头，摔到山沟里也不碎。
胜利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实事求是地说，能吃饱是当时最大的愿望，至于吃好，那还得等十几二十年，而四块钱一个月的伙食费，想要有肉有菜、玉米面窝头管饱，肯定还做不到。
但是我们能说对战犯太好了吗？这样做亏了吗？当然不能，因为用电视剧中的一句话可以总结：“这些人抗战是有功的，功是功，过是过。”以他们在抗战中的功绩，被俘后吃点好的，似乎也不过分。
改造好一个杜聿明，意义就已经无法估量。而管理人员吃玉米面、杂合面窝头，战犯们吃白面肉包子，也是一种伟大，一种胜利者的伟大。
没有岁月静好，只因有人负重前行，现在红烧肉和扒肘子已经没有多少人喜欢吃了，就是因为在当年有王英光胡大树梁东芳那样的人，在啃着杂合面窝头默默地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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