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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
2023.5.29
吴小莉专访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美国也知道中美经济难以“脱钩”
所以拜登政府主要推行技术“脱钩”
以人民币计，2023年1-2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微降0.8%；3月份，进出口总值同比大幅增长15.5%；4月份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9%。
吴小莉：1月、2月的外贸出口出现了滑坡式的负增长，是什么原因？
王一鸣：首先，有周期性的因素，就是外需的收缩，因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都在放缓。我们对美国、对欧盟的出口都是下降的，即便是3月份也是下降的，但是为什么3月份出口正增长呢？是对东盟、拉美、非洲的出口增长了；第二，也有结构性的因素，就是我们说的供应链的调整，现在美国叫“去中国化”，肯定对我们的出口也会有影响。周期性因素是会变化的，就是经济转好了，出口又恢复了。但有些结构性因素可能是长期的，比如中美关系，好像短期看不出会有什么转好的迹象。
吴小莉：外贸的比例慢慢地由发展中国家替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能力没那么强，最饱和能够替代到什么地步？
王一鸣：这总是有个限度的。所以我们去拓展市场，不光要拓展发展中国家市场，欧美还是占了我们出口很重要的份额。
吴小莉：但万一它要恶性“脱钩”的话，怎么办？
王一鸣：我觉得不可能“脱钩”，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拿什么去替代？替代就老百姓多花钱。
吴小莉：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涨，加息又会造成风险的话，会不会使得“脱钩”的压力会减缓？
王一鸣：当然，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也呼吁，说怎么样降低通胀？取消关税，那中国的出口就增加了，中国产品价格低，就把通胀压下来了，所以美国人也知道脱不了钩。现在拜登政府真正主要推行的还是技术“脱钩”，它怕中国去超越美国，在经济层面很难“脱钩”的。举个例子，去年的中美贸易额又创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即使这样，第一季度又出现了对美出口的减少，所以只能说当下世界还是充满不确定性。有几个不确定因素，比如，美国经济会不会衰退？美联储还会不会加息？所以现在很难预测外贸接下来的走势。
房地产市场回暖
但不要再把买房当投资
中国对2023年经济设下了5%左右的增长目标。施罗德基金评论称：中国经济复苏的最大挑战，是房地产行业的低迷。
王一鸣：房地产市场总体在好转，投资下降的空间收窄了，去年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10%，今年一季度同比下降5.8%。有人预测，到今年年底，房地产投资可能会逐步由负转正。房地产销售市场也在逐步转暖。但是它会不会回到过去那种高速扩张的那种阶段呢？我个人判断很难再回得去。你不要把房地产当投资，你觉得还有十年前这种增值空间，这个已经很难了。
这就涉及到，未来我们向什么方向转？二十大报告里面提到：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但是在实践中还要逐步去探索。现在，特别是一些中心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很难实现买房，这就需要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探索，比如长租房，好多企业也做，但是如果它不盈利的话，它就不可持续，所以要找到一个很有效的商业模式。
消费能不能被刺激出来？
重点是要增加公共服务，
才能把居民消费释放出来
为拉动经济，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其中，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了优先位置。在此轮扩大内需战略之前，中国在1998年、2008年，曾经有过两轮扩大内需战略。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国家层面出台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规划纲要》涉及的时间跨越了13年。
吴小莉：有经济学家觉得，其实消费是刺激不出来的，还是需要用投资来拉动内需，您怎么看？
王一鸣：这个格局已经变化了，1998年、2008年以投资为主，符合当时那个特定阶段，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它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当你持续地扩大投资，自然就带来：第一，投资空间在收窄，以前我们很多领域都需要投资，找一个项目都是好项目，现在要找这种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项目就难了；第二，每新增一个单位的投资，它的边际效益在下降；第三，长期持续地扩大投资，也会带来负债率的提高。所以中央提出，要把扩大消费摆在扩大内需的优先位置，我觉得这就符合这个阶段的特定要求。2015年-2019年，消费对每年GDP的贡献率大体在60%上下，所以消费是第一动力。
我说个数字，中国城市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4个亿，美国人口也就是3亿3千万人，我们中等收入群体就超过美国人口，但我们的零售还没超过美国，这也反映了我们消费的巨大潜力。
但是消费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你怎么去刺激他消费呢？首先，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今年一季度GDP是4.5%的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就是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增长是3.8%，就是说比GDP增速还是要略低。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增加就业岗位、拓宽就业渠道，这个是第一来源。
其次，我们还要提振居民消费的信心。短期来看，我觉得就是中央说的“三稳”，稳增长、稳就业、稳价格。中期来看，我们可以去放松对中高端消费的限制。比如住房，有的城市还是有很多限制性措施；比如车，很多城市也限购，那你是限购车呢？还是拓展城市的路网、拓展城市的停车场？比如把有些经营状况不太好的商业中心改造成立体停车场？这和限购车是两种思路。还有就是服务性领域，比如教育、医疗，有的人愿意花钱去享受更高端的医疗服务，你就要有这些供给，所以中期可以放松一些管制。那么长期靠什么呢？靠改革。改革最大的一个潜力，比如我们以前也经常说，接近3亿的农业转移人口，他们进了城以后，还是不敢消费，因为他没有户口，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OECD（经合组织）的团队也做了研究，如果给这部分人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他的消费会增长30%。所以就是说，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了，大家信心就增强了，就把大家的消费释放出来了。西方人不大储蓄的，因为他的社保很健全。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人均GDP达到1.2万美元以后，政府公共服务的支出会有一个明显的抬升。所以公共服务方面，我觉得也有很大改革空间，只要有些政策制度到位，随着经济的恢复，我们的消费潜力会进一步释放出来，这个是中国未来经济的第一动力。
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三个风险需要警惕
吴小莉：您曾经提到，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阶段，可能很多风险就会水落石出，有什么风险？
王一鸣：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但现在比较突出有三个方面：第一，房地产业的风险，前年下半年就开始暴露。应该说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应对，“三支箭”（信贷支持、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出台了相关政策，优质房企负债状况在改善，可以看到房地产风险在逐步缓解。
第二，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主要指的是城商行、农信社，这两年出现了一些苗头。但我觉得央行也在及时处理，比如包商银行、恒丰银行，都有效地进行了处置。同时，也发了5500亿专项债来充实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的资本金。现在从数据来看，有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已经大幅收缩。
第三，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因为长期负债来推动投资，积累的债务规模还是相对比较大的，特别是县，就是基层这一级。因为它的偿债能力弱，特别是遇到疫情冲击以后，土地出让收益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它的债务又在逐步到期，拿什么去偿还呢？所以要通过系统的处置。而且，要逐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方式。就是地方债务，存量一定要稳住，然后控制增量。另外，比如说靠平台公司造成的隐性债务，要“开正门，堵旁门”。以前土地出让的收益，这个空间也会慢慢收缩；以前靠大规模举债，当然合理的举债是必要的，但是过度举债会带来负债水平的上升和偿债压力的持续增大，所以这都是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
制作人：韩烟
编导、编辑：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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