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江青被判死刑，为何唯独陈云坚决反对，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中国传统音乐|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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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陈云遭受了来自“左”倾错误的排挤和打击。尽管他在中央委员的名义下保留了一定地位，但始终未能回到中央政治局。

在此期间，陈云甚至被下放到江西两年多的时间。尽管他的地位受到了削弱，但陈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然而，在1980年的组织会议上，当党内多数成员支持将江青判处死刑时，陈云却坚决否定了这一观点。

他甚至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坚决要杀江青，就请在会议记录上写下陈云不同意。

这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陈云在那个时候会如此坚定地否定对江青的惩罚？

尤其是考虑到他与江青并没有多少私交，他此时却坚持对江青网开一面，究竟有什么原因呢？

新中国的“大管家”陈云

1935年，党组织派遣陈云前往莫斯科进行进修学习，这对他个人来说是一次宝贵的机会。离开延安，他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旅程，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热情。

他翻阅了大量与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相关的书籍，努力深入理解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对他而言，这段进修学习的时光来之不易，他倍加珍惜，并以更加勤奋的态度投入到阅读和学习中。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陈云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还培养了独立思考和理论分析的能力。他将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和疑惑牢记在心，并在回国后积极向毛主席请教，以寻求更深入的解答和指导。这展现了陈云对于自身成长和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以及他对于理论学习的重视和追求。

陈云并非天才，相反，他的成功来自于早年的学徒经历。正是通过这段经历，他比别人更加努力地学习商业知识。因此，在一众为祖国夺回大好河山的英勇战士们中，他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为他们提供了许多经济支持和后备力量。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组织给予陈云发展党内经济的重要任务，陈云被派往陕甘宁地区主持经济工作。在这个考验中，他运用政府买进卖出的调控手段，成功地稳定了地区的物价，解决了囤货待涨的问题。他不仅为党内积累了大量经费，还储备了许多必需品。

建国后，陈云的才能逐渐在工作中显露出来。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着接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通货膨胀问题，同时也要应对那些追逐利益的资本势力。毛主席曾经说过，稳定金融物价与淮海战役的难度相当。

在当时的资本圈中，流传着一句话，即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外交方面具备了众多高水平的人才，可以得到80分的评价，但在经济工作方面，人才却急缺，甚至可以打零分。而在这样的评价中，陈云站了出来。

陈云的女儿曾向媒体透露，她的父亲在当时虽然掌管着新中国的财政大权，可在他去世后，她才发现老父亲一生的积蓄不过两万，还都只是父亲生前撰写文章的稿费。权力总会滋生腐败，但陈云却用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克制了人性中的贪念，不仅没有贪污行为，还大力倡导反腐败。

陈云与邓小平密切合作，共同起草了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总体方案。他们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干预相结合的发展路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创了新的道路。

陈云被誉为财政"大将"，他在财政领域的卓越才干和深厚的理论造诣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财政政策制定中始终秉持稳健、可持续的原则，注重宏观调控和均衡发展，使得国家财政得到有效管理和运作，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动乱中的陈云

1966年8月，陈云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随着刘少奇受到批判而遭到康生的攻击。康生指责陈云与主席长期对立。会后，陈云与几位领导人被一同免去中央副主席职务。

不久之后，大字报上出现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造反派成立了批判陈云的联络站，要求将陈云拉出去进行批斗。幸运的是，在主席和总理的保护下，陈云得以幸免于难。

1968年10月，陈云由于被四人帮攻击和诬陷，第一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多亏有毛主席的特殊批示，他才得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身份。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攻击和污蔑，陈云再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成为35年来的首次。只有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他才被保留为中央委员。

面对逆境，陈云多次进行自我反思，但他始终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背离事实，更不打击同志。他利用一切机会抵制极左错误，尽力维护正义。

陈云对于袁血卒的学生受到污蔑时，持有坚定立场。他认为“黑帮”一词不可随便使用，不同意将袁血卒描述为叛党、叛国。他三次写信耐心劝导，改变了原本要打倒袁血卒的学生们的态度，他们要求将袁血卒视为革命领导干部。然而，陈云的这一立场遭到康生攻击，被指责为“又一次包庇”。

1971年9月，陈云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进行“蹲点”调查期间，虽然远离政治风云的中心北京，但他仍然关注国家生产。他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对国家的重要性，对于破坏生产的行为坚决表示反对。在当地两派群众聚众斗殴的时候，他也曾愤怒地表示打人是犯法的。

陈云在动荡的年代中保持了坚定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努力保护同志，维护正义。他的执着和不畏艰险的精神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于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总理向毛主席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主席的认可，因此，一部分长期被下放的老干部的处境得到缓解。

第二年春天，经中央批准，陈云得以返京。他在4月21日到达化工厂，与工人和干部进行了告别。

在上午，他还与工厂负责人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交流，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工厂的目标是进行生产，如果只进行革命而不进行生产，我们将如何生活？国民经济如何发展？国家如何进步？他强调提高效率和节约的重要性。

1978年4月24日，陈云回到北京后，经过六天的休整，他按照国务院的安排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园活动。这次活动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随后的7月，陈云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表达了希望能够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提议每年春秋两季前往基层进行调查的意愿。

他希望通过实地调研，更深入地了解基层情况，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提供更准确的依据。陈云的坚定决心和积极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于是在7月2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了陈云的请求。

接下来的几天，陈云与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人一起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这是陈云长期以来无法公开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后的一次重要亮相。令人瞩目的是，陈云的名字再次带有"副总理"的称号出现在报纸上，这标志着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回归。

陈云在特殊年代后期开展对外经济工作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当时的开放探索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合流，这些思想和实践迅速涌现出来，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

审判“四人帮”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路线方针，对于改革开放和整顿秩序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会中确定了对四人帮的公审形式和时间之后，面临着对于"两案"主犯的量刑问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

然而，由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叶群、林立果已经在叛逃途中坠亡于蒙古温都尔汗，康生、谢富治也已经病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他们不予起诉。因此，对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量刑问题成为当时最为关键的议题。

许多党内外的同志认为江青作为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她的罪行贯穿了文革十年，大批老同志受到了迫害，她的罪恶极其深重，许多人主张只有判处江青死刑才能平息人民的愤怒，因此主张立即执行死刑的声音并不少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广泛传播着江青将被判处死刑的小道消息。

然而，对于"两案"的审判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涉及政治因素的复杂议题。量刑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内外的政治影响，更关系到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长治久安。

1980年11月，在正式开庭之前，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量刑问题。会上有很多同志再次主张判处江青死刑，但陈云同志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并明确表示：

"不能处决，党内问题不能以杀戒来解决，否则后代将无法收拾！"

事实上，陈云同志本身也是受害者，他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在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稳定的重大问题上，他摒弃了个人的是非恩怨，以一个老一辈革命家的广阔胸襟和政治智慧，做出了理性冷静的个人决策。

在这次会议上，徐向前元帅也提出，从国内外整体考虑，建议不处决江青。

政治局初步采纳了陈云同志的意见，并遵循公开、公正的民主原则，在党内进行了小范围的投票表决。多次投票的结果显示，主张不处决的人稍微多于主张处决的人。

最终，政治局决定在量刑问题上不考虑立即执行死刑，并根据主犯的认罪表现在庭审中做出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之前，特别法庭组成合议庭，所有审判员参与评议并讨论了对10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两案"主犯的罪行异常严重，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必须依法严惩。

然而，考虑到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坚持少杀、慎杀政策对未来的影响，综合各方面因素，特别法庭根据法律作出了如下判决：

江青、张春桥作为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由于犯罪情节严重且态度恶劣，且当庭态度嚣张，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王洪文由于认罪态度较好，积极主动承认相关罪行，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姚文元作为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伯达同样作为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两案"公审在新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审判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界定了刑事犯罪与政治错误之间的界限，是维护法制、加强法制建设的司法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是依法办案的典范。

与此同时，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对内人民之间的矛盾不宜大开杀戒，不处决的处理方式在国内外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