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民初，为了寻求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途径，蔡锷努力研习王船山著作，并在王船山全民战争、军队建设以及战略战术等军事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新的历史时期的军事特点和要求，先后撰写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军事计划》等军事著作，在义务兵役制、军队建设、军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和主张，为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和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船山生于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曾于清军南下之际，毅然投笔从戎，与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在衡山举行武装起义，又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思想，对后世仁人志士产生了深刻影响。蔡锷就是其中之一。

蔡锷受王船山的影响最早应始于其15岁在时务学堂求学期间。在时务学堂的教习中，有盛赞王船山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的谭嗣同，有“服膺王船山之学说”的唐才常，他们“日以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之言论，启迪后进。又勉励诸生，熟读《黄书》《噩梦》《明夷待访录》《日知录》等书，时共研习，发挥民主民权之说而引申其绪，以启发思想，为革命之先导”，使蔡锷受到了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湘报》上发表《<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鼓吹变法维新的读史札记。

1900年，在日本留学的蔡锷跟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但起义失败，唐才常、林圭等20余名蔡锷的师友英勇献身。蔡锷侥幸逃回日本后，立志投笔从戎，走上了“流血救民”之路。在等待进入军校之期间，蔡锷帮助恩师梁启超编辑《清议报》，并先后担任《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的主笔。此时的梁启超正在研究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宋论》《黄书》等著作。受梁氏影响，蔡锷又比较系统地研读了王船山的著作，并从中汲取思想的养分。

1901年1月，蔡锷在《清议报》上发表《逆贼之砭》一文，高度评价了王船山的民族志节和学术思想：“吾湘王船山，身际明末，暨明鼎革后，志欲奋起而图恢复。然以举世无足与谋，遂筑高楼独居，终身不下梯而没。弥天之愤，莫解万一；冰雪之心，亘古郁郁，大可悲已。吾每读其遗书至议论纵横处，未尝不叹其志节之高迈，故识见所以迥异庸众也。”接着，他抄录了王船山《读通鉴论•孝武帝》一文中批论张岱的内容，“以为贼辈之砭，且以之励四万万之具奴隶性者焉”。

1903年1月，蔡锷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指出“湖南素以名誉高天下，武命自湘军占中原之特色，江、罗、曾、胡、左、彭沾丐繁多，人人固乐从军走海上，以责偿其希冀矣。文想则自屈原、濂溪、船山、默深后，发达磅礴，羊角益上，骎骎驶入无垠之哲界矣”，对于王船山、魏源等人的学术和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王船山对蔡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学界对此几无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从全民战争思想、军队建设思想以及战略战术思想等三个角度分析王船山对蔡锷军事思想的影响，以为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一 、全民战争思想

为了抵御清军入侵，王船山在《黄书》一文中提出了发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民战争的思想，并根据全国山川形势、地理气候、风土民情、经济资源等各方面的特点，指出全国“每一邑”“每一乡”，到处都有“娴熟精慓”“轻生乐祸”“耐劳奔险，乐死好斗”的各族人才，他们当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力量。朝廷应当把他们编为“府兵、彍骑、禁厢、卫所之制”的正规军队，实行正面防御，抗击敌人。同时，在敌人侵入祖国的内地之时，发动各地人民，“顾保其区”，利用他们“濒海习舟，依山习步”，熟悉家乡地形地物的有利条件，或“依寨步斗”“以寡击众”,或依靠自己的“桑弓毒矢”“劲弩药镞”“标枪、利弩、火器、革氂之资”等，村自为战，人自为战，全民皆兵，机动灵活地打击入侵者。

对于王船山这种全民战争的思想，熟读历史的蔡锷深以为然。他说：殷周时“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数万，可指顾而集”。汉代时，实行调兵制，“民年二十，三岁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御射，骑驰战阵，至六十五乃得庶民归田”。而北齐则推行“二十充兵，六十免役”之军制。但自“唐宋以降，始专用募兵，而国民皆兵之制扫地矣。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而中夏为墟，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异族所据”。

为了抵御东西方列强的入侵，蔡锷通过学习和参酌日本近代军事制度，将王船山当年提出的全民战争思想发展为全民皆兵思想。1902年，年仅20岁的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一文，主张在全体国民中普及军事教育，使“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这样，“即国家不置一卒，而外虏无越境之虞。偶有外衅，举国皆干城之选矣”。他强调指出：“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在此基础之上，蔡锷呼吁改革中国落后的募兵制，实行义务兵制。他指出：“自南非之战起，英人乃始知募兵之不足恃，于是改革军制之议，骚动全国，而英军不足畏之名，亦致暴露于天下。美国常备兵员为数虽寡，而当与西班牙构衅之际，英年子弟，争附军籍以临阵者，不可胜计。募兵与民兵之优劣，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在比较德、法、俄、意、奥、日、美等世界列强的全国人口数、现役陆军数额和战时人员数之后，蔡锷认为，“以中国人口之数而计，则现役陆军员应为四百万众，战时人员应在二千万以上。”他指出：“苟如斯，则虽倾欧、美、日本全国之师以加吾，自足以从容排御而有余裕。即使排闼外向，步成吉思汗之旧轨，横冲直闯，以与他族为难，恐巨狮爪牙之下，必无完躯者矣。”《军国民篇》在日本发表后，迅速传到国内。同年4月，北京《经济丛编》全文转载《军国民篇》，一时洛阳纸贵，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共鸣。有论者指出：“吾国‘军国民主义’之输入，以此为嚆矢。”日本人下河边五郎还将其与稍后蒋百里译注之《军国民之教育》合编为《军事编》，先后印行了七版，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13年11月，蔡锷入京担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将军府昭威将军、参政院参政期间，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军事研究之上，不仅与张绍曾、尹昌衡、蒋尊簋等青年军官组织军事研究所，讨论和研究各种军事与国防问题，还专门邀请外国军事家讲课，以提高军事学术水平。在此基础之上，蔡锷在好友蒋百里的协助下，撰写了《军事计划》一文，通过对1793年法国抗击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军战争、1813年普法战争等近代西方战争实例的分析，并从中国未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积极主张融合西方近代兵役制度长处和中国古代民军制、征兵制的精华，推行义务兵役制。他指出：“近百年来，为一切政治之原动，而国制组织之根本者，则立宪制度是也。为一切军事之原动，而国军组织之根本者，则义务兵役制也。新国家之有是二者也，犹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在他看来，义务兵役制与当时中国实行的募兵制相比，至少有两大好处：其一，“义务兵役者，聚国民而为一大团体”，使人人都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这样，一旦发生战争，就有充足的后备兵员予以补充。其二，是解决国家军费有限而又要训练出大量有水准的军事人员这个两难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实行义务兵役制，可以用“养一兵之费，更番而训练之，能者归之野，更易时新。以二年为期，则四年而倍。十年五倍之矣”。这样就能“以少数之经费得多数之军队，又能不失其精度是已”。所以，“佣兵者，以十年练一人而不足；征兵者，以一费得数兵而有余也”。基于此，蔡锷建议国家颁布有关法律，对兵役的种类和服役的期限作出明确的规定，并予以强制实施。他认为,“民非强迫不肯服兵役，国亦非强迫不能行征兵也”,建议国家法律具体规定：凡国之男子，除处重罪之刑者和残废者之外，自十七岁迄四十七岁，皆有服兵役之义务。他还认为，兵役应分为常备兵役、后备兵役、补充兵役和国民兵役四种。常备役七年，其中前三年为现役，后四年为预备役。现役者，自满二十岁者服之，征集于军队中受正规军事教育，三年后退归预备役，返之乡里，每间一年于农隙后召集复习，以备战时之召集。后备役十年，以满预备役者充之，战时在后方从事修铁路、占领地、守护兵站线、护送武器弹药、镇压土匪等工作。补充役十二年，以未能服兵役之壮丁充之，于农隙时征集并施以短期军事教育，战时视其年龄之大小，或编入守备队，用之于后方，或编入补充队，以为第一线伤亡病失之预备。国民兵役分为第一国民军，第二国民军。第一国民军，以满后备役及补充役者充之；第二国民军以其他未受军事教育者充之，当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兵力不敷之时召集之。等等。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征兵工作顺利进行，蔡锷还建议国家设立各级专门行政组织机构，具体从事义务兵的征集事务、召集事务和监视事务。此外，为了使义务兵役制达到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召之即至的效果，蔡锷还提出，国家要相应整理地方行政机关、改良军队教育和注重发展国民经济。

在中国军制发展史上，蔡锷是第一位主张并全面阐述义务兵役制度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于清末民初之际，继承和发展王船山全民战争思想，大力主张改革中国兵役制，并具体提出较为完整的义务兵役制度实施方案，对于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适应近代战争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在未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