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有句古话叫做：“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

在韩国经典电影《寄生虫》中，有一个情节是父亲吐槽韩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一个保安职位就有500个大学生去抢。

东亚三国的经济发展趋势都非常相似：都是在全球化的红利中，通过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加强出口，获取了第一波资本积累，并在产业链中逐步攀升，找到了自己稳定的生态位。

同时，东亚三国的问题也是非常类似：高房价榨干一代年轻人，对劳动力权益保护差、恣意消耗所谓的“人口红利”。等到了生育率无法维持在高位，房价却又不可能降回去了，在地产方面的投资严重侵占了产业升级的资源，西方又对高新技术转移设置了瓶颈……最早出现这个问题的日本和韩国，都“不约而同”进入了经济周期律中的下行周期。

关于东亚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相似性的研究，是学界的一个传统话题。因为有且仅有东亚三国能够在10年以上的时间内，保持10%左右的GDP增长率，这个成就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非洲）是找不到第二个类似的例子的。

然而东亚经济在特定阶段的腾飞，包含着天然的潜在风险。我们可以看社会学经典教科书《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著）中，对于东亚地区发展的评述：“东亚的经济增长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其中包括压制劳工与公民权利，有时甚至是暴力镇压；恶劣的工厂条件；对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的剥削；对来自贫困邻国的移民劳动力的剥削；以及环境恶化的日益蔓延。但不管怎么说，由于过去数代劳工的牺牲，这些国家中的一大批人正在走向富足”

——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问题，与西方殖民世界三百年不同，我们是一个零资本原始积累的经济体，那么是如何在短短四十年内从全民经济条件基本平等到如今基尼系数“赶英超美”呢？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去想。

作者继续指出：“20世纪50年代晚期，日本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韩国也是如此。所有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学生和工人们都曾反对那些他们觉得不公正的政治经济政策，使得自己经常冒着被捕的风险，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性命”（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P574）

作者也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文化传统：“儒家学说反复灌输的是尊重长辈和上级、崇尚教育、勤勉劳作，并且将得到证明的成就作为出人头地的关键，同时乐于以今日的牺牲来换取明日更大的回报。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一个结果，压轴的劳动者和管理者都非常忠于自己的公司，顺从权威，勤奋工作，并且以成功为向导。”

当然，“随着在今年的迅速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炫耀性消费，而不是艰苦朴素和生产投资，诸如节俭之类的儒家核心文化价值似乎都在趋于衰微。”（来源同上）

《寄生虫》是一部很好的电影，上述这些理论问题，在电影中都有具象化的体现。

首先一个问题，电影中的穷人是不是所谓的“寄生虫”？看似是，他们依靠富人的施舍（工资）过活，还不断占富人的小便宜，但为什么这一家子看起来让人讨厌不起来呢？因为他们都是努力生活的人——不是那种自暴自弃的懒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废物。

电影中的一家人，哥哥英语辅导能让学生感慨远超前任，妹妹面试前看了一点艺术治疗的知识就能降服棘手的熊孩子，父亲开车也被夸奖，母亲在不会的前提下也能迅速备出一碗炸乌冬面。简而言之除了在雇主家开party这种事，他们完全配得上这份工作，但是他们为什么之前没有工作呢？他们为什么非得用种种见不得人的阴损手段才能得到这份工作呢？

答案就是开头父亲的话——劳动力过剩了，没有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工作机会了。

在阶级社会中，本该属于一部分人的财富，通过剩余价值剥削的形式进入到了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但是这部分价值呢，另一小部分人又花不出来，于是就生产过剩了。经济运行的理想情况下，“生产=消费”全社会有多少生产就有多少消费，说明资源利用充沛了、合理了、没有浪费了，这样资源的效用最大化，每一个人的效用也最大化。

但是呢，因为剥削的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穷人是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费的；但是对于富人来说，他们的消费也有着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是作为自然人的天花板。

简单来讲，比如比尔盖茨、王健林这些顶级巨富，他们真正的生活物质水准不会比一个矿产老板、房产大佬高多少，因为你能够享受到的极限就在那里。古罗马贵族为了“享受”，吃完一顿就吃催吐剂，吐完接着吃，这无非就是自然人的极限了。所以巨额的财富就放在那里了，他们消费不完的。

这些花不出去的剩余价值，就叫做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后只有一条路可走——扩大再生产，那就意味着又需要榨取剩余价值，那还是生产过剩呗，久而久之经济危机就来了。

生产过剩造成了第二个结果：资本主义制度注定会形成一大批失业人口和一大批在失业边缘的人口，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资本家通过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使生产相同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必要劳动人口减少，使形成的过剩人口成为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值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不仅仅是《寄生虫》，另一部经典纪录片《美国工厂》也有类似的情节：因为工作岗位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过剩，那么劳动者只能通过内卷、互相伤害来获取工作岗位。

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因为穷人消费不起、富人消费不完，所以产生了生产剩余；既然有了生产剩余，从微观视角来看就是工厂的产品没有变成钱，那就发不起工资，那就要减薪就要裁员。

那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就更少了，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尽头就是经济危机。从另一个维度来讲是另一重的恶性循环：因为贫富差距，许多产品无法被消费，于是就不需要那么多生产力，产生大量边缘失业人口，资本家就可以借此压低工人工资，于是贫富差距更大……

这个模型可以简化为：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需要劳动力减少——资本家趁机压价——消费更加不足——无解，经济危机爆发。

所以不要信什么“工资是双方同意”“工资是市场决定”的这种鬼话，我们即便不用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用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和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用西方经济学中博弈论的理论也不难发现，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直接是一个不平等契约、不对等博弈。

因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地位、实力和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完全不对等，这样他们所接受的契约也必将无限有利于资本家——简而言之，工人们无非是饿死而已，而资本家们则要损失无比珍贵的资本增殖的机会啊！

正如英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因为后现代社会已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反而大量削减劳动力以减少成本，过去的那套方式已经不合时宜。在今天，为了符合社会规范，社会成员需要学会积极快速购买和消费商品，可是穷人没有这种条件，因此，穷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绝对地、完全地成为让人担忧和讨厌、没有用处的人。”

《寄生虫》展示了一组“鲜明分层”的世界：富人生活在地上，阳光明媚绿树成荫；被社会抛弃的人住在地下室，四年没有呼吸过一口新鲜空气；还有一些努力向上爬的底层生活在“半地下室”，他们有一些人爬了上来，用尽了种种手段也在阳光和绿树下生活了几天，但这终究是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要么被打回原形，要么更跌落一层，变成了真·地下室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