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兵不行，换西军仍惨败，燕京之战宋军在金军面前丢了多大脸？|大军|宋军|河北兵|燕京之战|童贯|郭药师|金军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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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22年，金军击破辽朝三京，迫使辽天祚帝出逃，辽朝出现分裂。此时，宋廷不顾海上之盟的约定，独自攻伐燕京，却因宋廷的内部问题惨遭失败。不久之后，北辽皇帝耶律淳病逝，宋军再度出征，但这一次等待他们的却是更为惨痛的悲剧。这是冷兵器研究所的“靖康之耻”系列文章的第二篇，讲述宋朝君臣到底如何展现自己在军事上的拙劣水平，让金朝了解到宋朝军事上的“脑瘫”状态。

宣和四年（1122）六月，宋军于白沟大败，死伤惨重。七月二十六日，童贯搬兵自雄州返回河间府时。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此时北辽皇帝耶律淳骤然病死，辽人奉萧后为主。

此时，六贼之一的太宰王黼，“欲功高蔡京，力主再兴师议”。宋徽宗知道此前的惨败必然瞒不过金朝，因此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宋朝已经落口实于金朝，很可能使得宋朝在谈判中落于下风。在宋徽宗看来，只有孤注一掷强夺燕京，才能真正获得战略上的主动。在这番考虑之下，宋徽宗令童贯等继续驻守等待援军，并发动诸道兵马共计二十万，于九月在边境会师，下旨曰：“异议者斩”（《三朝北盟会编·卷9》）。

八月初一，西军将领鄜延路总管刘延庆取代种师道为都统制，耀州观察使刘光世代辛兴宗。宋军规划为两道进兵，一路以刘延庆统帅，往白沟方向进发；刘光世驻兵广信军。是时，北辽正忙于耶律淳新丧，“主将四军…先次并入燕，结谋策立萧后，不暇来白沟”（《三朝北盟会编·卷9》），让宋军前期的推进相当顺利。

九月二十二日，宋军在辽朝知易州高凤的内应下取得易州；次日，辽朝常胜军将领兼涿州留守郭药师囚禁刺史萧庆余，并遣团练使赵鹤寿率精兵八千、铁骑五百，献上一州四县之地。

九月二十六日，童贯令杨可世与东路军统制刘光世合军兵，共同前往易州安抚民众，其后赴涿州与大军相会，受刘延庆指挥。然而，刘延庆与杨可世“素有隙忌”，二人“互争高下，气相尚不服，叱咄军中，张有异论”（《三朝北盟会编·卷10》）。

九月二十九日，刘光世到达易州南部的古燕城，与辽兵发生遭遇战，并将其击溃。十月一日，宋军收编了易州的防军，“所管三十余处，连乡兵五十余万，悉应王师，以常胜军八千、易州义兵五千，并隶刘延庆前军为乡导，仍自涿州屯泊于雄州”（《三朝北盟会编·卷10》）。

至此时，宋军部队的主要构成愈加复杂。四月北征时，虽然启用了西军将领种师道，但所率兵马却是河北方面军。而此次宋徽宗则“委刘延庆都统陕西大兵”（《三朝北盟会编·卷10》），这意味着本次作战的部队是由西军、河北军以及部分归降部队所组成的混合军队“无虑五十万”，宋人甚至自满“自古出师之盛，未有甚于此”（《三朝北盟会编·卷10》）。然而这样一支混合部队，看似人数众多，但却深含隐患。

北宋后期实行“将兵法”，各部军队极少更戍。所谓更戍，即是轮换戍守的意思，这样一来，士兵往往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的作战条件，能够在更戍中有效平衡不同地区军队的战斗能力。但自更戍取消以来，不同作战部队所面临的战争压力不同：河北百年无战事，因此军队在百年时间内迅速腐败化；西军因长期与西夏作战，所以军队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战意识与军事素养。

当仁宗、神宗两朝降低中央三衙禁军比例以后，地方军极少更戍，不同地方军之间协调问题逐渐凸显。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必然会对指挥系统有着更高的要求。但此时宋军内部的矛盾，却又显著影响了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宋史·刘延庆传》说“延庆行军无纪律”，实际上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

十月十九日，东路军都统制刘延庆等率大军再度从雄州出发、入新城县；西路军刘光世、杨可世自安肃军出发，计划入易州、会师于涿州，一同进取燕京。

然而当东路军到达前线之时，西路军却迟迟未到。在燕京附近的良乡县卢沟河一带，东路军遭遇了由萧干、耶律大石等率领的北辽部队，宋军初探以为辽军“兵不满二万，凭河排布”，但却“未究虚实”。但北辽军队的数量绝对不止两万，仅常胜军便“号五万”（《三朝北盟会编·卷10》）。北辽更是有言，“闻汉军十万压吾境，吾师三倍，敌之有余”（《宋史·刘延庆传》），计三十万人，因此“兵不满二万”的判断很可能有误。

双方隔河相望，两方兵马多次进行小规模交锋与试探，互有胜负，但仍处于对峙阶段。至十月二十三日，童贯下令催促刘延庆进军：“军至良乡，连日不进，可出奇以取胜，况我军比贼倍万，以彼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趋燕京。”（《三朝北盟会编·卷11》）

按理来说，攻城战并不应操之过急。宋太祖、宋太宗攻打北汉时，也曾围城数月而返。但对于此刻的宋军来说，时间反而是最为宝贵的：一来，供给五十万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装备，但河北补给严重亏空，军粮“虽曰见在，粗不堪食”且“军器甚阙”（《三朝北盟会编·卷6》），难以长期供给五十万人；二来，金兵进军取大辽中京，据山后地土虎视眈眈，又遣使以修好为名打探宋军虚实，给宋廷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急于在短期内攻下燕京，试图取得战略上以及外交上的主动权，因此“奇以取胜”就成了战术上的第一选择。

在童贯的命令到达以后，刘延庆当即召开了战前会议，而郭药师献谋策“捣虚取之”：即以宋军主力部队向辽军发动正面进攻，吸引其主要火力与注意力；同时，领一支轻骑作为骑兵，渡过泸水、跨过燕山，再与城内汉民里应外合，大开燕京城门。（《三朝北盟会编·卷11》）

然而，所谓的奇招往往有其局限性。以奇兵潜入其防御圈内，固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却也意味着奇兵部队陷入了敌人防御圈的包围之中。如果不能取得预料中的战果、在短时间内“先擒王”，那么辽军只需抽调一部分兵力回防，就可以击溃这一支奇兵。

十月二十三日夜间，一支由杨可世、郭药师率领的七千人混合部队于夜半渡河，于次日凌晨到达燕郊。此时辽军主力尚在城外与宋军对峙，对于内圈的防备十分松懈。郭药师组织起一支数十人的死士队伍，突袭燕京迎春门，杀死数十名城门军，奇袭部队随后鱼贯而入，控制了燕京七个城门，但整座燕京城“内外帖然不知兵至，咸谓有神一般”，刚刚登临大宝的萧后甚至不得已“登宣和门，亲施箭镞，以拒王师”（《三朝北盟会编·卷11》）。

然而，郭药师、杨可世等宋军将领，却对于这次军事行动的战术目的产生了误解。此次行动，目的旨在“先擒王”而非扰乱燕京。但在具体行动上，宋军这支奇兵，并没有将目标对准北辽的军队，以及在宣和门“亲施箭镞”的萧后，而是唆使在燕汉人与契丹等族对抗，并自以为已经控制了燕京局面，“申宣抚司告捷”。

此后更是对民众发起攻击与劫掠，“所在巷战，齐杀契丹，劫掠财物”，“已而饮酒攘夺财物，纷然恣淫”，“诛戮万计，通衢流血”，俨然是一副屠城掠地的风范。同时，作为押后的“赵鹤寿后军不来”，使得奇兵部队后继乏力。（《三朝北盟会编·卷11》）

就在这支“奇兵”在城中烧杀掳掠、顾不上作战任务时，萧后已经“密遣人召萧干等回”，而燕京与前线相距不远，因此宋军突袭燕京之事很快便被前线知晓，于是北辽将领萧干“昼夜来援”。这支奇兵对于战局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当城外尘土飞扬时，宋军将领都还以为是“延庆遣兵来助”。

但宋军还需要突破辽军的防御圈，才能顺利到达燕京，因此先到达燕京的当然是辽军。在郭药师等待援军到来之时，刘延庆“大军屯泸沟未动”；城中宋军却见“燕王冢上，立（辽）四军旗帜矣，方错愕瞪视”。（《三朝北盟会编·卷11》）

尽管宋军此刻已紧闭城门以防辽援军入城，但“四军人马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且“断了诸门吊桥”，俨然一副瓮中捉鳖的姿态。形势逆转之下，郭药师等宋将只能一边指责“都统亦不遣援兵”，一边急于奔命，“初选精兵六千，至是免者数百骑而已”。这场奇袭作战，以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三朝北盟会编·卷11》）

这次作战，再一次将宋军内部的矛盾暴露出来：

在攻打燕京的作战中，杨可世本应在十九日左右到达，然而他在收到集结命令之后的三日才行军，于二十四日才到达，完美错过了这次战斗；原本五日之期并不算长，但东路军主将刘延庆似乎是因为与杨可世“素有嫌隙”，又或是因为与其争功，因此没有等待西路军到达，在宣抚司的催促下盲目进攻，却又未能配合郭药师的作战，进而导致失败。

在奇袭失败以后，宋军在琉璃河的辎重部队也遭到北辽军队突袭。在几番思量以后，刘延庆以“粮饷不继、去汉界远、中道多事，不即引还，久恐生变”为由，向宣抚司申请暂时退军。但就在这一时候，北辽却在商讨，准备乘着宋军士气衰败之际进行突袭，并定计：“当分左右翼，以精兵冲其中，举火为应，歼之无遗纵一人”。（《三朝北盟会编·卷11》）

正在当时，宋军决定撤离，并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辽军于凌晨于卢沟河北岸焚草，顿时火光冲天。刘延庆见此，认为辽军主力已经攻来，因此下令焚烧辎重、轻装撤离。若此时宋军能够重整旗鼓与其对抗，尚且能够组织有序的撤离，但刘延庆“不告诸将而退”，且各部军队来自于不同的系统，就导致宋军在撤退之时产生了混乱，“五军杂遝扰攘散走，自相践蹂，奔堕崖涧者莫知其数”（《三朝北盟会编·卷11》），一应物资俱毁。

北辽常胜军紧随宋军后方，两军转战至白沟河，宋军“又大败”（《三朝北盟会编·卷11》），“相蹂践死者百余里”（《宋史·刘延庆传》），清城也被攻破。

事实上，当宋军将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单纯归结于河北军战斗力不足、种师道抗命两点之后，就会误以为只要征调西军、更换将领，就可以达成既定的战术目标。然而，这次宋军的惨败却充分暴露了宋军更戍法下指挥系统效率低下、以及宋军将领内部的不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