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堂先生，您入读（西北政法）30年了，还仍然对法律充满着理想和痴爱，是不是自小就树立了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奋斗终身的志向？
答:是滴。1979年我开始读小学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变革，人心思定，万象更新，法治的春天降临华夏大地。特别是1980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专门分析了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制度方法。他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此后，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法治大时代，法学小后生。后来我立志学习法律，当“日审阳夜审阴”的铁面包公，捍卫公平与正义，除尽人间邪恶。顺其自然，高中毕业后以山东普通文科521的高分考入西北政法学院。元芳，你怎么看？
问：学堂先生，您经常为母校西北政法鼓与呼，活跃于政法圈子，是不是很早就对西北政法心有所属、情有独钟？
答：对头。我很早就知道有所政法学院在古都西安，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在19岁那年，我的理想实现了。所以，有句很正能量的话，“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理想万一实现了，我就成了西北政法经济法系1991级学生。
问：学堂先生，你法律知识丰富，学识、胆识、人品俱佳，是不是母校渊源流长的法律思想熏陶的结果？
答：（那是）绝对的！1993年我在学校时，母校举行了建校35周年纪念活动，等我毕业多年后的2017年才知道，是年值母校建校80周年，我们的校史从当年1958年的复校追根溯源，最终肇迹于延安的陕北公学，这是一所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革命学校，毛泽东曾经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母校与文科特别是法学名校中国人民大学同出一门，这是多大的荣光。自然，你可以想像啊，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只争朝夕、一跃千年的节奏来学习法律的。人生在勤，如此拼搏，怎么会不成功？
问：学堂先生，2023年高考即将举行，能不能为那些正在拼搏的孩子们说句话？
答：孩子们，好好考试，别信我那些“谝闲传”（陕西话，意为“扯犊子”）的话。学校、专业、工作和兴趣，这些哪是自主选择的，特别是在30年前的中国。祝福你们考得比我好，（未来）过得也比我好。希望你们选择法律，因为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基本建成，需要一大批法律人的付出与努力，法律行业需要年轻新鲜的血液输入，作为一个30年前的法科学生，我期待着你们加盟。这样的日子，也让我想起30年前我的高考经历，我的大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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