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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三师不缺干部！我坚决反对韩先楚调任到西满军区。”时任西满军区副令员的黄克诚神情严肃、毋庸置疑的拿起电话说道，他斩钉截铁的语气令电话那头的上级也为之语塞。
“可他毕竟是344旅的老人了，作战经验很丰富，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上级的语气有些无奈。
“老领导，我也知道您的心思，但是这个干部要谁都行就是不能要韩先楚！”黄克诚推了推眼镜，语气中不带一丝缓和的余地。
身为开国大将中排名第三的“公道人”，黄克诚为何拒绝韩先楚调任西满军区？
黄韩二人之间到底有怎么样的私人恩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令黄克诚为之愧疚的两个人的故事。
开国大将黄克诚
1902年10月1日，一声啼哭自湖南省永兴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传出。听闻老黄家孩子降生的消息，乡里乡亲纷纷前来祝贺。为了孩子可以健康成长，老黄抱着望子成龙的心思为孩子起下了“克诚”这一名字。殊不知，这一名字将在未来家喻户晓，传遍中国大江南北。
黄克诚在从9岁起进入私塾读书学习。由于家中经济困难，他只得依靠亲友们的接济以完成学业。黄克诚从小做事认真，懂得家中疾苦，所以他在对待学业上也丝毫不敢马虎。
终于，在他20岁那年不负众望的考入了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也是从这里开始，黄克诚开始接触外来思想，对事物的认知有了一个新的提升。在学校，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对其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深信不疑，为此他甚至多次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黄克诚迫不及待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这一年中，他奔走多地以促进共产主义事业，为共产思想的传播出力巨大。
而到了1926年初，经过自身的不懈努力，黄克诚获得了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的机会。在这里，他不放过每一个提升自身实力的时机，积极学习战略思想，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
时间走到1928年，此时的黄克诚已经完成了讲习班的学业，并马不停蹄的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第八军任营、团指导员。在任期间的黄克诚由于性格率直、为人公道得到了全团士兵的爱戴。
在军队期间，黄克诚可谓是一众领导眼中的“刺头”，他坚持原则、顶撞领导的作风令所有士兵心惊胆颤。他敢于提出反对意见，甚至在身份只是一个支队政委的情况下也“敢于直谏”，反对李立三提出的“攻打武汉，饮马长江”的作战方案。
甚至于对于彭老总的劝言：“提了没用不如不说，下一次你少放炮。”他也敢于反驳：“这做不到。明知不对，让我不说，杀了也不干！”很难想象，一副文弱书生气的黄克诚竟有如此胆识。
由于黄克诚只为真理、敢做敢言的性格，他经常受到队内排挤，一度从师政治委员被降职到军团部当秘书，甚至差点为之献出生命。
在1931年的富田事变中，黄克诚因反对红一方面军的肃清名单，被严厉处罚甚至危及性命。幸亏彭老总亲临现场，开口为黄克诚求情，才避免了黄克诚必死的局面，但他还没捂热的师政委的职务再一次因此被撤销。
可以说，黄克诚在官场上的地位总是起起伏伏的。每当他因反对上级而被撤职后，却总是可以凭借自身过硬的实力重回岗位，这也造成了他在岗位上调度频繁、来回横跳的现象。
那么这位以强硬态度、坚持立场而闻名的开国大将与韩先楚又有什么关系呢？两人的友情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崩坏的呢？
不清不楚的恩怨
韩先楚有着和黄克诚相似的家庭环境，但唯一不同的是韩先楚因为家中贫困并没有读过书，可以说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大老粗。
但韩先楚在战斗中学习很有一套，他17岁参军，经常从一次次的战斗中总结经验，提高军队战斗力。由于其悟性颇高，所以他很快便在陕北开疆拓土的战斗中脱颖而出，荣升为红十五军团的团长。
而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下令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黄克诚所在的红一军团和韩先楚所在的红十五军团则分别编为343旅和344旅。
起初两人并不相识，可没过多久黄克诚便被调到344旅担任政委，成为了韩先楚的顶头上司。一开始，两人的配合还算默契，彼此之间相处的也还不错，颇有着几分英雄惜英雄的味道。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到，一场叛逃竟成为了两人友情破裂的导火索。
1938年的春季，344旅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要求其配合129师对日军进行围追堵击。接到命令的344旅迅速派出先头部队687团，对日军的行踪进行摸排探查。
然而，任谁都没想到的是687团的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以勘测附近地形为借口，带领数位团中骨干成员不告而别，自此人间蒸发。
这一消息传到军队中，使军队的士气蒙上一层阴翳。而这一消息也犹如蝴蝶效应一般，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先是令本就重病在身的344旅旅长徐海东又急又气，当场吐血不止，令本就不太乐观的身体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其次，这一消息传到了朱老总的耳中。于是，朱老总下令对688团进行整训，将其中意志不坚、有投敌倾向的士兵筛选出来，避免“张兰事件”的再次上演。
此次的整训由朱老总监督，由344旅政委黄克诚主持。黄克诚认为，此次事件的恶劣性是毋庸置疑的，非常时期非常做法，应当对原红25军的干部进行冷处理。
这一行为的牵扯面十分广泛，使得原来很多红25军出身的将领遭到冷遇，甚至连接触战场的机会都很少。
在韩先楚看来，这样以偏概全的处理方式是对其他清白干部的不公平。毕竟张绍东的行为并不能不代表红25军的全部，一是一二是二，不能混为一谈。
出于对黄克诚处理方式的不满，韩先楚气愤难平的向中央提出离队申请，要离开部队去提高自身的战斗素养和战略思想。于是，在1941年韩先楚离开了344旅，开始了提升自我的进程。事情到此，无论是对于黄克诚还是韩先楚，两个人都是心中有结的，这也为后期两人隔阂进一步扩大埋下隐患。
抗战胜利后，黄克诚将344旅带回了东北，以阻止东北地区国民党势力的不断延伸。但是，此时黄克诚所带领的344旅由于缺乏经验老练的干部，无法对东北的局面进行进一步的稳固。于是，他火速向中央求援，希望其派遣有能力的干部来主持相关工作。
在此情况下，中央立刻将韩先楚派遣到东北以辅佐黄克诚稳定局面。一来，韩先楚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稳定东北局面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二来，344旅作为韩先楚的老东家，其指挥起来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然而，上级这样的打算却落了空。黄克诚对于韩先楚的到来不但没有欢迎，反而是满心拒绝，不同意韩先楚归入344旅。
对于黄克诚的拒绝，韩先楚满是惊愕。“三师不缺干部！”这句话顿时让韩先楚的心中冰凉无比。难道说黄克诚是如此小肚鸡肠之人吗？一次的不满竟让他牢记数年之久？
其实，黄克诚这样的做法也是出于大局考虑。“韩先楚这样的人才在哪里都可以发光，他在外面的战场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经过细细斟酌后，上级同意了黄克诚的建议，并将韩先楚安排到了南满4纵。
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克诚的眼光没有出错，韩先楚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通过数场战斗在南满4纵打出了自己的赫赫威名。甚至就连国民党的杜聿明也对其评价颇高:“这么多对手中，韩先楚是最难对付的！”
在无数的战斗中，韩先楚的战斗风格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雷厉风行。而他的这一风格也令他队伍中的其他士兵耳濡目染。由于其多次通过远程奔袭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他神出鬼没的战斗部队也被人称作“旋风部队”。
而这些战斗在韩先楚的战争生涯中都只能算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后来的他率领40军同43军一起解放海南岛；跨过鸭绿江与美军在三八线上比划一二……他数次堪称完美的指挥，令无数残颓的局势反败为胜。他的所作所为，无愧“一线最好的指挥员”之称。
尽管两人因为种种事件心中仍存在隔阂，但两人都不是心胸狭隘之辈。在彭老总遭遇风波后，与之关系密切的黄克诚受牵连最深。
但就在黄克诚孤立无援、遭受所有人抛弃时，只有韩先楚与他站到一起，与他一同面对。这也意味着二人纷纷放下了心中的成见，再一次以老友的身份握手言和。
两位开国大将的交集
如果说，黄克诚跟韩先楚的矛盾是因为对红25军干部处理的方式没有达成统一意见，那么黄克诚和粟裕的矛盾多是因为当年国防部和总参之间的权责划分不太明了。
在建国后，粟裕和黄克诚纷纷进入总参谋部任职。1954年，中央委任粟裕担任总参谋长，而黄克诚则是副总参谋长。按理来说，两人仅是上下级的关系，不应该会产生特别大的矛盾。
但因为彭老总是黄克诚的救命恩人和老上司，所以在当年的反教条主义风波中，粟裕可谓是深陷其中。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了众人的批判，于是被迫解除了总参的职务，由黄克诚接任。而此事，也成为了粟裕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之后，在两人交接的会议上，黄克诚说道:“粟裕过去工作成绩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总参工作期间他就没有缺点了。他同样在思想上有错误，走上了错误的路线。”对于粟裕的评价，黄克诚以批评和指错为主，而对于其主要功绩则是一笔带过。
其实，这样的评价对粟裕来说是不公平的。在粟裕领导时期的总参谋部，可以说是蒸蒸日上的辉煌时期。但对此，黄克诚却并不言语，反而是指责粟裕思想进入误区，为粟裕扣上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也导致之后的粟裕经常魂不守舍、郁郁不得志。
直到粟裕逝世十年后，中央军委才为当年因反教条主义而被迫离职的粟裕同志平反，承认当年的错误，并发表声明称1958年对粟裕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
结尾
黄克诚、粟裕和韩先楚，都是我国抗战时期的名将，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一辈子的战斗先锋。他们身上的伤疤是为新中国的成立而遗留的赫赫功勋。时间不会抹去他们存在的痕迹，他们英雄的事迹也永远在一代代的中华儿女的血液中留存。
黄克诚一辈子坦坦荡荡，为坚守自己的原则不畏强权，他战略眼光常常高人一筹，为国家解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虽然说他在对待粟裕和韩先楚的问题上略失偏颇，但这并不能否认他作为“公道人”的赫赫功绩。即使是曾经与黄克诚有过节，后重归于好的韩先楚在谈到对黄克诚的印象时，也是满眼钦佩的说:“黄老这个人，有原则有眼光，我很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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